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者
黃仁宇，美國華裔歷史學家，師從余英時，以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而為世人所知。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暢銷書。
關於本書
萬曆十五年間，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的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這句話很好地體現出了黃仁宇“大歷史觀”，也就是：歷史並不是一人一時，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繫的。而要發現這種聯繫和規律，就不能拘泥於單獨的大小事件，必須將它放在大視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第一部分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人，張居正。我們都知道，張居正是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那他為什麼要改革呢？
我們都知道，萬曆皇帝是明朝倒數第四位皇帝，亡國之君崇禎是他的孫子。而明朝在萬曆去世後二十多年就滅亡了。雖然我們不能說，明朝的滅亡跟萬曆皇帝有什麼直接關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萬曆登基的先後，明朝已經陷入很多困境。比如說，在軍事上，明朝政府至少要花費很大精力來應對兩個方向的敵人，分別是北方的蒙古、東南的倭寇。在經濟上，明朝政府已經陷入經濟倒退和財政赤字，朱元璋時期，農業稅收將近三千萬石。而到了明朝中後期，一年農業稅收還不到2300萬石。
也就是說，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明朝的農業稅收居然下降了23%。收入少了，開銷卻也越來越大。以官員數量為例，朱元璋時全國只有不到三萬名官員，到了萬曆年間，全國有八萬多。而且，這八萬人的實際收入，比朱元璋時期的官員要高多了。這樣下去怎麼能行呢？
所以，在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掌握最高行政權之後，就開始改革。
改革過程比較複雜，簡單來說主要是兩條。一是整頓官吏，也就是對官員進行績效考核，不合格的就淘汰。二是對土地進行管理和監控，比如丈量土地、清查流民，說白了主要就是打擊偷稅漏稅。因為當時很多土地被隱匿，人口屬於黑戶，政府收不上來錢。同時，張居正的改革還涉及軍事方面的嘗試，不過這一部分的主角是戚繼光，我們後面會講到。
一開始，改革也很有成果，讓國家有了十年的糧食儲備。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這種大好局面，隨著張居正的去世，就人亡政息了。不光是這樣，連張居正本人也遭到清算，家產被查抄，兒子也被迫自殺。而主要推翻張居正的，就是張居正的學生萬曆皇帝本人。為什麼會這樣？解釋有很多，最廣泛的說法，就是張居正的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遭到報復。但在黃仁宇看來，事情沒那麼簡單。根本原因是，張居正的改革內容，和傳統中國的固有國家邏輯相沖突。
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們先來看，傳統中國的固有國家邏輯是什麼？
今天我們都說中國幅員遼闊，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如何治理這麼大的國家，是一件很頭痛的事情。古代中國雖然被稱為是“中央集權”甚至“專制”，但是你想，比如說，雲南的一個縣，距北京兩千公里，就算六百里加急快馬，一來一回也要幾個月時間。所以皇帝就算再神通廣大，也不可能掌握那個縣和縣令的具體情況，何況全國這樣的縣有一千多個。
也就是說，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其實整個國家，在今天看來屬於半失控的狀態，否則也就不會出現我們剛才說的，稅收收不上來的情況了。不光明朝是這樣，以往的朝代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分裂其實就是中央對地方徹底失控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維持國家的基本統一和治理，只能依靠官員的個人素質。而中央政府能做的，就是要不斷地強化和提高天下人，尤其是讀書人的精神自覺，也就是道德。這就是為什麼古人記述歷史的時候，會對人物進行道德臉譜化的原因。也就是說，傳統中國只能以“忠”“孝”“敬天”“法祖”這樣的抽象原則指導整個社會，而實際操作還是依賴個人。
