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的波士頓，有很大面積的舊城區。這些舊城區裡的街道狹窄彎曲，形跡可疑的人完全可以在幾秒鐘之內就在這些迷宮一般的街道中徹底消失。這些街道構成了波士頓不同的社區，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和警察隊伍，他們各自履行職權，互不干預，但同時也不大願意相互協作。曾有人開玩笑說：“如果你在床上吸菸，睡著了，床單著了火，恐怕火還沒燒到手指頭，消防車就已經開到了家門口。但你要是看到個形跡可疑的傢伙在你門前晃悠，然後你報了警，那你就等著吧，天知道警察會到什麼時候才來。”
沒有人能夠想到，從1962年6月14日的傍晚開始，這個城市的市民以及這個城市裡的警察，將迎來一段艱難又漫長的恐怖時期，警察們的工作效率、地方長官的政治命運和普通市民的生命安全，都因為一個被稱為“波士頓絞殺手”（The Boston Strangler）的連環殺手的出現，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驗。
甘斯伯羅街（Gainsborough street）是波士頓後灣區（Back Bay）的一條寧靜的小巷，在巷子的兩邊，鱗次櫛比的是一些二三層的紅磚小樓，這裡屬於下城區，居住著很多工人、學生、單身男女和退休的老人。55歲的安娜·斯萊舍就租住在這條街的77號，那是一棟三層的獨立小樓，她住在第三層。安娜是個裁縫，大約十幾年前，離婚了的她帶著兒子和女兒從拉托維亞來到美國。裁縫的收入不算太高，每星期大約能賺到60美元。但儘管如此，一個人獨居的安娜卻有著平靜而規律的生活，這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一些。
1962年6月14日傍晚，安娜像往常一樣，一個人吃過了晚餐，當天晚上，她準備去參加一個拉托維亞人在教堂舉行的禮拜儀式，兒子喬瑞斯會來接她。吃完晚飯，時間尚早，安娜打開電唱機，一邊聽著歌劇，一邊往浴缸裡放水，她換上浴袍，準備先洗個澡。
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了敲門聲……
雖然和母親約定的時間是晚上7點，喬瑞斯還是提前了幾分鐘趕到了甘斯伯羅街77號。他晚上還有別的事情，本來是不想送母親去參加這個禮拜儀式的，但因為昨天跟母親通電話時感覺到母親的情緒很不好，所以不放心的喬瑞斯決定今天過來看看順便跟母親談談。
他匆匆跑上了樓，發現門鎖著，喬瑞斯的煩躁變成了擔心。她是病了？還是因為情緒不佳做出了什麼想不開的舉動？越想越擔心的喬瑞斯，在等待了一會後決定撞門，在試了兩次之後，門被撞開了。
當喬瑞斯衝進浴室，他最壞的擔心變成了現實。他看到母親躺在那裡，脖子上繞著浴衣的帶子，驚恐萬狀的喬瑞斯沒顧得上細看，就立即給警察局打了電話，接著，他又給自己在馬里蘭州的妹妹打電話，告訴她說母親自殺了。
警察們來到的時候，發現緊張的喬瑞斯一直站在安娜的公寓門外等著他們。按照當時勘察現場的梅倫（Mellon）警官的回憶，整個公寓裡都被翻得亂七八糟，不過最讓人感到震驚的，還是安娜的屍體。
安娜躺坐在浴室的地板上，背靠著浴缸。她身上穿著一件藍色的帶紅線條的塔夫綢寬鬆長袍，頭朝著開著的浴室門，四肢攤開。她躺坐的姿勢很奇怪，左腿筆直的朝向浴室的門，右腿則和左腿成直角，並且彎著膝蓋。身上的浴袍完全敞開著，因此從肩部往下她的身體完全裸露著，看起來相當的不雅。安娜身材嬌小，頭上還挽著一個髮髻。浴袍上的帶子被解了下來，勒在安娜的脖子上。奇怪的是，帶子很長，在繞過來的一端，還打成了一個很緊的蝴蝶結的形狀，點綴似的放在安娜的脖子上。後來的驗屍報告顯示，安娜就是被脖子上的浴袍帶子給勒死的，另外，她的下身還遭受過不明物品的猥褻。
一眼望去，公寓裡好像被人徹底的翻過一遍。安娜的錢包被扔在床上，裡面的東西散落到地板上。廚房內垃圾桶裡的垃圾也都被倒在了地上。臥室裡梳妝檯的抽屜也都被拉開了，裡面被翻得很亂。但一盒眼影膏卻被很整齊的擺在了臥室的地板上。電唱機還開著，但是揚聲器被關掉了，以至於緊張的喬瑞斯和後來趕到的警察們開始都沒有注意到它。乍一看這套公寓的情況，很容易讓人以為這裡遭到了入室盜竊，但是，安娜僅有的一塊值錢的金錶和幾件珠寶就放在了梳妝檯的抽屜裡，那裡被翻到過，然後兇手卻並沒有將這些財物帶走。
接下來，警察們一邊將安娜的屍體送去化驗，一邊開始瞭解安娜的生活習慣。當裁縫的安娜過著非常寧靜而富有規律的生活，在她的日程表上，教堂、她的孩子們、她的工作以及對古典音樂的愛好，構成了她生活的一切。大多數時候，她都是獨自一個人行動，幾乎沒有什麼朋友，更沒有人見到過有什麼男人在她的生活中出現過，來往她的公寓最頻繁的，也就只有她的兒子喬瑞斯。
在綜合了所有的調查結果之後，警察們認定這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盜竊殺人案，小偷很可能是在看到只穿著浴袍的安娜之後，一時衝動才對安娜進行了性騷擾，之後因為害怕安娜會報警並指認他，因為才將安娜勒死。
這種假設在當時看來似乎合情合理，然而，這真的只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盜竊殺人案嗎殺人案嗎案嗎？
波士頓的夏天很熱，熱氣無處不在，連天空似乎都變得無精打采。這種天氣最容易讓人變得遲鈍，So，在6月30號這一天，當波士頓北郊萊恩區警察局接到報警電話時，警察們彷彿身處夢中。
1962年6月30號，萊恩區的海倫·布萊克（Helen Blake）被謀殺了。站在海倫的公寓裡，警察們的第一印象就是這裡被人搶劫過。整個公寓被翻了個底朝天，臥室裡的保險櫃上佈滿了砸痕，但並沒有被打開，另外一個放東西的小箱子也被撬開了。
海倫的屍體就躺在保險櫃邊的床上。她今年65歲，離婚以後一直是一個人獨居。現在，她臉朝下，赤身趴在床上，兩條腿分得很開，手上有擦傷。後來，海倫的朋友指認說她手上經常戴著的兩個鑽石戒指不見了。顯然，兇手用了很大的力氣把它們擼了下來。海倫的一雙長筒襪繞在了她的脖子上，還有一個用她的胸罩打成的蝴蝶結。雖然現場沒有發現精液，但是後來的驗屍報告顯示，海倫是在當天上午10點鐘左右死亡的，另外，她曾遭到了強姦。
海倫的被謀殺讓萊恩區的警察們陷入了混亂，然而，在6月30號這一天，要為命案忙活的，還不只是他們。
在波士頓萊頓區共同體大街1940號的一套公寓裡，68歲的尼娜·尼克爾斯也被謀殺了。尼娜是個退休理療師，二十多年前，她的丈夫去世了，從那時候開始，她就一直是一個人生活，也沒有再結交什麼男朋友。她一向很謹慎，生活也很有規律。
同海倫的公寓一樣，警察們趕到後的第一印象也是這裡遇到了搶劫。每個抽屜都被拉開了，裡面的東西被揚得到處都是，簡直就像是被龍捲風襲擊過一樣。不過，要是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這個“搶劫”很蹊蹺，一個抽屜裡的一套高純度的銀器沒有被碰過，尼娜錢包裡的現金也原封未動，她那架昂貴的照相機和手腕上的名錶也都沒有被拿走。奇怪的是，尼娜的通訊錄和信件好像都被仔細的翻閱過。後來證實，尼娜的房間裡沒有丟失任何東西，那驚人的混亂，似乎只是兇手刻意營造出來的假相。
