洋鬼子搞不過義和團，義和團搞不過清政府，清政府搞不過洋鬼子！

洋鬼子搞不過義和團，義和團搞不過清政府，清政府搞不過洋鬼子！

19世紀末在華北大地上興起了義和團掃蕩“洋教”的疾風驟雨。

關於義和團的組織源流說法五花八門，有人說義和團起源於白蓮教，有人說義和團起源於天理教，還有人說義和團本名義和拳，又稱金鐘罩，是嘉慶年間白蓮教的餘孽。

義和團的組織形式早期以義和拳，金鐘罩，神拳、紅拳等為核心，這些拳會在18世紀末已成為秘密教門的分支，1989年10月3日趙三多在山東冠縣蔣家莊馬場祭旗舉事，打出義和拳的旗號，當時隨同起義的3000多人大多為梅花拳的習練者，大旗一舉，不滿洋人、洋教，不滿清廷統治的大刀會、紅燈照，綠燈罩等民間組織紛紛響應，依附於下。梅花拳也改成”神助義和拳“，此外山東單縣以劉士端為首的大刀會及洪拳會以與八卦教裡的坎、卦教MIGA交相融合，以山東長清縣朱紅燈為首的神權也以離卦教為依託，他們都不是純粹的民間習武強身組織而具有明顯秘密教門特徵，無論義和拳成員的籍貫、身份和組織教派，大多聚集在八卦教所屬的乾、坎二團的旗幟之下。乾團來自李外交，為什麼改離為乾？至今專家們也沒有找到準確的答案，等到1899年、900年義和團發展到極盛之時，華北各地，甚至南方各省打出義和團旗號的民眾組織鋪天蓋地。這些組織更多的沒有嚴格的教門教派的系統，各自扯旗為好，以洋人洋教為打擊目標，共同匯成反抗列強侵略的滾滾洪濤。

義和團不僅組織源流複雜散亂，而且西洋的神靈千奇百怪，據學者統計有七八十種之多，從玉皇大帝，張天師，黃田霸，張國老、呂洞賓，鐵柺李、托塔天王、哪吒，楊二郎，孫臏，李白，諸葛亮，關羽，趙子龍，岳飛、武松、林沖一直到孫悟空，都是義和團民供奉的神靈，孫悟空的形象婦孺皆知，他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一根金箍棒橫掃妖魔鬼怪，神通廣大機智靈活，天不怕地不怕，很得青少年的羨慕崇拜，如果有他的保佑，用他的本事來對付欺壓中國人的洋鬼子，那是多麼解氣提神的痛快事兒啊！

自認為有神靈保佑的義和團，又有習武強身的訓練，因此號稱“刀槍不入”，敢於以血肉之軀去迎戰侵略者的洋槍洋炮，這種英勇無畏的行為，固然是仗著愛國主義的崇高精神支撐，但同時也受落後愚昧的文化程度所限，在與各國聯軍的實際交火中，義和團近乎瘋狂的人海衝擊，確實給了洋鬼子以驚心動魄的震撼，但同時也付出了非常慘重的傷亡代價。

義和團打出的口號種類繁多，原因之一是各地區之間組織不相統一，往往各行其是，原因之二是因為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不斷調整變化，所以義和團對應的口號也就隨之改變，今天我們從歷史記載裡可以看到的，既有扶清滅洋、興清滅洋、保清滅洋、順清滅洋、舉清滅洋、助清滅洋，也有掃清滅洋、保清滅洋。

實事求是的說，在來源龐雜，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一般義和團，民眾心目中這些口號裡的“清”，可以是指中國也可以是指滿清政府，其實並沒有分得很清楚。需要分析的是當時義和團愛國情懷和英雄精神的時代特點和鬥爭水平。義和團將打擊的目標鎖定在一切與洋有關的對象，如洋人、洋教、洋貨，他們稱洋人為“洋毛子”，稱信奉洋教的中國信徒為“二毛子”。各地義和團散發的揭帖、傳單，號召人們“先拆電線，次毀鐵路，最後殺盡洋鬼子”，“燒鐵鐵道，拔電杆，海中去翻火輪船”，“先將教堂燒去，次將電線杆毀盡，郵政、報房、學堂，自當一律掃盡”。如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掃蕩一切帶洋字的物件，當然不能說是理性思考指導下的革命行為，至於隨意打死傳教士及信徒圍攻各國駐華使館，更是違背近代國際公法的愚蠢行動，我們今天不應該一律在愛國主義的標籤下簡單的為其唱讚歌。

