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在馬勒逝世30年時，世界上也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作品。
馬勒說：“我指揮是為了活著，而我活著是為了作曲。”
伯恩斯坦說：“我希望將來你們不要因為我指揮的成就而想起我，我希望你們是因為我的作品而懷念我——而且不僅僅是因為那部《西區故事》。”
在他逝世近30年後，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還是更熟識作為指揮家的伯恩斯坦。回想在馬勒逝世30年時，世界上也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作品。後來，伯恩斯坦的指揮和解讀掀起了馬勒復興的浪潮，其交響曲錄製的數量甚至一度超過了貝多芬。未來會有一位指揮家站出來讓世人瞭解伯恩斯坦的作品嗎？目前看來，沒有這個可能。很少有指揮家能夠真正消除人們對一位作曲家的成見。
指揮家伯恩斯坦出道時幸得三位指揮大師相助。
忘年交：米特羅普洛斯（1892-1960）。伯恩斯坦還在哈佛大學讀本科時，就與這個希臘人頻繁來往。兩人皆為同性戀。伯恩斯坦早年不用指揮棒，晚年以絃樂隊的編制演奏貝多芬《第十六絃樂四重奏》，皆為步其後塵。1958年，伯恩斯坦接任其紐約愛樂樂團音樂總監的職位之初，兩人還共同率團赴南美巡演。
碩導：萊納（1888-1963）。伯恩斯坦在柯蒂斯音樂學院讀指揮專業碩士時的啟蒙老師，以嚴厲著稱，只有伯恩斯坦在他這裡得到過滿分成績。他的指揮風格謹慎剋制，伯恩斯坦在他面前動作規矩，一到學院外就手舞足蹈。
乾爹：庫塞維茨基（1874-1951）。與伯恩斯坦同為來自東歐的猶太人，父親般的角色。伯恩斯坦22歲時加入庫塞維茨基在坦格伍德音樂中心的指揮班，其指揮生涯的第一場音樂會和最後一場音樂會都在坦格伍德。
有這麼多貴人相助，加上自身對音樂的巨大熱情，伯恩斯坦在碩士畢業之後任紐約愛樂樂團的助理指揮，進而在25歲上演了臨時救場指揮紐約愛樂樂團的傳奇故事。這位年輕人走上卡內基音樂廳的舞臺，成功指揮了瓦爾特原定的全套曲目，一夜成名。伯恩斯坦隨即辭去了名團助理指揮的職位，轉而擔任新成立的紐約市立交響樂團指揮，他需要擁有決定演出曲目的權力。
美國的歷史文化並不長，直至20世紀中葉，美國聽眾還是更信任來自歐洲的古典音樂家。然而在1953年，伯恩斯坦成為第一位登上斯卡拉歌劇院的美國指揮家。1958年，伯恩斯坦正式出任紐約愛樂樂團的音樂總監。在他18歲時，科普蘭曾預言：“你會在40年後成為紐約愛樂樂團的音樂總監。”科普蘭還是保守了，40年後的伯恩斯坦早已辭去了這個職位。
作為指揮家的伯恩斯坦至少有五大貢獻。
第一，推動新作品首演。伯恩斯坦像導師庫塞維茨基那樣不遺餘力地將20世紀新作呈現給聽眾，他尤其注重推廣艾夫斯、格什溫、科普蘭、哈里斯、闢斯頓、威廉·舒曼等美國本土作曲家（當然還有他自己）的新作。如果僅僅是興趣使然，他不會持續多年首演並委約沒有市場的新作。顯然，有一種歷史使命感推動著這位指揮家向世人推介鮮有人問津的同時代作品。早在哈佛大學讀本科時，他就深入思考過美國到底是什麼，最終寫出論文：《美國音樂對種族元素的吸收》（The Absorption of Race Elements into American Music）。1951年，伯恩斯坦指揮首演艾夫斯的《第二交響曲》，這部作品已寫完半個世紀，臺下聽眾卻是第一次聽說這位美國現代音樂的開創者。貝里奧的《交響曲》標誌著後現代音樂的開端，他將此曲題獻給伯恩斯坦再合適不過。馬勒作為後現代音樂的源頭，在這部作品的夢境中復活。