同安娜·斯萊舍和海倫·布萊克一樣，尼娜的屍體也被擺成了刻意的姿勢。她兩面三刀腿分開，身上的晨衣被拉到了腰間，在她的脖子上，兩雙尼龍長襪被連在一起，末端打上了一個蝴蝶結。在房間蒸騰的熱氣中，看到她躺臥在床上的樣子，總讓人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驗屍報告顯示，尼娜也遭到了強姦，在她的下身還發現了血跡，根據屍體的狀況推測，她大概遇害於30號下午5點左右。
從6月14號到30號，半個月的時間內接連發生三起針對老年婦女的連環兇殺案，警方卻一無所獲，這讓波士頓警察局長艾德蒙·麥克納瑪拉（Edmund McNamara）感到很生氣，局長很生氣，後果很嚴重。艾德蒙局長命令取消了所有警察的假期，並將波士頓警察局裡的偵探人員全都集中到了兇殺組。此外，艾德蒙還通過媒體告誡所有婦女要特別注意加強對陌生人的警惕，無論是出門還是在家，都一定要將房門鎖好，並且不要給任何陌生人開門。
警方認為，兇手很可能是因為仇恨自己的母親，而將所有的老年婦女都作為他報復和發洩的對象，在警察局裡有案底的性罪犯和暴力罪犯都被列入了懷疑對象，警方的觸角還伸到了精神病醫院，所有被放出來的暴力型的精神病犯人也都被納入了調查範圍。另外，作為一個前FBI探員，艾德蒙還特意從FBI請來了專家，和波士頓警察局的50多名偵探一起討論案情。這當中，被稱為天才的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博士和經驗豐富的邁克爾·羅昂果（Michael Luongo）博士兩位驗屍官也參與其中，他倆跟犯罪學家厄爾博士是老朋友，三個人都曾在哈佛醫學院上過法醫課，可以說是這一行的佼佼者。
現在，一張無形的網已經在波士頓拉開。然而，謀殺還在繼續……
這一次，波士頓絞殺手來到了西區，在8月19號這一天，他的魔爪伸向了75歲的艾達·艾爾加（Ida Irga）。艾達也是一個人獨自生活，她的丈夫在多年以前就已經去世了，她住在西區叢林街7號的一間公寓裡。她性格內向、羞怯，很少跟別人來往，因此，她是在被謀殺兩天以後才被發現的。同前三次一樣，這一回，艾達公寓的門也沒有被撬的痕跡，很顯然，儘管警察局已經發出了警告，艾達還是自願的為波士頓絞殺手開了門。
艾達被殺案的記錄是詹姆斯·麥克堂納（James McDonald）寫的，記錄中他寫到：“進入房間，就可以看到艾達·艾爾加仰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她身穿一件褐色的睡袍，睡袍被撕開了，使她的身體完全裸露。她的脖子被一個白色的枕套緊緊地勒住，兩條腿分開，兩個腳跟距離大約有4－5英尺，一隻腳放在一張椅子上，另一隻腳放在一個枕頭上。還有一個被剝去枕套的枕頭，放在她的半邊屁股下面。這個姿勢和擺放的位置很古怪，任何一個人，一進入房間，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艾達。”
驗屍的結果顯示，艾達也是被勒死的。在她的頭部、嘴角和耳朵上都發現已經幹了的血跡。同樣，儘管現場沒有發現精液，但艾達也遭到了性侵害。
同6月30號一樣，8月19號這一天被波士頓絞殺手光顧的獨身女士也不止艾達一個。8月30號，因被連日瀰漫的惡臭所困擾，住在多切斯特區哥倫比亞街435號的居民們報了警，警察趕到的時候，他們發現住在樓上公寓裡一個叫簡·蘇利文（Jane Sullivan）的67歲的老婦女被人殺害了。
簡倒在浴缸裡，她的頭朝下，腳朝上，姿勢非常古怪的跪在那裡。她是被自己的尼龍長襪給勒死的，在廚房、臥室和門廳都發現了血跡，警方因此判斷她可能是在浴室外被殺，之後被兇手放進浴缸裡。有可能兇手也對她進行了性侵害，因為一個掃把的柄端發現了血跡，不過，由於距離被殺的8月19號已經過去了整整11天，高度腐爛的屍體很難提供什麼更加明確的證據了。同前幾個案一樣，儘管簡的錢包被打開了，裡面的錢卻沒有被拿走，而且，公寓門也不是被撬開的，這一次，波士頓絞殺手還是被簡自己開門請進來的。
和警察們幾乎同時趕來的，是聞風而動的記者。現在，已經發生了五起命案，然而警方仍然束手無策。當波士頓的居民們在晚間新聞裡又聽到有新的謀殺案發生之後，整個城市，現在陷入了恐慌之中……
波士頓全城恐慌，婦女們人人自危。現在擺在婦女們面前的，是一個非常讓人糾結的問題，那就是回家開門的時候，到底是要先關門再檢查呢，還是開著門檢查。進屋以後關好門再檢查房間，如果波士頓絞殺手已經在屋內的話，那麼再逃就來不及了。但是如果進屋以後開著門檢查房間，那麼他尾隨進來腫麼辦？好吧，這個問題確實很糾結。
相對於普通民眾，波士頓警察局的警察們壓力更大，他們現在根本就沒有休息時間了。在每一起兇案發生之後，他們首先就是調查有關被害人的一切信息，諸如她的生活習慣、家庭和社會背景、熟人和朋友等等，他們還要調查所有的電話記錄，以及被害人的通訊錄、日記、熟悉被害人所有的生活細節，然後還要逐一和被害人的朋友談話等等……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工作量相當的大。這段時間裡，警察局的電話成天響個不停，有人說他看到一個可疑的人在往一間公寓裡張望，有人向警方提供不著邊際的推理，還有人在電話裡神搓搓的說“我不能告訴你我是怎麼知道的，但是我確信兇手是一個警察。”，如此這些不靠譜的海量信息，耗去了警察的很多時間。
警方的調查彷彿是在滾雪球，越來越多的信息出現，越來越多的嫌疑人需要排查。好在，波士頓絞殺手給了他們三個月的寧靜時間。
但是，他很快就回來了。這一次，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度假歸來”的波士頓絞殺手來了一個華麗麗的轉型，他的目標不再是老年婦女，他把魔爪伸向了年輕又漂亮的女孩們。
21歲的索菲亞·克拉克（Sophie Clark）是一個漂亮的非裔美國人，她在卡內基醫學技術研究所讀書，1962年的時候，索菲亞和兩個好朋友合租在後灣區亨庭頓大街315號的一套公寓裡，這裡和波士頓絞殺手的第一個被害人安娜·斯萊舍的住宅只隔幾個街區的距離。從安娜被殺以來，索菲亞和她的室友們就變得格外小心，她們不僅在公寓門上加了一道鎖，而且，每次有人來訪，即使是索菲亞認識的朋友，她也會先隔著門問個清楚，然後才允許進門。
此案最讓人感覺不解的就是在接二連三的兇殺之後，在全城恐慌，警察一再警告的情況之下，兇嫌仍然能騙開房門，他到底是怎麼辦到的？讓人匪夷所思！！！也正因為如此，樓主才給波士頓的這個變態“傳奇”指數五顆星的“榮譽”。謹慎如索菲亞這樣的，居然也沒能逃脫被謀殺的命運，1962年12月5日，謹慎小心的索菲亞給一個人開了門，卻因此葬送了自己如花般的生命。
索菲亞是個很傳統的女孩子，除了男友之外，她幾乎不跟別的男人來往。當天下午，她一個人先回到了公寓，換下了出門的衣服之後，她坐在桌邊給男朋友寫信，信還沒有寫完，忽然傳來了敲門聲。現在，我們無從知曉對話的內容，但結局告訴我們，索菲亞被說服了，她打開了房門。
