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徐笛薇 實習生 李英南 李伶俐
“高中畢業月薪一萬。”7月上旬，包括河北省李曼茜在內的多名2017年高考狀元在社交網絡上曬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的入職通知書。配圖顯示，該職位是某間信息技術公司的“精品課狀元課代表”，而這“人生的第一份offer”，僅實習基本工資就是稅前10000元。
這幾則消息立刻引來眾多網友關注。有評論稱，“成功的人比失敗的更有發言權”，也有網友直接指出“這只是個廣告，認真你就輸了”。
高考狀元“商業化”，雖一直遭受爭議，但在社會經濟環境中卻備受追捧。
今年高考考分出爐後，不少高考狀元的名字立刻就上了社交網站的“熱搜榜”。耿直boy、男扮女裝、史上最帥學霸，各省狀元們立馬就被貼上了“網紅”的標籤。
據各地媒體的公開報道，2017年，全國不少狀元現身多家直播平臺。而從效果來看，從動輒近百萬的在線瀏覽量來看，其受關注程度、影響力、相關產品帶動力都不容小覷。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採訪發現，狀元參加商業活動的初衷主要是分享學習經驗、積累社會經歷等。但面對商業化炒作，大部分狀元都保持理性與清醒。
參與直播為交流分享，排斥過度炒作
今年，狀元經濟的一大顯著的變化是直播平臺的強勢崛起。
狀元接觸到的直播形式大致分為娛樂綜合平臺和在線教育機構開設的網課平臺兩類，內容多以學習經驗分享為主。面對直播觀眾，高考狀元們雖顯青澀、拘謹，卻也表達流暢、條理清晰。
“我嘗試去接觸這樣的商業活動，除了經濟上有些收入之外，還抱著接觸一下社會，積累人際交往經驗的想法。”2017年廣西高考狀元韓思雨表示，現在許多的狀元不再是苦學成才的“書呆子”了，發展全面，綜合素養都不錯，所以有能力，也願意去接受社會上的一些活動。
然而，狀元們對於直播的初體驗並非全然良好，受眾混雜、惡意評論、過度宣傳，讓剛剛離開中學的狀元們有點“蒙”。
6月30日，韓思雨參加了以“史上最任性的高考狀元究竟有什麼高分秘笈？”為標題的在線商業直播。
“對，我是學文科的”、“嗯，我的高考分數是681分”、“想去的大學是清華大學”，澎湃新聞看到，在參加網絡直播時，韓思雨經常重複著回答網友們這三四個簡單的問題。多數網友評論會讚歎其分數之高，也會五花八門地問“大學要不要找男朋友”、“為什麼文科生要選擇上清華”等問題，但真正關於教育話題的交流則佔少數。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樣。”雖然與直播平臺簽有保密協議，不便透露詳情與酬勞，但韓思雨告訴澎湃新聞，在直播過程中，她此前準備的很多關於學業的內容並沒有較好地表達出來。
韓思雨說，自己的初衷是喜歡做教育方面的事，希望交流和分享有效率的學習的經驗，但沒預想到直播的受眾並不僅是學生、家長或老師，而是形形色色的網民。“在我的理解裡，更多面向的是能夠聽懂我要傳達什麼的人。後續很少會再參加這樣的活動了。”
直播體驗同樣不是很好的還有李曼茜。她說，之前從未看過直播，“一直沒有什麼興趣，畢竟這個行業亂象還是不少，而且娛樂性太強，我個人不喜歡這類”。
李曼茜說試水直播，一方面是覺得“教育資源共享還是蠻不錯的”，另一方面也是出於為家裡減輕經濟壓力的原因，“在接到類似（商業活動）邀請的時候，我並不是非常情願，個人不喜歡被炒作宣傳，但是家裡的經濟狀況確實不是很好，也很需要這些薪酬，所以才接受了一些。”
“直播確實給我的生活帶來一定影響。”她表示，主要是各種平臺的大力宣傳讓人很不舒服。“人紅是非多”，網絡上的評論有好有壞，而且大多數來自不瞭解自己的陌生人，或多或少心裡有一點介意。
“在我講課的時候總會有不友好的聲音，讓人感覺很不愉快。有些是關於講課內容的批評，但我不是專業的老師，只是作為學生分享經驗，並不負責受眾的成績。”這也是李曼茜之後沒有再接受其他娛樂性較強的直播的原因之一。
