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維新爲什麼能夠成功,但中國的戊戌變法卻只過了103天就失敗了?

鵬友程


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什麼能夠成功,但中國的戊戌變法卻只過了103天就失敗了?

1.明治維新廢藩置縣,實行土地私有制,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而戊戌變法沒有結合中國國情,空談工商立國,改革缺乏群眾基礎。

2.日本建立並有效的實行法律,以法治代替人治,是社會的一大進步;而戊戌變法所提出的平等和其他一些近代觀念,大多流於形式,難以實現。

3.明治維新的領導集團掌握國家實權,改革得以有效實行;而戊戌變法的領導者光緒帝不過是皇權的傀儡,實際權力掌握在慈禧太后等地主階級抵抗派手裡,改革阻力極大。

4.日本新興資產階級、中下級武士聯合力量強大;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緩慢,資產階級力量微弱,且具有妥協性。

5.明治維新發生時,西方對中國的入侵和中國人民的反抗,客觀上為日本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國際環境對中國不利。


青年史學家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對話。

伊藤對李鴻章揶揄說:“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後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嘆了一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說:“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伊藤博文是中國通)

清朝版的“改革開放”已經執行了30多年,卻在甲午之戰中被打敗,賠償白銀2.3億兩,國家財富沒有用於富國強兵,卻用來了向日本賠款。

伊藤博文告誡李鴻章要迅速改革內政,可是李鴻章是一個漢臣,他如何能夠主持變法呢?所謂的“洋務運動”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買得到西洋的船堅炮利,怎麼能買來國民意識呢?君主專制的制度不改,“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更談不上民眾的思想啟蒙。如此的洋務運動,即使經濟增長,看來生機勃勃,也難掩外強中乾的本質。

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嗎?有,變法,變祖宗之法。

變法的本質是利益的再分配以及未來的利益分配的定義。長期來看,任何一種變法都是奔著富國強兵去的,因為誰也不會閒著沒事亂折騰。生病不到一定程度,誰會願意去瞧大夫?可是,短期來看,變法是對原有利益集團的劫富濟貧,而恰恰是這些人,具備著摧毀變法的能量。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變法鮮有成功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引發新舊黨爭)

在社會危機時,往往會行變法,除了商鞅之外,吳起變法、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都沒有成功。不論變法成功失敗與否,變法人物的悲劇下場似乎是註定的,吳起被殺,王莽被殺,王安石和張居正被反攻倒算,甚至大宋朝與大明朝的亡國都與變法有莫大的關聯。因為變法形成的新舊黨爭,使得國家政治傾向於黨同伐異,不能再作為正常的政府運轉,最終造成政府停擺,世道大亂。

所以,變法歷來都是一項風險性極高的操作,一著不慎,全盤皆輸,身家性命都不可保。可是既然如此艱危,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趨之若鶩呢?

可能有2個原因:

1、儒家思想的薰陶之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傳統的儒家學子懷著“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普世情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絕。譚嗣同最後拒絕逃亡,說“各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而成功的,但有,自嗣同始”。

2、功名利祿。變法雖然危險大,但是收益也極高。一旦變法催動,變法則是整個社會的樞紐,變法者將成為眾星拱月一般的存在,其個人價值在這中間會得到無比的滿足,即使當時身便死,又有何恨?而且,一旦變法鋪開,且運轉良好,那基本就是變法者的勢力範圍,出將入相那是必須的配置。所以,富貴險中求,一旦王朝出現危機,必然會有大量鼓譟變法的人出現。

(張居正變法造成明朝財政危機)

處於封建末世的日本、中國都出現了主持變法的集團,與日本維新不同,中國的洋務運動是自下而上的一種強兵運動,而日本維新則是自上而下的求強運動。

日本天皇奪取實權的過程,將阻撓變法的勢力都通過倒幕運動予以清除。為此,不少日本變法維新人士都獻出了生命的代價。日本天皇通過變法派掌握實權後,其統治必然要倚靠變法派的勢力。因此全國軍民上下一心,變法轟轟烈烈地推動開來。