當時對現場進行勘察的驗屍官是前面提到的號稱“業內天才”的福特博士，後來，福特博士和厄爾博士仔細的討論過這個案子，兇殺發生在大白天，時間大概是在下午2點30分到4點30分之間，在兇手進門的時候，索菲亞已經脫下了出門穿的外套，穿著家居的晨衣，顯然，在兇案發生之前，她已經在房間裡待了有一會兒了。
在警察們發現她的屍體的時候，她仰躺著，兩條腿分得很開，腿上還穿著帶吊襪帶的長襪。她的文胸被撕破了，這一點可以表明兇手力氣很大。她的內褲被脫了下來，身上的晨衣也掉了一半。她是被脖子上的三雙長襪給勒死的，在長襪上，鬆鬆的圍著她的襯裙，襯裙上打了一個似乎是裝飾用的結，那個結系得非常緊，那顯然需要很大的力氣，勒死她的長襪經鑑定是從她的室友的臥室的抽屜裡翻到的。雖然屍體看起來有些凌亂，但沒有打鬥過的痕跡，驗屍報告顯示，在她死前曾遭到強姦，在她屍體旁邊的地毯上，警方第一次發現了精液。
索菲亞的屍體被擺放的樣子跟以前的被害人很相似，但如果說她也是波士頓絞殺手的被害人之一，卻有幾個很蹊蹺的地方。
首先，索菲亞是個非洲裔美國人，而以前的被害人都是白人。其次，以前的被害人都是老年婦女，索菲亞卻是個年僅21的年輕女子。然後，在索菲亞的被害現場，警方第一次發現精液。
還有就是索菲亞的衣著，如果波士頓絞殺手是個陌生人，索菲亞會只穿著睡衣見他嗎？她是當天下午第一個回到公寓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她回到公寓的時候，兇手已經在那裡等她了，他聽到索菲亞回來的聲音，躲在房間裡伺機向她攻擊。但是，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波士頓絞殺手進入公寓的時間也不長，因為除了那個室友的抽屜和索菲亞的古典音樂唱片以外，其它的東西都沒有碰過，他不可能在索菲亞進入公寓之後再翻找長襪，他走到和開抽屜的聲音肯定會被索菲亞聽到。
那麼，會不會是兇手事先就選好了被害人，然後在周圍監視，一等到時機成熟就下手呢？如果兇手真的是事先按某種模式選擇好被害人，或者是因為某種真實或虛幻的仇恨而確定了被報復者，然後等待合適的時間去進行謀殺，那麼，隨身攜帶作案工具——長襪，不是可以讓他的行動更容易一些嗎？當然，一個男人隨身攜帶長襪，在別人的公寓外走動，要讓警察逮到了可不好解釋。看起來波士頓絞殺手也不大願意冒這種風險，他、他們總是就地取材。
但如果就地取材的話，波士頓絞殺手又為何不採取最方便的辦法——把被害人的長襪脫下來呢？按照他擺放被害人腿的方式，他似乎對穿著長襪的腿情有獨鍾。研究過波士頓絞殺手案件的犯罪學家厄爾博士認為，在每個罪犯作案的時候，幾乎都會有他自己獨特的模式，這種模式，如果他持續作案，就會在之後的行動中穩定並逐漸顯現。
在索菲亞一案中，警方還第一次有了一個重大的突破。和索菲亞住在同一棟樓裡的鄰居瑪賽拉·露爾卡（Marcella Lulka）夫人跟調查員報告說，在當天下午2點20分左右，曾有一個男子敲她家的門，並跟她說房東派他來看房子是否需要粉刷和修繕。進門後，那個男子說瑪賽拉家的浴室天花板需要修理，然後，他就開始稱讚瑪賽拉的身材，並問她是否做過模特。瑪賽拉要那個男子小一點兒聲音說話，那男子的臉色立刻就變得很難看，瑪賽拉解釋說她的丈夫在臥室裡睡覺，她不想把丈夫驚醒。聽說瑪賽拉的丈夫也在家，那個男子突然說自己將公寓號碼搞錯了，然後匆匆離開了。
按照瑪賽拉的回憶，那個男人大概25到30歲，中等身材，有一頭蜜色的頭髮，穿黑色的夾克衫和深綠色的褲子。後來的調查發現，房東根本就不曾派過什麼人來修房子，瑪賽拉幸運的逃過一劫。
但是，23歲的帕翠西婭·貝賽特（Patricia Bissette）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帕翠西婭是波士頓工程公司的一個秘書，1962年12月31日星期一，帕翠西婭遲遲沒有來上班，當天中午的新年聚餐是由帕翠西婭籌備的，因此，她的缺席讓老闆感到意外和不發。早上的時候，他就曾到帕翠西婭位於後灣區公園路515號的公寓裡去接她，但沒有人應門，老闆以為她去公司了，但快到中午的時候，他還沒有看到她，於是，他又駕車來到了帕翠西婭的公寓，房門依然鎖著，公寓在一樓，於是老闆和房東就從窗戶爬了進去。
乍一看，躺在床上的帕翠西婭好像在睡覺，被子一直蓋到了她的下巴上。但是，她一動不動，面色灰白，顯然已經死了。當他們掀開蓋在她身上的被子，發現由幾雙襪子和一件襯衫系在一起做成的“繩子”繞在她的脖子上。帕翠西婭被勒死了！
驗屍結果顯示，帕翠西婭在死前發生過性行為，而且，她已經懷孕了，兇手顯然還試圖雞姦她。公寓裡的東西也都被翻動過，但是，同以前一樣，沒有任何物品丟失。
波士頓人在謀殺的恐怖陰影下，戰戰兢兢的度過了1962年，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又會有什麼恐怖的故事等著他們呢？
第一個在1963年被勒死的獨居女人是68歲的瑪麗·布朗（Mary Brown），在她的屍體上，還發現了被毆打和強姦的痕跡。在當時以及今天，有一些人懷疑瑪麗不是波士頓絞殺手的被害人，因為她居住的勞倫斯離波士頓足足有40公里遠，似乎超出了兇手的作案範圍。
但是，到1963年5月8日，人們不再懷疑，那個惡魔又回來了。還是在後灣區，23歲的貝佛莉·賽門斯（Beverly Samans）被殺害了。貝佛莉是個漂亮的大學畢業生，她接受了很長時間的聲樂訓練，經常參加後灣區一個論派教會的唱詩活動。5月8日這一天，她沒有按約定來參加合唱，於是一個朋友就去她的公寓找她。
當他用貝佛莉給他的鑰匙打開房門的時候，立刻被裡面的景象驚呆了。貝佛莉就躺在正對著門的一個沙發床上，她的雙腿分開，兩隻手被她的一條圍巾綁在身後，一雙尼龍長襪和兩條手帕連在一起，圍在她的脖子上，她的嘴上還圍著一塊布，在這塊布的下面，有還有個布團緊緊的塞在她的嘴裡。
後來趕到的警察們發現，儘管表面上看起來貝佛莉好像是被勒死的，但實際上，她脖子上的“繩子”很鬆，完全是個假相，根本就不可能勒死她。貝佛莉實際上是被用刀刺死的，在她的身上一共發現了22處刀傷，其中有18處集中在左胸，但致命傷是脖子上的4處。兇器就丟棄在廚房的水槽裡。還有一點與其它被害人不一樣的是，貝佛莉沒有受到過性侵害。
雖然和其它被害人的死因有所不同，但警方還是認定貝佛莉是被波士頓絞殺手殺害的，警方的理由是，貝佛莉正在學習歌劇演唱，長期的訓練讓她的頸部肌肉非常發達，兇手很可能是發現要勒死她很困難，於是才不得不用刀將她結果。雖然這種說法也有道理，但是，以波士頓絞殺手打蝴蝶結的力量，他似乎不會在勒死貝佛莉的時候遇到困難。因此，突然改變作案手法，讓很多人不相信貝佛莉的被謀殺是波士頓絞殺手所為。
一年的時間過去了，兇手還在逍遙法外四處猖狂作案，讓波士頓的市民們對警察工作的不滿情緒越來越高漲，而警察們，雖然日以繼夜的工作，卻還是找不到什麼頭緒，在這種情況下，馬薩諸塞州小有名氣的荷蘭裔通靈專家彼得·胡爾克斯（Peter Hurkos）應信徒的要求，同時在警方的邀請下，前往警局協助調查。