義和團不乏愛國熱情犧牲精神，但是沒有起碼的政治經驗，沒有必要的權謀觀念，沒有嚴格的紀律組織紀律，也沒有基本的軍事常識和系統的軍事訓練，因此在與洋鬼子清政府的力量博弈中實際處於最為不利的地位。

19世紀末義和團運動的興起，主要是在山東、直隸兩省，由於西方教會勢力在這一區域的擴展，教民衝突日益尖銳激烈，1899年全國發生教案173起，其中發生在山東的就有121期，1899年秋，因為紀毓賢之後就任的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極力鎮壓，義和團在山東的發展一時受阻，而直隸的義和團則蓬勃紅火，尤其是以保定府所屬忻城縣板家窩白家溝為中心的所設立的各團成為義和團大發展的標誌，這些拳團多成立於1899年，1990年之間，到了1990年春夏之交，它們沿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向東，沿大清河向靜海、天津擴展，一是向北，往定興、涿州推進，最後進入北京、山東直隸兩地，地方官員對待洋教的態度，對於義和團的走勢至關重要。

直隸總督裕祿是個很會做官的人，他剛剛30出頭就當了安徽巡撫，成了省級大員，此後又當過四川總督，軍機大臣，禮部尚書。他一路官場春風得意，靠的就是察言觀色，莫凌兩可，戊戌政變以後裕祿接替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義和團興起，他起初是主張剿滅的，但是看到中央政府內極端“仇洋”的剛毅等人的態度，生怕自己的做法得罪了上方，於是便不聲不響打起了啞謎，對直隸各地的起義，持不聞不問，聽任放縱的態度，既不採取任何措施，也不向朝廷彙報，等到朝廷從其他渠道得知義和團與教會教民矛盾衝突日益尖銳，命令各地設法平息的時候，他才裝模作樣的告示教民雙方務必各自安分守己，盡釋前嫌和睦相處，這樣空洞無力的官樣文章，當然沒有絲毫的效果。

1900年5月，義和團運動進入最高潮，不僅在廣大農村，就是北京天津城內，也成了義和團的天下，面對滿城滿街砸洋店，怒殺“洋毛子”和“二毛子”的義和團，裕祿乾脆緊閉總督衙門的大門，既不干預義和團的行為，也不盡力與在天津的列強勢力接觸談判，聽任事態的急劇發展，他在給朝廷的報告裡輕描淡寫的說，我聽法國領事講列強這次從天津調兵向北京進發，並非是與中國政府作對，而是想保護在京的洋人，再說他們派出的軍隊人數也不多，我已經盡力勸阻了，但是他們不聽我也沒有辦法。

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變化也直接關係到義和團運動的發展走勢。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政策一直處在左右搖擺之間，但也有基本傾向調整的線索，大致說來，1900年1月之前是以“扶綏彈壓，消患未萌”為主，此後到6月是強調“匪”與“會”。

6月上中旬義和團大批湧入北京，其中既有來自直隸保定府和天津方向的，也有來自山東的老團，從人數上看山東老團並不佔優，但是其號召力最大，影響最廣泛，清政府決定招撫成團以抵禦洋人的決定頒佈後，北京城裡的乾、坎二團被通知到忠王府登記報道，名義上歸莊親王載勳國公載瀾指揮，至於具體的人數沒有確切的記載，有人說二三十萬人，也有人說多達50萬之眾。