清王朝的“戊戌變法”卻不盡然,在洋務運動中攫取了大量利益的官僚集團和滿清貴族並沒有被清算,慈禧太后雖然歸政於光緒皇帝,但是30多年統治的淫威尚在,地方勢力對於年輕的皇帝能否真正掌握實權心有疑慮。不能一心匡扶變法。最後,在危急時刻,維新人士想起要掃除變法的障礙,於是譚嗣同帶刀夜訪袁世凱,要求袁勤王。結果被出賣,戊戌變法最終在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攻下迅速失敗。

所以,日本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最大的不同是中央政府是否掌握了絕對權力,是否能有將變法徹底進行到底的能力和魄力。顯然,戊戌變法的支持權力,所謂的皇權,其基礎並不穩固。這從慈禧太后隨意就能將光緒皇帝軟禁起來,而群臣竟無反對的就可以看出皇權的脆弱性。

(戲文:譚嗣同夜訪袁世凱)

不過,話分兩頭。

慈禧太后能夠佔據中國歷史舞臺長達半個世紀,絕非泛泛之輩,當時那麼多的能人異士,都被慈禧太后的駕馭得當,為清廷效力,說明慈禧還是很有幾把刷子的。慈禧太后的智謀、權謀,都得到了當時漢族大官僚的交口稱讚。因此,說慈禧太后是頭髮長見識短的庸碌之輩,那是在打當時整個清帝國精英的臉。

實際上,慈禧太后歸政,至少有一般是真心的。光緒皇帝親政第一件事就是要打仗立威,前朝嚷嚷的不得了,慈禧太后在後宮跟沒事人似的。光緒皇帝的心思慈禧太后肯定也知道,李鴻章為此還專門跑到慈禧太后那裡去告狀,打仗的事,不管是贏了還是輸了,光緒皇帝都會獲得真正的實權。但是,仗還是打了,而且還打輸了。李鴻章虧的底兒掉,帝黨因此快速佔據了道義制高點,開始謀奪更多的權力。以民意的名義(公車上書),力行變法。

所以,慈禧太后在1894年至1898年間,實際上是在給光緒皇帝歷練,是準備真正放手了。當時的慈禧也已經60多了。可是,戊戌變法的事兒太過於荒誕,以至於滿朝文武都看不下去了。如合邦論、延請伊藤博文為變法顧問等,讓人大跌眼鏡。這樣的人主持變法,根本不用日本人打進來,直接合並不久得了?

戊戌人士變法,沒有進行過市場調研,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以上諭的形式發佈命令,要求各地執行,根本不顧實際情況。各地督撫只有湖南一地執行了部分變法內容,其他地方都將其作為廢紙一張。戊戌人士從中央到地方,就沒有形成一個執行團隊。可是換句話說,如果戊戌人士組建了一個執行團隊,那麼就不可避免又形成了新舊黨爭,又免不了政治清洗。對戊戌人士來說,操盤這樣的政治大局,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

(慈禧太后有足夠的能量糾偏)

既沒有執行團隊,也沒有驗收監督團隊,更沒有維護變法的軍事力量,一旦出現封建守舊勢力的反撲,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能幹嘛?他們連《讓子彈飛》張牧之都不同,只能作鳥獸散。戊戌變法給人的感覺,就不是一個有計劃、有組織的變法,更像是一群書生自導自演的鬧劇,只是因為傍上了皇權,在京城中有了一點變法的氛圍而已。就像譚嗣同說的,變法哪兒有不流血的?沒有流血,說明變法就不夠鐵血,就不可能被執行。

即使戊戌變法真的被執行了,就一定能產生效果嗎?怕也未必啊!