雖然警方不需要對彼得支付辦案費用，因為那些錢信徒已經湊出來了，但是，首席檢查官還是要求彼得先證明自己的能力。彼德當時就跟一個警察說他的母親在生病，並且詳細的描述了病情，他還告訴另一個警察說他的孩子喉嚨好像出了問題，最好是馬上打電話回家問一下，那個半信半疑的警員於是接通了家裡的電話，得知他最小的女兒剛剛吞下了一個曲別針。此外，彼得還接受了一系列的心靈感應術、超感覺觀察等試驗。令人驚訝的是，大部分的時候，他都對了。
在測試通過之後，警方給彼德看了一系列兇案的現場照片、物證，還親臨了一些犯罪現場，彼得毫不猶豫的說所有這些發生過的殘殺都出自同一人之手。當時的警方內部，有部分警探認為這些案件不是同一個人乾的，有可能是兩個人同時作案，也有可能是有人在模仿波士頓絞殺手的手法。
不管怎樣，按照彼得的說法，警方逮捕了一個嫌犯，報紙上說這個男人非常仇視女人，已經被警察們觀察好一段時間了。不過，這個人精神上不太正常，因此不大可能被送上法庭，而是直接被送進了管制機構。再說法庭是保守的，他們只接受證詞和證據，不會接受觀點，也不接受測謊器，這種巫術式的方式將犯人定罪，是比較荒謬的。
在彼得之後，另一個叫保羅·戈登的自由撰稿人宣稱用自己的超能力發現了兇手。他對警方描述說，波士頓絞殺手是個中等身材，削瘦、皮膚白皙、眼睛深陷的男人。他總是習慣性的將滑到前額的頭髮用手向後梳理，他嘴裡右上邊有一顆牙掉了。這個人住在一個像是醫院的地方，還經常在一大片草地上走動，或在戶外的長椅上坐著。在行為上，這個人有很多的問題，他曾經毆打過自己已經去世的母親，他的兩個姐姐過得也不快樂，這個家庭是從緬因州或者佛蒙特州搬到這裡來的。這個人很孤獨，他曾終日在街上游蕩，試圖接近女人。他彷彿一直在尋找自己已經去世的母親。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當警察們將一些他們在後灣區逮捕的入室盜竊或行兇搶劫的嫌犯們的照片拿給戈登的時候，他從裡面找出了一個叫阿諾德·華萊士的人，這個人基本符合戈登的描述。
26歲的華萊士是波士頓州立精神病醫院的患者，院方允許他在醫院範圍內走動，但他曾多次離開醫院，而且，他也的確毆打過自己的母親。警察們發現，華萊士有幾次離開醫院的時間和波士頓絞殺手出現的時間是吻合的，當警察帶著戈登來到精神病院的時候，他認為華萊士就是兇手。
然而，華萊士的智商不足70，儘管對他進行了測謊，但他連現實和幻想都無法分開。這個時候，戈登又對警察們說，很快波士頓絞殺手就會投案自首的，到那個時候，警方就會發現整個案件都非常簡單。不過，警方已經對戈登的話半信半疑了，他們對戈登進行了調查，發現他曾去過關華萊士的精神病院，所以，他的所謂超能力，都是尼瑪的王林式忽悠。有一些警察甚至懷疑戈登本人就是兇手，還對他進行了調查。這段小插曲，博眾君一樂。
1963年的夏天，波士頓出奇的平靜。一直到落葉開始飄零的9月，人們才從媒體上得到，波士頓絞殺手——他還在活動！！！這一次，58歲的依維琳·科賓（Evelyn Corbin）被勒死在了自己的公寓裡，兇器依然是依維琳自己的長襪，依維琳的珠寶箱被打開放在了地上，但是沒有物品丟失。有些奇怪的是一些扔在地上的紙巾上發現了口紅和精液，更奇怪的是，在她窗外的防火梯上，警方發現了一個很新鮮的麵包圈。不會有人將食物存放在那裡的，它也不可能是從樓上丟下來，顯然，波士頓絞殺手，現在還自帶食物了。
該年的11月22日，整個波士頓還沉浸在因肯尼迪總統遇刺而瀰漫全國的悲傷和無助中，住在勞倫斯公寓的23歲的年輕姑娘，瓊恩·格拉夫（Joann Graff）成了波士頓絞殺手的又一個手下冤魂，這一次謀殺的案發時間，幾乎和肯尼迪遇刺同時發生。年輕的瓊恩是個很保守的姑娘，她篤信宗教，是個很努力工作的設計師。她也是被用兩雙尼龍長襪給勒死的，在長襪的末端，兇手打上了一個蝴蝶結的標誌。在她的胸部，警方發現了齒痕，另外，她也遭受過性侵害。
對瓊恩案的調查，讓一個“綠衣人”浮現出來。當天下午3點25分左右，住在瓊恩樓上的一個學生肯尼思·羅為（Knnethe Rowe）聽到走廊裡有腳步聲，羅為的妻子覺得外面的人好像是在樓道里來回走動巡視，於是，羅為就湊在自己家門口傾聽。當他聽到那個人在敲自家對面的門時，羅為就開了門，他看到一個大約27歲左右的男人，頭髮用髮油梳得又光又亮，穿著綠色的褲子和深色的襯衫、夾克。
“瓊·格拉夫是住在這裡嗎？”那個人問道。他把瓊恩的名字說錯了。羅為告訴他說瓊恩住在樓下，幾分鐘後，他聽到了開門聲，於是就放心的關上了自己家的門。
十分鐘之後，也就是3點35分左右，瓊恩的一個朋友給瓊恩打電話，卻沒有人接聽。很顯然，那個穿綠褲子的人，他就是兇手！！！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瓊恩樣的前一天的上午，在瓊恩樓下的一套公寓裡，一個婦女聽到有人站在她的門外，然後，她看到有一張紙從門下伸出進來，從左至右的在門口的地面上滑動，之後，那張紙突然被抽走了，從腳步聲判斷，門外的人走開了。
現在，時間來到了1964年，飽受驚嚇的波士頓人希望警方能儘快將兇手繩之以法，但是，年輕美麗的瑪麗·蘇利文（Mary Sullivan）的被害，讓人們的希望又一次化為泡影。
1964年1月4日傍晚，當和瑪麗合住在一套公寓的兩個室友回到公寓的時候，她們驚恐的發現，瑪麗被殺了。
和其它被害人一樣，瑪麗也是被一雙長襪給勒死的。在她的脖子上，還有一條用粉色絲巾系的大蝴蝶結和另外一條粉白色小花的圍巾。瑪麗坐在床上，背靠著床頭，一張鮮豔的賀年卡靠著瑪麗的腳豎在床上。在瑪麗的身上，兇手還用她的口紅畫出了不同器官的位置。驗屍官在瑪麗身上提取到了精液樣本，她也遭受到了殘暴的強姦。
波士頓絞殺手一案，最讓人費解的就是，儘管波士頓的婦女們被一再的警告不要讓任何陌生人進入房間，那麼，他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呢？波士頓警方請來了著名的犯罪學家厄爾博士（全名Erle Stanely Gardner），厄爾博士是犯罪學界的翹楚之輩，他偵探經驗豐富，還是著名的犯罪小說人物佩裡·曼森（Perry Mason）的締造者。根據警方掌握的資料，厄爾提出了波士頓絞殺手可能採用進入被害人公寓的一種方式。
按照厄爾的分析，一個有點兒小聰明的罪犯，會先花點工夫弄到電話號碼。一個獨居的婦女，關著公寓裡的所有門窗，她唯一與外界溝通的方式就是通過電話。厄爾推測，很有可能被害的女士先是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可能說他們想要確定家裡是否有人，要派人上門檢修，然後，過個十幾二十分鐘，就會有人來敲門。女士會問是誰，外面的人就會說是維修工。在這種情況下，女人們當然會以為他就是來維修的於是給他開門。之後，當他進門以後，女人毫無戒備，這個時候進行攻擊，被害人可能連喊叫的時間都沒有。
在被害人中，尼娜被殺之前的一個巧合（還有前面提到的瑪塞拉的說法），似乎論證了厄爾博士的說法。尼娜是在下午4點鐘左右遇害的，在尼娜遇害前幾分鐘，她正在和她的姐姐通電話，然後尼娜突然說“對不起，等我一會兒，有人在按門鈴，我馬上再打給你”然而，尼娜並沒有再打電話過去，等她姐姐打回電話後也沒人接聽。後來，尼娜的姐姐叫公寓的管理員過去查看，當管理員在晚上7點30分進入尼娜的房間的時候，尼娜已經被害了。