這就產生了一個後果，就是道德成了至高無上的話語，只要遊離於道德之外的事或人，主流社會都是不接受的。注意，傳統中國的道德標準，其實已經超過了一般的社會標準。比如說，二十四孝裡的很多行為是反人性和沒有必要的。因為人們認為，只有用超高標準去要求，人們最後才能做到一般水平。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期望人人是海瑞，但至少要保證，大多數人不是和珅。所以，當王安石提出政府向老百姓提供貸款的時候，司馬光會堅決反對。名義上是說“政府不能與民爭利”，實際上是在說“官員不能與民爭利”。儘管實際上與民爭利的官員大有人在，但是這個道德的口子不能開。
知道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再來看張居正。張居正改革，表面上看，就是進行制度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有很高的技術性要求，比如說對官員的績效考核。表面上看，就是給各個官員設定任務，讓他們去完成，但是，怎麼對任務進行合理化的制定，既沒有統一的標準，也沒有有效的調控，很容易死板僵化。比如，一年要抓幾個罪犯，要收多少稅。所以，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很多任務實際上是通過“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比如，為了湊數，把沒有犯罪的人抓起來，或者強制收稅等等。
再比如，張居正要重新丈量全國的土地，很多官員為了彰顯政績，就虛報土地數量。這樣一來，多出來的坑，就是老百姓去填。也就是說，張居正推行改革，雖然初心是好的，方案也基本沒問題，但問題是，在技術條件沒達到的情況下，作為改革的總負責人，他也沒有辦法掌握和控制改革的具體情況和操作，也就是黃仁宇在書中說的“數目字管理”，而這就一定會引起其他的社會問題。再加上他既然要“改天換日”，就免不了要專斷獨權，培植自己的黨羽，甚至勾結宦官。但這一系列行為，傳統的道德體系是不能接納的。
所以我們看，在這樣情況下，張居正日後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第二部分
好，這就是我們說的第一個側影，張居正。下面我們來說第二個側影，就是史上最牛的罷工者，萬曆皇帝。
之所以說萬曆皇帝是史上最牛的罷工者，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居然三十多年不上朝，算是創了歷史之最。那麼他為什麼這麼做呢？過去，我們一般的印象就是，他是個昏君，只知道享樂貪財，說他只會坐在龍床上數錢，甚至有一條腿都有些殘廢。但其實，萬曆皇帝並不是一個昏君，有一件事能證明這一點。
1592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之後，對朝鮮發動了侵略，朝鮮嚮明朝求救。當戰報送到北京之後，很久不上朝的萬曆皇帝突然出現，力主派兵支援朝鮮，甚至主動表示，願意自己掏腰包出軍費。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作為一個皇帝，萬曆有他的擔當和決斷。
那既然這樣，為什麼他會長期罷工呢？在黃仁宇看來，萬曆這是在用不上朝的方式表達自己不滿。那他的不滿又是什麼呢？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不能讓自己喜歡的兒子成為太子。既然身為皇帝，怎麼會有他幹不成的事呢？而且這件事看起來還是他的家事。
這就涉及到我們對“皇帝”這兩個字的理解。在一般印象裡，皇帝就是大權獨攬的統治者，想用誰用誰，想殺誰殺誰。這是一種誤解，面對這麼大一個國家，無論是打天下，還是治天下，皇帝都不可能一個人完成，他需要合作者。打天下要靠軍功集團，治理天下需要文官集團。這就像開一家公司，要有合夥人一樣，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其實是大於從屬關係的。
所以，很多朝代開國的時候，都會發生屠殺功臣的事情。其實皇帝主要不是害怕功臣們搶奪皇位，而是害怕他們影響、甚至控制皇帝。所以，一個朝代建立之後，要想方設法讓一些合夥人出局。軍功集團沒了就沒了，因為不需要打天下了嘛，但是治理天下是個長期的事情，皇帝要依靠文官集團。面對文官集團，皇帝可以換人，卻不能讓整個文官集團全部出局。
面對這麼大一個國家，皇帝根本管不過來。明朝本來規定皇帝一天要看一百八十多份奏摺，一百八十多份聽上去挺多，但是對於這個國家來說，真的是連萬分之一都不到。你想，現在一箇中型公司的領導一天也要看一百多份文件吧。所以，雖然在名義上皇帝至高無上，但整個國家實際上是掌握在通過道德號召培養起來的文官集團的手裡。
往輕了說，文官集團掌握了國家的話語權，這就是為什麼燕王朱棣在搶了自己侄子的皇位之後，一定要讓文官集團的代表方孝孺來寫繼位詔書的原因。往重了說，實際掌控國家的不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團，甚至連皇帝都要被文官集團壓制。這種事情在明朝發生過很多次，在嘉靖時期，就有所謂的“大禮議”之爭，皇帝和文官集團為究竟應該叫自己的父親為“父親”還是“叔父”這件事幾乎決裂。