1898年這個年份,世界各國已經完成資本壟斷,進化成了帝國主義,這與30多年的國際形勢完全不一樣啊。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他們不惜一切追逐最大的利益。在當時,這種“追逐”意味著征服,全世界都已經被瓜分完了。清王朝能免於被征服,是因為體量太大,不管是英法俄,還是德意日美,以他們的體量可以擊敗清王朝,但絕不可能吞併。

當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時候,他們舉頭四顧,發現東亞還有一片值得瓜分的土地。可是此時已經形成了戰略均勢,誰也不能獨吞,因此帝國主義列強將清王朝當成了共享經濟,所謂“利益均沾”。

戊戌變法要讓中國富強起來,那豈不是斷了這些國家的財路?如果戊戌變法得以順利實施,估計不用等到1900年,1899年就可能發生了侵華事件了——當時的世界已經沒有了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強國的空間了。


而知而行


物理學上有慣性定律認為:若無外力作用,物體將始終維持既定的運動狀態。事實上人類的歷史發展也有慣性——人總是有一種對以往成功經驗的依賴心理而不願另起爐灶。這種心態我可以為大家舉一個較為淺顯的例子: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出現的企業職工下崗分流現象於此有些相似——為什麼絕大多數職工寧願等到企業破產後另起爐灶,也不願意自己提前自謀出路呢?因為自謀出路充滿了種種不確定性,所以即使大家心知肚明自己的鐵飯碗端不了幾天,可也是能端一天是一天。無論藍圖有多麼美好,可那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再美好的藍圖最終要落實才有意義,而能否落實則要靠大家的切實努力,在事成之前人們總是對這種不確定性有一種天然的排斥感。

事實上無論是明治維新,還是戊戌變法,又或者是其他任何改革無不受到固有的思維慣性的束縛。其實除了既定的慣性思維的束縛之外,還有一點使歷朝歷代的改革舉步維艱——那就是在傳統體制下已然催生出作為既得利益者的統治階級,在歷史轉折的變革關頭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他們往往是趨於保守的,因為他們害怕在變革中失去自己已到手的既得利益。就以商鞅變法為例:變法後的秦國打破了原本存在於秦國貴族和百姓之間的階級壁壘,完全以軍功晉升官爵從而為那些毫無政治根基背景的寒門子弟提供了上升空間。與此同時秦國君主和這些新提拔起來的寒門子弟組成政治聯盟打壓世家貴族勢力,從而強化中央集權。問題在於:當這些寒門子弟晉升高位之後就在秦國催生了一個新興的職業官僚集團。相比傳統的世家貴族而言:職業官僚集團在其發跡的早期是一個朝氣蓬勃的群體——因為他們沒有世家貴族那樣的政治根基,只能通過政績來取得君主的青睞和百姓的認可,這時他們積極推動變法強國;然而當他們大權在握之後就日益走向變法改革的對立面。為什麼在大秦一統華夏的過程中立下大功的李斯那麼輕易被趙高拉攏成為秦王朝的掘墓人就是因為不願放棄到手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初期不僅一時難以見到成效,更有可能還不得不放棄一部分大家已到手的利益,而這種放棄是需要勇氣和魄力的,事實上不是人人都能走出這一步的。這也正是《大秦帝國》中甘龍、杜摯所說的“沒百倍之利不變成法”。