這對於分析波士頓絞殺手的作案模式是個很好的線索，兇手先中規中矩的按門鈴，然後跟女主人講一個很值得信任的理由，然後進入房間，伺機作案。但是，他的理由是什麼呢？在波士頓絞殺手橫行的時期，幾乎每個女人都說無論對方有什麼理由，自己都不會讓一個陌生人進門。如果波士頓絞殺手給出的理由不夠好，他難道不會被拒之門外嗎？
而如果這樣的事情頻繁發生，在因為波士頓絞殺手而弄得人人自危的一個城市裡，婦女們肯定會向警察報告她們的懷疑，但是奇怪的是，沒有人向警方反映過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據此，厄爾博士認為，兇手是預先通過電話和被害人聯繫好了，然後才中規中矩的按門鈴，因為事前已經談好了，所以被害人就毫不懷疑的放兇手進門。
瑪麗·蘇利文被殺後不到半個月，1964年1月17日，馬薩諸塞州司法部長愛德華·布魯克（Edward Brooke）宣佈成立一個“波士頓絞殺手調查局”，調查局工作由他牽頭負責，他向所有馬薩諸塞州居民承諾，他一定會將兇手繩之以法。布魯克是當時全美唯一的一位非洲裔司法部長，他工作能力很強，儘管馬州一向是民主黨的大本營，但身為共和黨人的布魯克在那裡依然很受民眾歡迎。
負責“波士頓絞殺手調查局”對於布魯克來說是有一定的政治風險的，何況他還向市民下了軍令狀。如果兇手最終沒有被緝拿歸案，那麼布魯克的聲望無疑會深受打擊。在開篇樓主有說過大背景，而波士頓絞殺手一案涉及波士頓的5個不同片區的分局，因此警察們在辦案過程中，在相互的信息溝通和合作方面有過不斷的摩擦，現在，調查局的成立，可以避免這種弊端，本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但是布魯克卻選擇了自己的一個密友——約翰·S·布特莫里（John S. Bottomly）來負責調查局的日常工作，這個選擇直到今天，仍然倍受爭議。
布特莫里是布魯克的助手，他對工作充滿熱情，而且非常誠實，但是，他不懂刑法。前面說到的“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的波士頓警察局局長艾德蒙·麥克納瑪拉就曾公開的對布特莫里表示鄙夷，他曾對媒體說布特莫里是個“怪人”“瘋子”“傻瓜”……
調查局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要把從各個不同的警察分局收集來的長達37000頁的有關案情的文字資料進行閱讀、組織和分類。而由法醫和心理學家、犯罪學家組成的另一個專案小組，則開始對罪犯進行心理畫像。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專家提出，在老年婦女被殺案件和年輕女孩被殺案件中有很多細節上的不同，因此，他們認為兇手不只是一個人，很有可能是後者模仿了前者的作案手法。
罪犯畫像小組的肯奈·菲克博士總結了研究成果，提出波士頓絞殺手年齡應該在30歲以上，細心、有條理而且守時。他可能經常要用手工作，或者至少有做手工的愛好。他極有可能是單身，或者是分居或離了婚。表面上看起來，他完全正常，不會給人留下特殊的印象。他既沒有親密的女朋友，也沒有什麼男性密友。
儘管調查局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儘管馬州州長下令懸賞1萬美元給提供有效信息的民眾，然而，案情仍然沒有得到什麼實質性的進展。到1964年的11月份，當“波士頓絞殺手調查局”的探員們還在茫茫人海尋找真兇的時候，案件發生了第一次轉折性的高潮，一個嫌疑人幾乎是自投羅網，闖入了他們的視線。
這個人，就是大家可以在度娘上度到的關於本案的犯罪嫌疑人，阿爾伯特·迪薩爾沃（Albert DeSalvo），他也是本案法律上的最終“兇手”。
1964年10月27日下午，一個新婚不久的女士正在臥室裡小憩，她的丈夫已經去上班了，家裡只剩下她一個人。睡得正香的新娘子被一把冰涼的匕首給驚醒了，一個男人站在她的床邊，手裡的刀子橫在了她的脖子處。他威脅她不要出聲，否則他會殺掉她。
然後，他脫下了女主人的內衣並把它塞進她的嘴裡，並用她的衣服將她的手腳綁在床柱上，之後，她開始親吻和撫摸她。過了一小會，他問這位女士從公寓出去怎麼走，並警告她說“十分鐘之內你不準出聲。”，做完這一切，他令人費解的向這位女士道歉，然後離開了房間。
受辱的女主人等那個男人一走就立即報告了警察，她對那個男人的印象很深，記得他的相貌還記得他穿了一條深綠色的褲子。在警察局裡，警察們按照她的描述給那個人畫了模擬畫像，畫像的結果一出來，他們就立刻想到了一個人——阿爾伯特·迪薩爾沃。
迪薩爾沃可以算是警局的熟客了，在波士頓絞殺手案件發生以前，波士頓劍橋區曾發生過一系列滑稽的性騷擾案，一個20多歲的男人經常光顧這裡的一些公寓，當他敲開門後，如果是一個年輕的女士應門，他就會自我介紹說：“嗨，我叫約翰森，是一個模特公司的代理人，有人給我們介紹說你很適合做模特。”他還告訴這些女士說她們並不是做裸體模特，但是報酬很高，每小時達40美金。他是公司派來給她們測量身材的。
他有一張讓人信任的孩子臉，總是面帶微笑，而且，聽說自己被模特公司相中，大部分女性都會受寵若驚，有興趣的女士就會讓他進門，然後他就會用皮尺給她們測量身材（當然順便揩油），量過身材後，他會跟她們說李維斯夫人會跟她們聯繫，然後會很禮貌的離開。但是，沒有一個女士再接到什麼李維斯張維斯夫人的電話，後來一報警，壓根就沒有這樣的一個模特公司。
1961年3月17日，正準備闖入劍橋區一座民宅的迪薩爾沃被警察逮個正著，在警局裡，他不僅承認自己私闖民宅，而且說自己就是那個所謂的模特經濟人。最終，迪薩爾沃被判監禁18個月，因為在獄中表現良好，1962年4月他被提前釋放，那個時候，是波士頓絞殺手第一次現身之前兩個月，62年6月份，作為波士頓絞殺手的第一個被害人，安娜就被謀殺了。
警察讓那位新婚的女士從一個單面鏡後進行辨認，她立刻從一組人中指出了迪薩爾沃。
1931年9月3日，阿爾伯特·迪薩爾沃出生在馬薩諸塞州的切爾西。他的父親弗蘭克脾氣很壞，經常毆打妻子和孩子。作為5個孩子中的一員，迪薩爾沃從小就經常逃學，並不時地搞一些小偷小摸。在他還是少年的時候，他的母親夏洛特受不了家暴和他父親離了婚並迅速再婚，不過，迪薩爾沃並沒有因為母親再婚而有所疏遠，他和母親夏洛特的關係一直很好。
曾經有一度，迪薩爾沃春風得意。17歲那一年，也就是1948年，迪薩爾沃參了軍，在投降的西德駐守一直到1956年。在德國，他娶了一個很體面的德國女孩艾米嘉德·貝克（Irmgard Beck），那時候他還得到了一次升遷的機會，但是因為他從小養成的惡習讓他經常不守軍紀，最終還是以上士的身份退伍。
1955年，在艾米嘉德懷孕期間，他曾因為猥褻一個小女孩被起訴，後來因為對方撤訴，他才躲過一劫。艾米嘉德說迪薩爾沃有超出常人的性慾，一個女人很難滿足他的要求，糟糕的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朱迪患有先天性的骨盆殘疾，艾米嘉德害怕再生下一個殘疾的孩子，因此總是拒絕迪薩爾沃的性要求，這不僅讓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而且也成促成迪薩爾沃荒唐行徑的一個重要原因。