萬曆身為皇帝，一生卻連皇宮都沒出過幾次，最遠的一次是去十三陵，查看自己的陵墓的修建情況。而具體在立太子這件事上，其實站在文官士大夫的角度，萬曆的哪個兒子當皇帝都無所謂，這個人只不過是個擺設而已。但是，讓誰當皇帝這件事，一定得我們說了算，而不能萬曆皇帝自己掌控。因為他們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所以只要在立太子這件事上跟皇帝站在一起的，就一定是奸佞小人。這樣一來，萬曆皇帝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萬曆可以處罰一些具體的官員，但是他不可能和整個文官集團為敵，所以無論萬曆皇帝怎麼抗爭，在立太子這件事上，他也只能無可奈何的妥協。所以，黃仁宇在書中寫道，“此時，皇帝的心靈上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也再沒有機會能使皇帝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
因為立太子的事件，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徹底決裂，他開始長期罷工。這讓文官集團也很難受，雖然他們只把皇帝當作國家的象徵，但是萬曆皇帝的消失，讓他們失去了展示道德的最大舞臺，連大罵昏君的機會都沒有了。明朝政府從此變成了一潭死水，文官們只能希望萬曆皇帝早早駕崩，但是萬曆皇帝一直活到了1620年。這個時候，帝國的暮氣之深，已經是回天乏術了。24年後，也就是1644年，明朝就滅亡了。
第三部分
好，這是在黃仁宇筆下的第二個時代側影，萬曆皇帝。下面我們來看第三個側影，也就是一代名將戚繼光。因為戚繼光最能體現明朝中後期的軍事困境，所以在說了經濟和政治的困境之後，我們重點來說戚繼光。
戚繼光是在萬曆十五年年末的時候去世的，在他生前，他曾經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但對於這樣一位將軍的死，朝廷居然沒有任何反應，甚至連正式記錄都沒有，這當然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不過，在明朝，被不公平對待的武將，不止戚繼光一個。
我們都知道，從宋朝開始，中國政府就重文輕武，甚至有不怕文官貪汙，就怕武將造反的說法。明朝就更是這樣了，對武將處處不信任，處處限制。比如說，在打仗這件事上，按理來說，應該讓統帥掌握所有資源來保證戰爭的勝利。但是明朝，後勤供應根本不會交給武將管理，甚至按純軍事目的，對後勤進行合理部署，都不被允許。在具體的戰爭過程裡，不懂軍事的文官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將領指指點點。如果武將在當機立斷，迅速投入戰鬥，就是貪功冒進，就是匹夫之勇。如果謹慎行軍，注重防守，就會被說成是，畏縮不前，貪生怕死。
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有效地杜絕武將叛亂，但是代價也許更嚴重，就是明朝的軍隊戰鬥力非常低下。有一件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1555年的時候，有一股倭寇在南京附近燒殺搶掠，圍著南京繞了一圈，一共殺了4000多人。按理說，這應該是一股不小的軍事力量，可你猜猜，一共有幾個倭寇？一共不到七十個，對，不到七十個。而當時駐守在南京附近的明朝軍隊有多少，有十二萬。可見明朝軍隊的戰鬥力低到什麼程度了。所以說，戚繼光奉命去討伐倭寇，靠這種軍隊是不行的，所以戚繼光就開始進行軍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重新建立軍事組織。
首先，原來那些混日子的兵痞當然不能用了，必須要重新招募。戚繼光的招募標準很簡單，就是淳樸、聽話，所以入選的大多數是農民。訓練方法表面上也非常簡單，就是事無鉅細地對士兵進行組織訓練，細到什麼程度呢？連製作乾糧，都有明確的標準。在具體的戰鬥訓練裡，士兵不需要擁有超常的武力，每天都在進行相對簡單的動作拆解。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士兵們在戰鬥裡能很好的配合。然後，戚繼光在士兵已經能配合良好的基礎上，發明了“鴛鴦陣”。
表面上看，“鴛鴦陣”是一套比較複雜的陣法，組成陣法的一共十二個人。其中一名隊長，兩名盾牌手，四名長槍手，兩個狼筅手，兩名鏜鈀手，還有一名火槍手。我們簡單解釋一下，盾牌手在隊伍最前，負責防禦和吸引火力。狼筅手，在兩側，伺機用狼筅，也就是兩三米長，帶枝葉的毛竹，把敵人掃倒，然後長槍手一擁而上，把敵人戳死。鏜鈀手和火槍手負責後方守衛。倭寇雖然個人戰鬥力很強，但是他們習慣單兵作戰，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是“鴛鴦陣”的對手。
你看，戚繼光確實是軍事天才吧。但是，且慢，這裡面有個問題，我不知道你發現了沒有，就是在“鴛鴦陣”中，有一個人是配備火槍的。當時的火槍，被稱為“鳥銃”，也就是歐洲的火繩槍。雖然操作比較複雜，殺傷力也比較有限，但對付散兵倭寇和遊牧騎兵，都很有效果。至少比大毛竹做的狼筅有效。而且在當時，除了鳥銃之外，明朝也有小型的火炮。那既然這樣，戚繼光不大規模地組建火器軍，而是要廢那麼大力氣搞什麼“鴛鴦陣”呢？
其實早在戚繼光之前，就有人有過這個想法。名將俞大猷就說過，應該把倭寇堵在海上打，而海戰很簡單，誰船多，誰武器好，誰就能贏。也就是所謂，“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但說起來簡單，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整個國家的生產模式，都要改變。