而湖北省文科狀元範筱雨的父親向澎湃新聞反映，女兒參加的商業直播未曾經過家長的同意。範筱雨的父親對某直播平臺表現出不滿，“（要）找他們負責任。當時到學校去宣傳說湖北電視臺來採訪一下，當時沒在意，後來一聽（才知道是）直播。”但對於狀元開講座、接廣告代言、賣筆記、自辦輔導班等商業化行為，範筱雨的父親則表示理解，“這個也正常，適度也可以，畢竟這些小孩（狀元）有自己的心得。”
保持清醒，勿忘學生本職
7月中旬，山東某市的高考狀元獲贈一輛7座SUV。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狀元文化和情結自古以來深植於國人心中。高考狀元商業化、明星化，是一個嚴肅的社會課題。2016年6月，新華社曾批“狀元經濟”破壞了社會心態，使得“狀元”成為消費“符號”，加劇了社會心態的浮躁。
“近幾年看，狀元的概念是被過度炒作的。”韓思雨認為，狀元本身是由各種偶然性因素而形成的教育產物，參加很多商業化活動很容易迷失方向，看不清自己的位置。“商業活動容易讓他們（狀元）陷在裡面，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包括籤協議、提前準備，一場活動確實很累人，佔據了原本可以自我提升、準備大學生活的時間。”
“在我國，教育制度本身具有催生狀元經濟的土壤。”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徐國祥對澎湃新聞表示，學校、商家、消費者也都有消費狀元經濟的需求。目前來看，這些需求多為心理上，且較多為非理性。
對於狀元經濟，徐國祥表示，高考狀元有可取、成功的一面，通過一些渠道，真誠地傳遞好的學習方式和精神使更多人受益是正向的，適當的獲取回報也是可取的。
李曼茜也表示，“對於我們這樣的小地方，狀元經濟帶來的激勵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就我自己來說，很多親朋好友家的孩子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鼓勵，有了目標。對於狀元本人來說也豐富了人生體驗，也是不錯。”
在李曼茜看來，每個狀元都在被不同程度地被消費，外界不必過分憂心忡忡。“當然每年都會有人被過度炒作或者沉溺於其中，但真的是個例。就我今年接觸的20多位狀元來看，基本上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並不是大家所認為的高智商低情商的書呆子。思想雖然不夠成熟，但足以保證不會迷失方向。同時，狀元所在的好大學以及網絡的快速翻新不會允許狀元們長時間活躍於網絡。”
因為顏值受到關注的山西文科高考狀元朱磊拒絕了不少商業邀請。一方面“本身也並不喜歡商業性質的活動”，另一方面，他也認為獲得狀元頭銜很大一部分取決於運氣，不值得過度宣揚。“我只不過突然撿了狗屎運，就考上了狀元而已。”
本文製圖 澎湃新聞 龔唯
2017年澎湃新聞對全國高考狀元發去了一份“2017年高考狀元問卷調查”，回收40份有效問卷。調查顯示，近半數狀元更看重個人，不在意人們怎麼評價狀元；另有四成表示，成功的定義很多，並非成為社會認定的精英才是成功。“狀元的頭銜，就是個名次而已，不重要。但是帶來一些自我表達的機會，其實挺好的。”偏向低調的重慶高考文科狀元劉之銘拒絕直播平臺的理由也是“不擅長幹這些”。
徐國祥說，不唯分數論，強調素質教育和全面發展的新高考模式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對狀元經濟的一種降溫。
另外，徐國祥也呼籲消費者理性消費。“狀元經濟”是一個消費概念，沒有必要過分崇拜、追捧。學習他人成功經驗是個好事，但對於狀元經驗的效益消費者需要理智看待。對“上千上萬元一本筆記本”等非理性物價監管部門也需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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