問題在於:固有觀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縛對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都是客觀存在的,那麼為什麼這兩場改革一成一敗呢?如果說是因為日本明治維新受到的束縛低於我國的戊戌變法,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日本明治維新所受的束縛相對偏小呢?還是回到一開始所說的慣性定律——在物理學上物體質量越大則慣性大,事實上在人類歷史的演變進程乃至整個生物進化史也遵循這一規律:在上一輪進化或變革過程中的勝出者由於過於適應於成功經驗而往往成為下一輪進化或變革過程中最先淘汰出局者。具體到我們人類社會的歷史演變進程而言:當某一文明通過變革領先於其他文明時人們就會對自身文明形成強烈的認同感,從而在下一波變革來臨時會出於對未知的不確定狀態的先天抗拒心理而難以適應。再具體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和戊戌變法時期的中國而言:日本在古代史上長期處於諸侯大名封建割據的狀態,整個日本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動亂不斷的歷史,正因為如此當日本接觸到西方文明時可以毫無顧忌地與國際接軌,這是因為日本的本土文化本來就並不強勢;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通過一系列變法改革使自己得以在其他國家均盛行封建采邑制的中世紀得以獨樹一幟地維持一箇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可以說中華文明領先了世界數千年,但中華文明是一種封閉的文明——儘管我們先於其他國家數千年前就締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在漫長的兩千餘年間卻幾乎陷於一種停滯狀態,社會狀態並未出現本質意義上的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正是中國人對自身成功經驗的盲目迷信自戀導致的——日本作為本來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彈丸小國如不改革是絕無希望的,所以可以孤注一擲死馬當活馬醫;而中國一直對在歷史上曾給自己帶來過巨大輝煌的傳統典章制度痴迷不已,要讓中國捨棄這些給自己帶來過巨大輝煌的傳統典章制度以及在這種傳統制度下已獲得的既得利益,接受改革初期的陣痛無疑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的,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改革者缺乏這樣的勇氣和魄力。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日本的明治維新能夠成功,但中國的戊戌變法卻只過了103天就失敗了,表面上看是最高統治者明治天皇的格局遠不是反動腐朽的慈禧太后所能比的,但是實際上兩國普通民眾的思想意識極大才是根本原因!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就湧現出了,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一大批有識之士,積極學習西方。並將西方的著作翻譯出來,全面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福澤諭吉還創辦學校——慶應義塾(慶應大學前身),辦報紙——《時事新報》(《產經新聞》的前身)來全方位宣傳西方。從而使得日本社會對西方有了持續不斷的瞭解。民智也不斷開始被開啟。因此使得明治維新有著非常好的群眾基礎。反觀中國戊戌變法前,雖然也進行了所謂的思想解放,但是相比明治維新還是顯得太倉促了!而且傑出代表方面,魏源、嚴復、梁啟超、蔡元培的合體才能抵得上福澤諭吉。因此,必然沒有明治維新那樣雄厚的群眾基礎!

其次,當然就是日本明治天皇的格局和遠見也完全不是慈禧太后所能比的。同樣面對西方列強的欺侮,明治天皇能夠從世界的格局看問題,知道捱打的原因是落後。因此就勵精圖治,學習西方。為此甚至自己節衣縮食也要支持軍事建設。而慈禧則做了一個鴕鳥,把頭埋到沙子裡面。在被割地、被賠款的時候,還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甚至可以挪用購買軍艦的款項修建為她過壽的頤和園。當然會打擊戊戌變法,反對變革。這樣的統治者,變法怎麼可能成功!


地震博士


這題我以前答過,既然受邀,就再說說。

但凡改革,要想成功,無非兩點,分權和分利,誰能最廣泛普及權利於民眾,誰就成功,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實際上講那些花裡胡哨的改革措施沒用,因為大多數改革必須有個前提:可支撐的經濟!

當時日本和中國就社會狀態而言,基本是一樣的,都是落後的農業國家,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農民是主體!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須涉及到農民問題。農民啥問題?當然是土地問題,農民有沒有土地,關係到他桌子上有沒有吃的,其他的都是扯淡!


先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維新前,土地歸各地大名所有,分配方式完全由大名決定,所以日本農民的死活都是大名決定的。維新後,廢藩置縣,大名的土地所有制被廢除,改為土地私有制,可以自由買賣,雖然沒給大家畫地,但是至少你可以通過勞作所得來購買土地了,這絕對是一大進步,這調動了全日本民眾的積極性,他們肯定支持這樣的改革,這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基礎。

再來看我們的戊戌變法,同樣的農業大國,土地問題隻字未提,完全沒有,好像我們壓根就沒這問題一樣。康有為改革的重點竟然是工商立國,我的天啊,我們不是工業國家,怎麼以工商立國啊?你這根本就是海市蜃樓,天方夜譚!你首先要制定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國策,才能再談工商立國的問題,這種不看中國實際,胡亂瞎改的東西怎麼可能成功?靠意淫嗎?