什麼意思？首先，我們看，狼筅、鏜鈀、刀槍劍盾這些東西，沒有精細化的要求，刀砍斷了，換一把鈍的，也能用。所以戚繼光的軍隊有一萬多人，卻沒有統一的後勤，武器、糧食全部靠分散支援。但是，鳥銃就不一樣了，它必須要統一化生產，而且對生產標準要求很高。如果達不到要求，或者無法統一生產，就會出現戚繼光說的那種，彈藥和口徑不相符，引火線無法點等情況。但是要實現大規模精細化生產，就必須對人員、材料和經費進行集中管理和調配，成立單獨的生產系統。同時，軍隊也要進行精英化的重組，甚至要重新定義軍人的地位。
而這一切，不光是技術條件達不到，文官集團也不允許，因為這樣的軍隊已經超出當時文官集團的理解和控制範圍了。所以，儘管俞大猷關於軍事建設的設想非常先進，戚繼光卻只能採取一種更實際、更原始的軍事組織方式。而且，儘管戚繼光一再妥協，他訓練“戚家軍”還是需要張居正的支持。所以，在張居正回鄉葬父期間，戚繼光會專門安排一支鳥銃隊護送。
後來，張居正被皇帝和文官集團清算，戚繼光自然也被牽連，他被罷官免職。就這樣，一代名將，最終只能默默死去。
第四部分
好了，這三個側影我們都說完了，我們可以看到，張居正、萬曆皇帝和戚繼光都是悲劇性的人物，而他們的悲劇不是哪個人造成的，而是因為時代的困境。現在，我們就來詳細的說一說，這個困境。
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說過，這個困境的本質，是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和小農社會之間的衝突。而這個衝突，在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都有體現。簡單來說，對於中國這樣大體量的農業國家來說，它的首要目的，是要維持整個國家不散攤子。具體來說，就是要想方設法維持社會的穩定，所以只能追求“大約”，也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政治上，用道德這樣的抽象原則維持就可以了，經濟上收收農業稅就行了，在軍事上，就算士兵用大刀也不錯。
而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就不一樣了，它要求的是精細和明確。比如，在政治上，英國女王和首相分工明確，一個是國家象徵元首，一個是行政總長，互不干涉。在經濟上，國家要掌握每家每戶每個人的收入情況，以此來控制國家稅收。在軍事上，集中社會資源，組建一支現代化的職業軍隊。
所以，黃仁宇才會在書裡反覆提到“數目字管理”這個概念。如果中國不能完成數目字管理，無論張居正和戚繼光多麼天才，都不可能改革成功，他們只能成為時代衝突的悲劇。他們和萬曆皇帝都是在夾縫中生存，而申時行、海瑞和李贄就更是處在夾縫中的夾縫。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實現“數目字管理”談何容易，馬再快一天也只能跑六百里。所以，在1840年，鴉片戰爭的現場，我們仍然能看到以上的種種困境。
不過，作為一部暢銷的歷史著作，爭議肯定也不能避免。《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爭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重判斷，輕解釋”，黃仁宇在書裡，會進行大量的場景和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這樣的寫法當然非常好看。但具體的場景是什麼樣的，往往有據可查，不過人物的心理卻少有依據，這算是歷史研究的大忌。也是很多人把黃仁宇看作“旁門左道”的主要原因。
第二個爭議，是來自於它對中國的“歷史觀”。黃仁宇雖然是中國人，但是他的學統卻是純正的西方學統。從《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裡，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國歷史的批判，這種批判不僅僅是針對明朝，而是針對歷史上的中國。另外，諸如“數字化管理”“現代性”這樣的詞彙，都是典型的西方語境。但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就算是在1587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行政和社會組織技術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一技術雖然有許多瑕疵，但讓傳統中國維持了兩千多年。
所以，對於《萬曆十五年》這樣的著作，我們應該可以用“大歷史觀”去評價，它的影響和爭議，都需要放到具體的時間去看待，也就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對於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著作，無論影響再大，也有視野的侷限。無論爭議再多，也有傳世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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