1961年，迪薩爾沃和妻子及兩個孩子住在梅爾頓，他是一個橡膠廠的工人，朋友很多。那個時候他不斷的私闖民宅進行盜竊，儘管總是在外面惹麻煩，但對艾米嘉德他很體貼。很多人包括他的老闆在內，都認為他是一個愛家的男人。當警察問他為什麼要假扮模特經濟人這種荒唐事的時候，他解釋說“我雖然相貌一般，也沒接受過什麼教育，但我知道自己不比那些所謂的上流社會的人差，他們不過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孩子，我沒有什麼學識，但我比他們精明。”
迪薩爾沃是否精明沒人下定論，但是迪薩爾沃喜歡吹牛，卻是公認的事，這個，就連艾德蒙局長都承認。迪薩爾沃曾經對警察說，自己曾經在4個州的範圍內騷擾過300多個婦女，並闖入過400多棟民宅。他還說：“如果你們知道了所有我做的事，你們都不會相信的。早晚我會告訴你們的。”
迪薩爾沃被送進了水橋州立醫院的精神病科進行觀察，在那裡，他和一個叫喬治·納賽爾的人關在同一個病房並很快成為了好朋友。納賽爾是個危險人物，他被控謀殺了一個煤氣站的工作人員，而且，他是模仿執行死刑的方式將那個人殺害的。據說，納賽爾的智商很高，接近天才的水平，在此前，他就曾因為另一項謀殺案蹲過大獄，他利用那段時間自學了俄語和其它一些課程。
1965年5月初，一個爆炸性的新聞出現在波士頓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關在水橋州立監獄的迪薩爾沃宣稱自己就是波士頓絞殺手！
當迪薩爾沃的妻子艾米嘉德得到這個消息後，她的第一反映就是迪薩爾沃又在吹牛，迪薩爾沃是個麻煩不斷的男人，但是，他並不是殘酷的人。還有一些人懷疑迪薩爾沃的動機，他們推測，關在精神病院的迪薩爾沃可能是因為考慮到錢的問題，他知道自己這一次可能會被關很長一段時間，那麼艾米嘉德和孩子們怎麼辦？所以，他宣稱自己就是波士頓絞殺手，用這個故事賺錢。
在他被關進水橋醫院之前，他就曾經向自己的律師喬·艾斯吉爾森（Jon Asgiersson）試探性的提出過這個問題。他問“如果有人告訴你一個本世紀最了不起的故事你會怎麼做？”“你是說波士頓絞殺手嗎？”喬問他。“是的。”“你跟這事兒有關係嗎？你參與了？”“都是我乾的。”然後，他又問講出這事兒會不會得到州長許諾的1萬美金。喬感到很迷惑，後來他說，那個時候他懷疑迪薩爾沃是不是腦子有問題。
還有人認為，當迪薩爾沃和納賽爾被關到一起之後，兩個人就曾商討用認罪來換取金錢的事。他們錯誤的認為州長說的酬金是每個被害人1萬美金我，那麼11個被害人，就是11萬美金，他們倆可以分享這筆錢。這樣，迪薩爾沃不僅不必再為家人擔心，而且他還希望自己認罪以後，可以被當成精神病人關在醫院裡，這比蹲大監獄要強太多了。
現在，迪薩爾沃成了全城焦點人物。這一次，他請納賽爾的律師F·李·貝利（F.Lee Bailey）做他的辯護律師。貝利問迪薩爾沃要貝利做什麼，迪薩爾沃說他不想被關進監獄，他寧可呆在精神病院裡，而將自己的事講出來，是希望能給自己的家人賺點酬金。貝利後來說，他一開始對迪薩爾沃的話半信半疑，他給唐納威警官打電話，說他可能有一個波士頓絞殺手的嫌疑人，但貝利認為謹慎起見，還是由他先跟迪薩爾沃談一下案情，他向唐納威警官諮詢了一些問題，然後，在1965年5月6日，他帶著錄音機來到了迪薩爾沃的房間。
貝利曾對一家報紙談到過這次訪問，他說“我去訪問迪薩爾沃的那個下午，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相信坐在我面前的就是波士頓絞殺手，有過詢問經驗的人都知道一個人在回憶往事和編故事的時候是不一樣的。迪薩爾沃給我的感覺是他就是在回憶，他能夠想起一些和案情毫不相關的細節，比如地毯的顏色，被害人家裡的照片，或者是某個傢俱的式樣。他像在描述自己看到的一盤錄像帶一樣，回憶自己的犯罪過程，而整個過程中，他都面無表情，好像在超市裡購物一樣。”
後來，警察們的詢問記錄也印證了貝利的說法。例如，迪薩爾沃是這樣描述他是怎麼襲擊75歲的艾達·艾爾加：“我跟她說我是派來做公寓維修的，她不太相信我的話，因為近期發生的事，她在沒有確定別人的身份之前，不想讓任何人進入她的公寓。我直接跟她說不要擔心，要是不相信我的話我可以明天再來，然後我就走開了，在我正要下樓的時候她叫住了我，說：‘那好，你進來吧。’我裝作在找一處滴水的管道，她一轉過身去，我就勒住了她的脖子。”當被問及他是不是從後面勒住了艾達的脖子，迪薩爾沃說：“是的，用了很大的力氣。我看到有血從她的耳朵裡流了出來，很黑的血，是右耳朵。我還記得那兒有套餐桌，深色的桌子，褐色的椅子。我將她的腿分別放在兩張椅子上……”
警察們問他為什麼要謀殺這麼大年紀的婦女，他說這跟年紀無關，漂不漂亮也無所謂，只要她是個女的，這就夠了。因為有人懷疑謀殺老年婦女和年輕女孩的罪犯是兩個人，迪薩爾沃還描述了他謀殺索菲亞·克拉克的情形：“她當時穿著一件很鮮豔的半透明的寬鬆長袍，身材修長，三圍大概是36－22－37，非常漂亮……她的公寓門是黃色的，有點兒褪色……她一開始不想讓我進門，我跟她說我可以介紹她去做模特，每個小時可以賺20到35美元……她的房間裡有一張臥榻，上面有幾個顏色鮮豔的枕頭，好像有紫色和黑色的。”
隨著警方對迪薩爾沃詢問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細節顯現出來。他知道在貝佛莉·塞門斯的床底下有一個記事簿；帕翠西婭·貝塞特的公寓門後掛著聖誕鈴鐺；他從安娜·斯萊舍家裡拿了件雨衣穿上，因為他的夾克衫上染了血，在警察們給他看的14件雨衣中，他立刻就挑出了安娜的那件雨衣。此外，他還講自己在一個丹麥裔女孩的房間裡試圖勒死她的時候，突然看到了鏡子裡自己的行為，他嚇壞了，一下子沒了力氣，還哭了起來，他乞求那個女孩子不要報警，還撒謊說如果讓他母親知道了，他的生活費就沒有了。警方沒有接到過這個女孩的報案，聽到迪薩爾沃的供述，他們找到了那個女孩，那個女孩證實了這件事確有發生。
現在，警方已經基本可以斷定迪薩爾沃就是波士頓絞殺手了。
現在，電腦前的你，也基本可以斷定迪薩爾沃就是波士頓絞殺手了，對吧？
面對這些只有真兇才能夠知道的細節，再加上他確實有過準備勒死女性的行為，如果他不是波士頓絞殺手，又怎麼可能呢？
這個案子，“傳奇”就傳奇在這裡。它，確實有可能。
儘管警方對迪薩爾沃的供述很滿意，但是，所有以前認識他的人都不相信他會犯下這麼殘忍的罪行，他們都認為迪薩爾沃是個溫柔體貼的愛家的男人。更重要的是，曾經有一些人看到過極有可能是“波士頓絞殺手”的那個人，前面所提到的肯尼斯·羅為，他曾跟那個找瓊恩公寓的陌生人交談過，並告訴那個陌生人瓊恩住在樓下，還聽到了瓊恩為他開門的聲音，在那個人進房間10分鐘以後，打給瓊恩的電話就沒有人接了。
當警察給羅為看迪薩爾沃的照片時，他認為這不是那天他看到的人。而且，羅為描述的那個陌生人在那天晚些時候曾經光顧公寓樓對面的馬丁酒店，當時他看起來很緊張，好像有人跟蹤他似的，但後來，經營馬丁酒店的朱利斯·文斯在看了迪薩爾沃的照片以後，也認為不是他。