6月以後清政府的政策改變，為招集成團借五借御外侮，6月16日慈禧太后命令抗議，和董福祥將義和團民中的年輕精壯者招募成軍，嚴加約束，作為抵禦列強的藉助力量，6月21日隨著朝廷對列強和公開宣戰的詔書頒佈，這一政策頒行全國，最先想出這一招的是刑部尚書趙舒翹和舜天府尹何乃盈。

6月16日起，慈禧太后連續四次召集御前會議，討論研究“戰”、“和”問題，實際上也是研究對義和團的剿撫問題，在7月16日的會議上，兩種意見爭論激烈，但未做決定，不過會後慈禧太后即下令剛毅和董福祥，著手招募義和團，做好與洋人開打的準備。

6月17日下午和18日御前會議繼續舉行，此時的慈禧太后滿心惱怒的是洋人欺負得太狠了，必須要出這口惡氣，雖然究竟對不對列強開戰還下不了決心，但是改變一味鎮壓的辦法，改為利用義和團的勇敢和蠻力給洋人一點苦頭吃的想法逐漸佔了上風，她對大臣們說：現在是洋人在挑釁，如果乖乖聽話將天下拱手讓出，我將死無面目見列祖列宗，就是要天下，也要先打一仗再送吧。

6月19日20日形勢急劇發展，大沽炮臺陷落，奉命前往天津方向勸阻各國聯軍段那桐遭到義和團的阻攔，根本沒和洋人照面就狼狽退回北京，而在天津城內義和團民與部分清軍官兵圍攻紫竹林，租界的戰鬥已經打響，天津完全進入戰鬥狀態。

義和團採取中國傳統的火攻戰術，從東西兩面夾攻使館區，完全燒燬了比利時，奧地利，荷蘭意大利四國使館，僅僅一天時間就突破了聯軍的第一道防線，也就在這一天，直隸總督裕祿在給朝廷的報告裡掩蓋了大沽炮臺已經失守的消息，反而謊稱天津一代中國軍民連獲大捷，正式請求朝廷招撫義和團，公開與洋人血戰到底，此時朝廷內部的主戰派正等著此類捷報作為依據，以便鼓勁打氣，最後與洋人徹底攤牌，所以收到裕祿的報告後，如獲至寶，像打了雞血一樣亢奮不已，於是朝廷通令嘉獎裕祿，還賞給他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

慈禧太后做最後決斷的時候到了，他的分析是如果聽見任洋人擺佈自己的地位，將傾刻顛覆，而利用朝野上下強烈的仇洋心理，給洋人人一點顏色看看，起碼可以暫時保住自己的權勢和朝廷臉面，至於打起來之後的結果，雖然沒有必勝的把握，但到時再想辦法挽回也還來得及，在此之前中國不是已經和洋人打過多次嗎？輸了自有輸了的辦法無非是割地賠款嗎？她對大臣說：你們都聽到了，我為了江山社稷的安危，在與洋人開戰，萬一仗打不贏，江山社稷依然不保，今天你們都在場，都知道我的苦心，不要說是我一人葬送了祖宗留下的基業。

6月21日，慈禧太后決定宣戰，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佈的宣戰懿旨，頗有幾分悲壯色彩，聲稱“泣涕以告先廟，康慨以示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不如奮起抗擊，與列強一決雌雄。宣戰諭旨還特別點名直隸山東和京師地區自動聚集的數十萬義和團民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忠誠力量，朝廷憑藉天理，依仗人心，：何難剪彼兇焰，張我國威“。

慈禧太后決定向列強宣戰，架勢倒是拉的挺足，他命令直隸山東山西及東北各省的地方官員迅速召集義和團民，發給錢餉、軍械，或固守地方或馳援京師，同時還不斷向圍攻使館區的清軍各部和義和團民發放賞銀，鼓勵他們感激圖報，共建勳勞，7月28日一號慈禧太后又下令處死了總理衙門大臣徐景橙、兵部尚書徐用儀。