第二，寓教於樂。20世紀中葉的美國古典音樂市場並非蒸蒸日上，年輕一代的聽眾需要有人引導走進音樂廳。伯恩斯坦帶領紐約愛樂樂團與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合作，為青少年錄製了十餘年的音樂教育節目，一方面帶動了美國古典音樂產業，另一方面也給樂團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收益。伯恩斯坦是這個星球上最棒的音樂演說家，他擁有猶太教拉比般的天賦，講解音樂時親切幽默，邊講邊彈，還有頂級樂團“任他擺佈”。1973年秋，伯恩斯坦在哈佛大學諾頓講壇發表了六次演講，標題借用艾夫斯的曲名“未被回答的問題”，涉及從語言學到現代音樂的危機等深度論題，滔滔不絕之餘還現場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直至生命末年，他將坦格伍德音樂節的教學模式推廣到東方，日本札幌建立的太平洋音樂節興盛至今。
第三，復興馬勒。為什麼是伯恩斯坦顛覆了世人耳中的馬勒？之前如克倫佩勒、瓦爾特、米特羅普洛斯都是詮釋馬勒交響樂的權威，他們甚至是馬勒的同時代人。伯恩斯坦從沒見過馬勒，反而能夠以當代人的視角解讀馬勒，又或者，他相信自己就是馬勒的化身。他和這位先知有著相似的身份：同為在世時不被認可作曲成就的指揮家，同在不惑之年擔任紐約愛樂樂團音樂總監，最重要的——同為猶太人。伯恩斯坦用一整部紀錄片的長度解讀馬勒在背棄猶太教之後，如何將對於猶太信仰的歉疚感置於音樂作品中。他到曾將馬勒排擠走的維也納愛樂樂團做客座指揮，發現那裡的樂手依然在抵制馬勒。“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可是你們自己城市的作曲家！”在伯恩斯坦的“強迫”下，維也納愛樂樂團終於爆發出了最震撼人心的馬勒交響，並重新豎起了當年被希特勒推倒的馬勒雕像，他甚至率領這個樂團赴以色列演出，標誌著德奧人對猶太人的一次致歉。
第四，音樂使者。就職紐約愛樂樂團音樂總監後，伯恩斯坦立即率團全球巡演，甚至穿過“鐵幕”訪問冷戰對手蘇聯。要知道，美國聯邦調查局在50年代一直將他列入親共名單，伯恩斯坦為此寫過長篇自辯書。他帶去了在蘇聯被禁演的《春之祭》以及艾夫斯的《未被回答的問題》，還探望了剛剛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帕斯捷爾納克。這位正在被蘇聯官方封殺的作家在聽了他指揮的音樂會後感嘆：“感謝您將我們帶到了天國，只是現在我們要重新回到地上了。”1989年聖誕節前，在被推倒的柏林牆下，伯恩斯坦指揮來自東西方陣營的音樂家共同上演了兩場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並將席勒的詩詞“歡樂頌”改為“自由頌”，這是一次著名的音樂事件，也是政治事件。
第五，挖掘新秀。由伯恩斯坦直接提攜而成長起來的年輕音樂家不計其數，他以廣泛的影響力和巨大的熱情感染了一代人。1962年，在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的籌建晚宴上，伯恩斯坦向大家介紹了一個7歲的小男孩，他抱著幾乎和自己一樣高的大提琴技驚四座，包括肯尼迪夫婦在內的聽眾都鼓掌喝彩。這個男孩名叫馬友友，當時還是大提琴家卡薩爾斯新收的愛徒，後來是眾多“伯恩斯坦獎學金”獲獎者之一。再如，年少成名的日本小提琴家美島莉，當年正是在伯恩斯坦的指揮下，完成了“15歲的女孩用三把小提琴征服坦格伍德”的傳奇故事。國內樂迷較為熟知的阿巴多、小澤征爾、托馬斯、梵志登、帕沃·雅爾維、大植英次、阿爾索普、布隆斯泰特等指揮家，都曾在出道之時受到伯恩斯坦提攜。