一個值得注意的線索是，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目擊證人在看到和迪薩爾沃同住一間病房的納賽爾時，情緒相當反常。和索菲亞同住一棟公寓的瑪塞拉·露爾卡曾跟警察霽過在索菲亞被殺前不久，曾有一個聲稱是修房子的人到她的公寓裡去過，因為瑪賽拉的丈夫在家，那個人莫明其妙就走了。後來，警察們按照馬塞拉的描述，繪製了一張頭像，那是個年輕人，長臉，窄窄的鼻子，一雙很大的杏仁形的眼睛，根本就不像長著大鼻子的迪薩爾沃。
在迪薩爾沃向警方講自己的罪行時，“波士頓絞殺手調查局”的負責人布特莫里曾安排瑪賽拉和一個叫格爾楚德·格拉恩（Gertrude Gruen）的女士暗中去辨認迪薩爾沃。格拉恩曾經被襲擊過，她跟進入她公寓的罪犯拼命的搏鬥，她的驚叫聲也引來了正在修房頂的工人的注意，當工人們從天花板上的窗戶向房間裡看的時候，那個男人逃跑了。
兩個女人當時都以為她們只會見到一個人，就是迪薩爾沃，她們沒有想到，她們還遇到了他的室友——喬治·納賽爾。當她們坐在一邊的時候，納賽爾是先進來見被安排與他們見面的醫生的。
格拉恩回憶說，納賽爾瞟了她一眼，然後很快又再看了一眼，格拉恩當時感到一種恐懼和熟悉，難道他認識自己嗎？就在這時，迪薩爾沃也進來了，他坐在愛倫醫生對面，格拉恩看著他，肯定的認為面前的這個人從來沒見過，他根本就不是那個襲擊她的人。而那個不時狠狠的盯著她看的人，那個面孔她覺得有些熟悉，讓她有點毛骨悚然。在後來見到警察的時候，格拉恩說迪薩爾沃不是襲擊她的人，倒是另外那個人很像，因為緊張和恐懼，她甚至哭了起來，等她平靜下來以後，她承認自己沒有十分的把握。
瑪賽拉也曾在警察那裡看到過迪薩爾沃的照片，但她不能確定。和格拉恩的感覺一樣，當納賽爾走進房間的時候，她的心狂跳起來，他的眼睛、步伐、佈滿皺紋的臉，都和那個自稱是修房子的工人的相貌一模一樣。但是，那個人的頭髮是蜜色的，而納賽爾的頭髮，卻是黑色的。
同許多當時的犯罪學家一樣，蘇珊·凱利（Susan Kelly）也格外的關注波士頓絞殺手一案。迪薩爾沃的主動認罪，在蘇珊看來，完全是一場媒體的鬧劇，她不相信迪薩爾沃是兇手。警察們受到的壓力太大了，他們彷彿是落水的人，不假思索的抓住了迪薩爾沃這根救命稻草，在蘇珊看來，警方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首先，沒有任何物證可以將迪薩爾沃與這些兇案聯繫起來，也沒有目擊證人。在物證方面，在瑪麗·蘇利文的公寓裡，就在擺著瑪麗屍體的床旁邊的一個菸灰缸裡，有3支剛吸過的“禮拜堂”牌的菸蒂，而瑪麗和她的室友都不抽這個牌子的香菸，同樣是這個牌子菸蒂，還出現在索菲亞公寓的馬桶裡面，索菲亞不抽菸，這個牌子的菸蒂很有可能是兇手吸過的。但是，迪薩爾沃從來不抽菸！
在人證方面，除了前面兩個目擊證人對迪薩爾沃的否定以外，在瑪麗·蘇利文被害的時間範圍內，她的一個鄰居，艾琳·奧尼爾曾經透過瑪麗公寓的浴室的窗戶，看到過一個男人，但是艾琳指認的卻不是迪薩爾沃，迪薩爾沃的鼻子很顯眼，見過他的人不會對這個明顯的特徵毫無印象。
其次，在迪薩爾沃認罪的過程中，他的確講了許多作案時的細節，但是，這些細節有些是對的，有些卻是錯的。蘇珊曾經去探訪過迪薩爾沃的醫生羅比（Robey），羅比醫生指出，雖然迪薩爾沃的智商水平一般，但是，他的記憶力尤其是形象記憶非常好，他們曾經對迪薩爾沃做過測試，當時，羅比醫生和其它7個醫生在辦公室裡開會，迪薩爾沃走進來，看了一眼，然後又走出去。第二天，還是這八個醫生，每個人都換了不同的衣服，坐在不同的位置，羅比醫生讓迪薩爾沃進來，並請他描述前一天大家坐的位置和服飾，令人驚奇的是，迪薩爾沃不僅記得，而且講的幾乎分毫不差。
因此，蘇珊認為，迪薩爾沃獲得案件細節主要來自這麼幾個方面。一是報紙，例如在《美國記錄》報上，曾有一篇非常詳細的介紹案情的文章，包括被害人的衣著、習慣、房間裡的物品等等。蘇珊認為，迪薩爾沃記住了這篇文章的內容，因為在他的描述裡，錯誤的地方有幾處和報紙上報道的錯誤是一致的；二是審訊人員漏出來的口風。波士頓絞殺手調查局的很多案情材料都管理得很馬虎，而其法醫小組更是將他們的鑑定結果四處分發，這使得迪薩爾沃很有可能會有機會看到過一些案情材料。而且，警察們要破案的願望太強烈了，他們很有可能還故意的引導迪薩爾沃，讓他說出正確的答案；三是迪薩爾沃經常進行入室盜竊，他很有可能在兇殺案發生過以後，偷偷的潛入過那些已經沒人居住的公寓，這使得她對這些公寓裡的佈局和物品都很熟悉；
第四，就是和迪薩爾沃關在一起的納賽爾，蘇珊對他一直都很懷疑，很有可能，納賽爾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他將作案的信息告訴了迪薩爾沃，在蘇珊看來，瑪麗·布朗的案子就很可疑（就是那個40公里遠的案子），和其它被害人不同，瑪麗還曾經被毆打，而且幾乎是被毆打致死的。這和其它被勒死的模式不同。迪薩爾沃對這個案子的描述很簡單，而且很多細節都不正常，而瑪麗的住宅離波士頓很遠，倒是納賽爾曾經到過那個地方，他在1948年曾經槍殺過和瑪麗·布朗住在同一條街上的另一個人。
無論專家們的意見是什麼，媒體上連篇累牘的報道已經給迪薩爾沃冠上了“波士頓絞殺手”的名字。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中，罪犯的口供是不足以作為他犯罪的證據的，而警方又沒有其它證據可以證明迪薩爾沃就是那個曾讓波士頓的女人們陷入恐慌的連環殺手。審還是不審他，以什麼罪名起訴他，一時間都成了問題。
湊巧的是，這個時候馬州的司法部長愛德華·布魯克要競選參議員。布魯克曾對民眾許諾他一定要將波士頓絞殺手繩之以法，現在，主動跳出來的迪薩爾沃簡直太合時宜了。布魯克需要的是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不要影響他的仕途，而迪薩爾沃需要的，是用“波士頓絞殺手”的名字證明自己的瘋狂，而不必因為當“綠衣人”私闖民宅、猥褻婦女而被終生關在監獄裡。他和他的律師都深知，無論怎樣，迪薩爾沃是不會被處死的，布魯克不會在自己競選的關鍵時刻，去惹那些反對死刑的人權團體的麻煩（另外好像當時馬州是沒有死刑的）。
因此，儘管水橋州立精神病醫院的羅比醫生認為迪薩爾沃的精神狀態不適合審理，在1967年1月10日，馬薩諸塞州法庭還是以“綠衣人”的罪名對迪薩爾沃進行了審理，陪審團在4個小時的辯論之後，達成一致，他們認定迪薩爾沃有罪，並判處終身監禁。
迪薩爾沃被關進了沃爾普（Walpole）州立監獄，在監獄裡，他曾寫過一首關於波士頓絞殺手的詩，全文如下：
“波士頓絞殺手的故事
還不曾有人講述
這個男人聲稱他殺了這些女人
姑娘和老婦
難以捉摸的絞殺手
他蹤跡四處
沒人知道他要去哪裡漫遊
只有日光引導他的去處
但他身後沒有線索
那些人無論長幼
她們的秘密已經被死神帶走
他也許腦袋有問題
但卻鐵定比警察們聰明
提示他的秘密雖然將讓他的家庭蒙羞
但卻給他帶來聲譽
今天他坐在一間囚室裡
心中暗藏著只屬於他自己的秘密
絞殺手是在監獄裡還是在外面
今天人們還在充滿疑慮”
這首詩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因為在詩中，迪薩爾沃寫到“揭示他的秘密將讓他的家庭蒙羞”，用的是一個將來時。那麼，是否他知道而且還在保守著這個秘密呢？