在擺出強硬姿態的同時，慈禧太后也不忘運用委婉的外交手段，預留打不下去時的後路，6月29日她電令駐外使臣負責向各國政府解釋，現在直隸山東兩省的亂黨已融成一片，不可開交，朝廷不是不想痛剿這些亂黨，但是擔心操之太急激起更大的災禍，中國再自不量力，也不至於愚蠢到利用亂民與各國同時開戰，此中的深意，還望各國能夠體諒，慈禧太后讓使臣們給各國一顆定心丸，清政府一定盡力保護使館的安全，對於亂民，將想方設法尋找機會自行承辦，在北京裕祿奉太后之命，每天派人派車給被圍困的使館送去米麵肉菜，甚至關懷備至，連降溫的西瓜冰塊也同時奉上。至於圍攻使館區的戰鬥，則是雷聲大雨點小，看起來打的熱鬧，實際當了縮頭烏龜的洋人們，並沒有感到多大的壓力，榮祿指揮的武衛軍一方面拒絕董福祥的20軍借入大炮的要求，另一方面卻暗中接濟軍火給使館守軍，對於義和團的勇猛攻擊更是多方行走，這其中的奧秘，用慈禧太后自己的話說就是：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處處都留這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

慈禧太后給洋人處處留著餘地，可洋人卻一點兒也不領情，其實還在清政府公開對列強宣戰之前，各國聯軍對華軍事行動已經全面展開，真槍真炮一起上，無所不用其及，佔領天津、北京沒有一點假的意思，力量強的洋鬼子在真打，力量弱的清政府在假打，就苦了夾在當中力量不強還是真打的義和團。

從7月6日

這時護衛京師的清軍各營有10萬餘眾，本可與敵大戰一場，但是由於各部不相統屬，沒有統一指揮，雖然也有將士英勇抵抗，終究無法阻止聯軍兵臨城下，曾在山東巡撫任上支持義和團抗擊洋人、後任長江巡閱水師大臣的李秉衡，此時正由江蘇率兵北上勤王，他對慈禧太后說與列強之戰，最後必定會歸於和，但是求和必先一戰，“臣請赴前敵一戰”，李秉衡的主意很對太后的心思，於是被任命幫辦吳衛軍軍務，結果李秉衡敗走通州。又羞又愧於8月11日，服毒自盡。

8月13日，英美侵略軍抵達永定門外，日軍也在朝陽門與東直們之間發起攻擊，義和團完全沒有重武器，無法組織有效防禦，清軍各營除了董福祥的20軍稍作抵抗外，其餘神機、虎神、武衛各營，名稱雖然威武，實則膽怯如鼠，或不戰而逃，或一觸即潰，8月14日上午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及皇族大臣倉皇逃亡，出德勝門，過居庸關，逃亡太原，最後跑到西安。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給士兵放假三天，聽任公開搶劫，隨意射殺無辜百姓，傳教士和教徒成為他們施暴的嚮導，經常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雖說各國分區佔領北京各區，並約定不佔領紫禁城，以示依然承認清政府的合法地位，但是紫金城內的皇宮絕世珍寶還是被洗劫一空。

慈禧太后外強中乾的宣戰再也支撐不下去了，她只有回過頭來用主戰派大臣的頭顱和無數義和團的幸運換取洋人的寬恕，9月7日她在逃亡西安途中聲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始”，又怪罪主戰派大臣，“諸王大臣縱容拳匪，啟釁友邦”，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遵照她的旨意，各地清軍開始鎮壓義和團民。在河北滄州。清軍一次就屠殺義和團民3000之眾，在直隸布政使廷雍奉朝廷之命，竟然為八國聯軍討伐義和團打前站。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在自己的日記裡記載：當聯軍前進之際，常常發現中國軍隊與全隊相戰之遺蹟，各個城鎮入口之處，多懸已斬拳隊領袖之頭，以歡迎聯軍。