再來說說民權的問題。歷史上的每一次改革,或者說是進步,都可以看作是民眾權力的成功與進步,不是嗎?只有讓民眾獲得更多的權力,社會才能進步,改革才能成功。



先來說日本。日本是個等級觀念十分嚴重的國家,在明治維新前,可以說日本沒有法律,人的好壞對錯完全由人的社會地位決定,只要我等級比你高,我做啥都是對的,只要你級別低,做啥都是錯的,完全就是人治社會。明治維新後,日本將原來的天皇家改為皇族,將大名家改為華族,將武士家改為士族,將普通大眾改為平民。第一次用法律來規定各階級的權利義務,這在日本還是第一次,雖然他還是有階級劃分,但是必須是在法律框架下,這就是以前人治的最大制約和否定了,是對社會的一大進步,多數日本底層民眾當然會支持這樣的改革,改革才會成功。



再來看我們的,我們也做出了一定的調整,但大多流於形式,沒有切中要點。首先是滿漢平等,實際上這就是一句話而已,哪有真正的平等?皇帝還是滿人的皇帝,八旗子弟照樣可以白吃白喝國家的,漢人能行嗎?所以就是寫寫文,動動嘴,快活一下紙筆和嘴一樣,沒有實際意義。關於其他民權,就更是沒有涉及了,法律難道只是來做這些表面文章的嗎?這叫什麼改革,這叫什麼變法?


我們設立了新式教育,鼓勵大家進新式學堂讀書,可是農民的土地問題沒解決,法律沒有能夠讓民眾接受強制教育,結果能進學堂的還是富貴人家,這種教育改革不過是給貴族改了道菜,由吃水晶肘子改吃德國香腸了,普通民眾該啃窩頭還是啃窩頭,與國何利,與民何利?連貴族都不滿意,人家就喜歡讀私塾,你想咋的?

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家的強制教育,即便是最底層人家的女孩,也得讀完九年義務教育,以法律強制保證,這才叫改革!



諸如其他仿照西方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最後都得失敗,因為你從根源上的經濟問題沒有改變,你的民眾人權沒有得到擴展和伸張,你其他的改革都不會成功,一個沒有經濟基礎和全民支持的改革怎麼會成功?


你總說人家日本明治維新保留了大量封建殘餘,但起碼人家是妥協形式下對經濟基礎和人權進行了改革,我們是不保留啥,因為我們的改革也沒失去啥,我們只是做個表面文章罷了,這蹩腳的改革怎麼可能成功呢?成功點都找不到吧!能堅持一百天,都算國人大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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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上冬眠的蛇


戊戌變法曾經提出了一些大家熟知的內容:經濟上,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減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等等。這些舉措對於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是合理的。

但是,戊戌變法過程中也提出了一些荒謬的主張,比如賣掉西藏和新疆,換取資金支持改革;比如中日合邦,由伊藤博文來領導等等。這些主張是徹頭徹尾的賣國!提出這些建議並準備實施的人,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是不是都該殺?

與此同時,慈禧老太太也確實準備還政光緒,自己頤養天年。可是聽到光緒任用了這樣一些無腦的憤青和噴子,老太太覺得不能不出手了,否則過幾年大清國就成日本的了。所以慈禧發動政變,殺維新黨的憤青,把光緒關起來。

想想看,如果你是慈禧,你能容忍那些賣國主張嗎?實際上,那些積極的建議在滿清王朝最後的十幾年中大多數都實施了。換句話說,慈禧老太太並不糊塗,該改的她也改了。

歷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們一直以為戊戌變法是因為觸動了守舊派的利益而被鎮壓,實際上是因為大量的賣國主張而被鎮壓。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沒有任何可比性,康有為的那些賣國主張在哪朝哪代都該殺!


無怨生活


按照維新派的做法,我國版圖會直接縮水一半還多。

康有為譚嗣同這兩位主要變法者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均贊成出售我國新疆給俄羅斯,販賣西藏於英吉利,以換取現金和列強所謂十年“保護”。他們認為新疆,西藏,蒙古,青海這些邊遠省份“毫無利於中國”,純屬“我之累贅”,還不如仿照俄國賣掉阿拉斯加給美利堅一般,出售這些省份變為現金,一來可以償還列強的借款,一來“供變法之用”。

(企圖瓜分中國的英俄法美奧,還有意大利......)