1990年10月9日，伯恩斯坦聽從醫生的建議，宣佈徹底從指揮台上退出。第二天，他收到同輩指揮家索爾蒂的一封信：“親愛的萊尼，昨天你宣佈退休，我感到非常遺憾，我只想讓你感受到我最溫暖的思念和支持，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
伯恩斯坦的生命充滿人性的光輝，他留給這個世界的遺產無法估量，這從今年形形色色的紀念活動中可見一斑：音樂廳和劇院分別上演他的交響曲和音樂劇（後者依然更受歡迎），Sony和DG兩大唱片公司出版他的錄音全集，其系列音樂講座剛剛譯介到國內，黑白影像絲毫不影響演講形式與內容的超前性。這些熱鬧非凡的紀念場面不禁讓人想起十年前——卡拉揚的百年誕辰顯得過於單一嚴肅。這兩人的世界宛若冰火兩重天。
卡拉揚有著德奧人士特有的嚴謹特性，姓名中的“von”也昭示著他是貴族的後代。伯恩斯坦則是熱情奔放的美國人，出身平凡，庫塞維茨基甚至曾建議他把猶太姓氏改掉，以免出道之初就被人歧視。
卡拉揚是孤家寡人一般的帝王，伯恩斯坦則是朋友滿天下的凡人。卡拉揚的指揮風格冷酷嚴苛，要求樂手做到自己想要的每一個細節，直到年老眩暈時才睜開他那緊閉的雙眼。伯恩斯坦則徹底將自身投入到指揮動作中，觀眾會被這個滿頭大汗、手舞足蹈的“瘋子”深深感染。有人說：“卡拉揚製作音樂，而伯恩斯坦就是音樂的化身。”
卡拉揚任柏林愛樂樂團音樂總監長達33年，直到死去的那一刻才放下權力。他像前任指揮富特文格勒那樣，因早年與納粹有染，在“二戰”後遭受過審查和抵制。伯恩斯坦任紐約愛樂樂團音樂總監11年後主動卸任，原因是想要有更多時間作曲——剛過50歲的他，想起馬勒正是死於這個歲數。然而，之後伯恩斯坦從未真正離開過指揮台，他享受在聚光燈下的感覺。伯恩斯坦的朋友常講一則笑話：怎樣才能讓他寫一部偉大的美國歌劇？只要租下卡內基音樂廳，裡面坐滿伯恩斯坦的粉絲，他在鋼琴前寫完一段，博得全場掌聲，然後他會再寫下一段。
兩人之間幾乎沒有交流，也從未邀請對方指揮自己的樂團，當時的人們自然會將他們視作歐美指揮領域的兩大競爭對手。不過，英雄的內心深處總有惺惺相惜。卡拉揚逝世後，伯恩斯坦在維也納排練時，提出演奏一曲悼念逝者。
無論如何，我們應當慶幸，這兩位大師以迥異的方式追求著各自的美學極致，使古典音樂文化趨於衰落的20世紀得以留存下許多偉大的聲音。
鄭明勳曾如此解釋指揮的藝術：“指揮終其一生，就是在學習如何畫圈，因為所有的節拍都可以合到一個圈裡，不同的指揮家在其中會給出不同的細節手勢。伯恩斯坦的那個圈總是包含很多細微的提示，因為他對音樂的感受太過於豐富。”
如果人的一生也是一個圈，伯恩斯坦畫出的軌跡一定無比厚重。他如飢似渴地感受這個世界，也毫無保留地將自己饋贈給這個世界。
附註：本文整理自作者今年在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紀念伯恩斯坦講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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