無論怎樣，1973年的11月，迪薩爾沃用他的死，證明了他確實知道一些可怕的秘密。在那個冬天，迪薩爾沃聲稱自己受到了威脅，經要求，他被轉移到監獄裡的醫護室。在他被人用刀捅死的前一個晚上，他打電話給水橋醫院的羅比醫生，說他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訴羅比，語氣充滿驚慌。羅比醫生答應第二天去看他。
但是翌日，正當羅比準備前往監獄時，收音機播放了一則新聞：迪薩爾沃死了。儘管這名擔驚受怕的囚犯一直受到保護性的監禁，但有人依然有辦法通過了六道保安檢查關卡並進入他的囚室，用匕首多次戳刺他的心臟。
羅比認為，迪薩爾沃是想要告訴他誰是真正的波士頓絞殺手，而且，他還聯繫了一個記者去監獄裡見他。羅比認為，迪薩爾沃感到了威脅，在監獄裡，一定有包括獄警在內的人對迪薩爾沃要講的事感到擔心，因為要進入那個醫療室，需要通過好幾道門，每道門都有人看守，要進入迪薩爾沃的房間，沒有這些人的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至於官方的說法，他們說迪薩爾沃捲入了監獄裡的販毒案，他們還找出了3個涉嫌的犯人，但是對於他們的審訊，卻從來沒進行過。
迪薩爾沃的自傳草稿隨著他的死不翼而飛，一直沒有被找到。刺死他的兇手至今也還逍遙法外，他的親戚認為，他之所以在囚中被殺是因為他準備講出真相，講出為何他要長期扮演那個波士頓絞殺手。他們相信，他在1965年詳細地、具體地供認他是波士頓多宗謀殺案的肇事者，完全是出於他受困惑的個性，是因為他仰慕臭名遠播（羅比醫生不相信他是兇手他反而因此被激怒過）及急於取得一筆金錢，用以供養他極其煩惱的家庭。
迪薩爾沃的名字，跟波士頓絞殺手緊緊的捆綁在了一起，他被案件影響一生的經歷讓人唏噓，現在，是時候還他清白了，哪怕他自己更想要出名。有兩個人自始至終都不相信迪薩爾沃是波士頓絞殺手，一個是迪薩爾沃的弟弟理查德·迪薩爾沃（Richard DeSalvo），另一個則是最後一位被害者瑪麗·蘇利文的外甥凱西·史爾曼（Casey Sherman）。
理查德深知哥哥愛吹牛和軟弱的天性，他絕對不可能犯殺人罪，他只是想編個故事賣錢養家餬口，而蘇利文家從來就不相信迪薩爾沃是兇手，正是迪薩爾沃自己的供述讓他們感到懷疑，迪薩爾沃聲稱自己強姦了瑪麗，但實際上，瑪麗是被兇手用打帚柄進行的性侵犯；他說自己用手勒死了瑪麗，但瑪麗實際上是被用自己的衣服勒死的。
迪薩爾沃身死之後27年，也就是2000年，兩家人聯合起來，向州檢查院提出要對蘇利文一案的證據進行DNA檢驗。對於迪薩爾沃一家人，他們希望能夠使自己的家族從連環殺手的陰影中解脫出來，而對到蘇利文一家，他們堅信真兇依然逍遙法外，要將其繩之以法。他們一直懷疑瑪麗一個室友的前男友，瑪麗很有可能會不假思索的給他開門。
他們要求進行DNA檢驗的有68項證物，包括瑪麗的身體器官、頭髮、地毯上的精液樣本等，但是，州檢查院不同意兩家人對DNA檢驗的要求，波士頓警方的反應也非常讓人感到奇怪，他們開始說會重新調查此案，之後又推翻了這種說法。“他們不想承任在新英格蘭歷史上最大的一宗謀殺案以及在美國曆史上其中一宗最大謀殺案中，他們抓錯了兇手。”瑪麗的外甥如是說。最終，兩家人將州檢查院一併告上了法庭。
2001年2月31日，威廉·G·楊法官宣判，同意兩家人的訴訟請求；
2001年10月20日，法庭電視臺現場直播了從瑪麗·蘇利文的屍體上提取DNA樣本的實況；
2001年10月26日，迪薩爾沃的屍體被從馬薩諸塞州的一塊墓地裡挖了出來，送到了賓西法尼亞的約克學院進行DNA檢測。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詹姆斯·E·斯塔爾斯（James E. Starrs）主持了這次檢測工作；
2001年12月13日，在絞殺手第一次作案後的第39年，波士頓人以各種各樣的心情，從法庭電視臺得知，從瑪麗·蘇利文房間裡提取的嫌犯的DNA樣本，與迪薩爾沃的NDA樣本不符合。儘管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這隻證明的迪薩爾沃不是那個實施性侵犯的人，但是，連謹慎的斯塔爾斯也承認“如果我是法官，我會毫不猶豫的將迪薩爾沃無罪開釋。”蘇利文的外甥凱西也認為，如果迪薩爾沃沒有殺害瑪麗·蘇利文，那麼，他就沒有任何一個其它的被害者。
現在看來，警察們的結論是錯的，但是，當時他們承受的壓力實在太大了，波士頓市民們承受的壓力也太大了，大家都迫切希望這件事能儘早解決，而迪薩爾沃，扮演了那棵救命稻草。
因為公眾輿論壓力過大而導致警察辦案失常的例子俯拾皆是。1953年，倫熟蘇格蘭警場的大都會警察廳就曾經遇到過一件棘手的案子。在一棟房子裡住著蒂莫西·依文斯夫婦和他們的女兒，以及一個叫克里斯汀的房客，有一天依文斯夫人和她的女兒被人殺害了，警察們的懷疑都指向了與妻子關係不太好（克里斯汀的證詞）的依文斯先生，最終依文斯被定罪並被處死。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依文斯都試圖讓人們相信自己是無辜的，而克里斯汀有很大的嫌疑，但是，從外表看來，克里斯汀是個熱心公益的好市民，當時的公眾和媒體也對案件進行了大幅報道，可以說，在審判之前，就已經給依文斯定了罪。依文斯被處死之後，克里斯汀搬走了，當新的住戶搬進來後，他想在牆裡裝一個視聽櫃，在他逐個敲擊那些牆面，試圖找出一個非承重牆的時候，他卻敲到了一處只裝著壁紙，根本沒有牆的地方，他撕開了那塊壁紙，看到裡面是一個女人的屍體。
蘇格蘭場的警察趕來後發現那個女人的屍體得很好，而且，那個小過道的通風很好，不會讓人聞到臭味。那個女人半裸著，下身穿著長襪，繫著吊襪帶。移走第一具女屍後，警察們發現在她後面有一個被毛毯包裹的很高的物品，打開以後，發現又是一具女屍。移開第二具女屍後，又發現了第三具……最後，對這棟房屋進行徹底的搜索後，又在地板下發現了一具女屍，在後院的花園裡發現了兩具。警察對克里斯汀進行了審理，他認了罪，並最終被處理，而可憐的依文斯先生，因為媒體和公眾的輿論壓力，在痛失愛妻和愛女之後，居然也含冤身死，實在是可悲可嘆吶！
回過頭來，再看波士頓一案，在1964到65年的情況也是這樣，整個波士頓城在不斷的宣傳下陷入了一種瘋癲的狀態，人們一再的被告誡要關好門，注意安全，婦女們人人自危，最終，在人們已經無法忍受的時候，迪薩爾沃像救星一樣的出現了……
這是一個沒有結局的結局，所有的真相，隨著迪薩爾沃的離奇身死一起被掩埋，並從此成為罪案史上的永遠謎團。
2003年，“波士頓絞殺手”的被害人帕翠西婭·貝塞特被害時居住的後灣區公園街515號傳出鬧鬼的新聞，居住在這裡的居民發現，沒有人拉動抽水馬桶，可馬桶卻會突然沖水；沒有人站在門外，但是住戶們地反覆聽到敲門聲；沒有人給維修公司打電話，但聲稱接到過電話的維修公司因此空跑了兩趟……
是不是那些不甘的冤魂，在試圖向人們訴說真實的真相？然而，我們永遠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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