聯軍到達保定，廷雍打出白旗，開門迎接驕橫的侵略者，對於卑躬屈膝的投降者絲毫也不憐憫，他們以縱容義和團為名逮捕廷雍等官員，殘忍的將他們槍斃並梟首示眾，各國經過磋商，向清廷提出必須處以死刑的失意名朝廷大員名單，慈禧太后為了報答列強，同意保留自己名義上的統治地位之“恩”，全盤接受，對這些大清王朝的忠臣大開殺戮，或斬首，或令其自盡或充軍新疆，對於已經病死的剛毅，也剝奪其生前所有官職，以示懲處。慈禧太后動搖多日，一時激憤，貿然宣戰，慘敗之後卻保留了名義上的國家統治權力，沒有被列強徹底拋棄，這看似詭異的結局，實際上與各國之間的利益算計，勾心鬥角直接相關。

甲午戰爭以後列強在華勢力大增，特別是日本後來居上，大有壓過英美等老牌帝國的價值，在這種形勢下，英國只得調整自己的在華政策，既然獨霸不成，那麼搶奪最富庶的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就成了當務之急，但是你想得美，可惜人家不幹，德日法美紛紛擁擠了進來，另一方面德國英國處心積慮向北京周圍的直隸地區伸手，抵禦野心勃勃的俄國勢力進入關內，這又大大得罪了俄國，英俄兩國成了中國宴席上最猴急的搶食客，兩國為了爭奪對清政府的控制權，事事做對，你主張這樣，我偏要那樣，甚至為此極力干預清朝最高統治集團內部帝、後兩黨之間的矛盾利害衝突，這種強盜之間因為分贓不均而大打出手的架勢，成了義和團運動最終結局的重要國際背景，也是左右朝廷內慈禧太后等實權人物，決定自己在整個義和團運動期間對列強方針帶強烈刺激因素。

1900年底，列強出於各自在華利益的考慮，經過反覆爭論妥協，最後達成一致，保持清政府的合法地位，迫其乖乖就範，門戶開放各國利益均沾，在此基礎上列強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和議大綱12條，慈禧太后看到大綱條文，喜出望外，說各國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真是開恩，作為報答，她宣佈朝廷今後對列強的態度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列強不割中國之地，是因為各地很難擺平各國的利益爭奪，但他們獅子大開口，絲毫不體諒中華之物力，提出四億五千萬兩百元的天價賠款，要求40年付清，加上利息高達9億8200萬兩，慈禧太后用中國人民幾十年才能創造出來的財富，向列強買來了自己的統治寶座。

義和團以“洋人”、“洋教”為掃蕩的目標，當然被列強視為“暴民”，必須剷除乾淨而後快，而在慈禧太后清政府的眼裡，義和團才可以利用時，是多方獎賞的忠心耿耿的“壯士”，而在利用不了或者不須利用時又是痛加圍剿的土匪，究竟如何評價義和團運動，在學術界也呈現出“翻燒餅”式的反覆，有時它與太平天國、辛亥革命一道被譽為晚清的三大革命高潮，有時他又貶低為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封閉保守愚昧的集中爆發。

讓我們聽一聽一個當事者的認識和評判。

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時，一個洋人正躲在其中，他就是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圍牆外義和團震天動地的喊殺聲陣陣傳來，赫德很是驚嚇了一陣，但是很快他就明白了，清政府絕對不會允許義和團真的打進使館大門，要了他們的性命，於是獲得安安穩穩的坐在使館裡靜候事情的和平解決，同時還寫下了好幾篇評論義和團運動的文章，赫德分析義和團興起的原因，既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中國沿海對列強開放通商，造成大運河兩岸大批勞動者失業，土地掠奪造成農民失地淪為饑民，外國傳教士來華，在異域傳播英語宗教的同時也埋下了與中國傳統宗教衝突的禍根，尤其是部分教士依仗不平等條約規定的治外法權，鄙夷中國傳統，橫行霸道，教民依靠教會的庇護為非作歹，這些都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恨和反抗，赫德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雖有官府的煽動，但本質上更是中國老百姓民族感情的天然流露和正義表達，總之義和團運動純粹是愛國的志願運動，它的目的是想用中國人的辦法讓中國強大起來，義和團沒有成功，但是從中國人探索強國之路強國之方的角度看，他也不能說是完全的失敗，赫德說的對不對，我們可以思考，可以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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