英日美等國將直接全面控制我國。

康有為等維新派在當時為了對抗實力強大的保守派,盡一切可能拉攏國外勢力。

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到中國訪問。藉此機會,一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為提出建議,希望清政府能聘請伊藤博文為顧問,甚至給他處置權力。康有為向來親近日本,對此很有興趣。這個“中國通”還異想天開的表示,中國可以和英國,美國,日本結成“合邦”,即建立一個緊密聯盟,用來對抗俄羅斯。

康有為也頗為贊同,他便讓楊深秀等變法官員上書光緒皇帝,要求緊密聯合英美日三國,更要從幾國裡選出能幹人才,管理這個聯盟的軍事,政治,稅務,外交等重要事項。

“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

可見,如果這等措施實行,恐怕四國聯盟還沒形成,大清朝的軍政財權就要全部落到列強手中,國家的掌舵人也要換成金髮碧眼或者甲午剛剛獲勝的日本人了。

這也是為何列強一直中意光緒皇帝,以至於屢次強迫慈禧交還權力的原因。

一個輕佻依靠外國,一個愈發仇視國際社會,那時的中國人們,似乎就只有這兩個不是選項的選項。


話說回來,相對於在日本成功的明治維新,戊戌變法的失敗幾乎是歷史必然。

沒有軍隊支持——

清廷的維新派康有為等都是文人出身,他們既不懂軍事也不瞭解軍隊的重要性。保守派則在慈禧的安排下掌握大權。其中榮祿為直隸大臣,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官兵和鳥槍營,剛毅控制健銳營。整個京津地區都處在保守派的武力控制之下。一旦有變,光緒皇帝可以說一個士兵也調不動。

反觀日本,長州、土佐、薩摩等倒幕派屬於封建領主,不僅有自己的獨立軍隊,還有依靠外貿的良好財政。這點和我國長期的大一統中央集權不同。在天皇逼迫德川慶喜交出權力時,倒幕派可以及時響應“尊王討逆”,用他們的新式軍隊和精良武器擊敗傳統的德川大軍。也正是依靠軍隊作戰的勝利,天皇才得以掃除德川將軍,控制國家的權力。而出力很多的薩摩藩首領島津氏成了維新後身居高位的公爵,長州藩也得以長期把持日本政府,時至今日,出身長州的內閣總理大臣達9位之多,

安倍晉三就是其中代表

(伏見鳥羽之戰,左側為德川軍,右側為使用新式火槍和戰術的倒幕軍)


皇帝無實權——

慈禧太后在戊戌變法之時,已經掌握清廷權力長達30多年。各部大臣政要都出自她的提拔,勢力盤根錯節。

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擊敗之後,慈禧太后雖然保守,也痛感時局難以維持,開始了一些基礎的改良舉措。因此她閱讀了康有為送給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等進步書籍,感到有必要實行改革。

可以說光緒皇帝的變法是在慈禧太后的默認許可之下實行,整個變法期間,慈禧太后也一直掌握著高級官員任免權,並緊密關注變法的進展成效,一旦不合己意,立即收回了權力。

滿朝文武都唯太后馬首是瞻,至於這位年輕的皇帝,便只能依靠他的“心腹”康有為。可他卻僅僅只召見過康有為一次,根本談不上控制政局。

日本的天皇當時雖然被德川幕府架空,但和地方實力派渴望權力的需要一拍即合,有了強力外援,奪取權力也就是眾人合力之事了。


政治能力有限,舉措乖謬——

不管怎樣,維新派還是開始了變法的嘗試。儘管他們表面依靠光緒皇帝。實際上仍舊是慈溪太后間接授予的權力。

在施政過程裡,康有為等人表現的政治能力令人堪憂。對於保守派,他天真的表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似乎在他看來,殺掉幾個保守派大官就足以順利推行變法。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段把許多官吏推向對立面

不僅如此,康有為提出設立12局,改變了原有政治架構。他企圖把當時的重要部門軍機處、總理衙門、六部、地方督撫衙門等部的權力一併架空,這招致了官員們群起反對。緊接著光緒和維新派大量免除舊有官員,也牽動慈禧太后的利益裙帶關係,引起眾多不滿。

既然在朝廷裡缺乏盟友,維新派就極力依靠外國。如前文所言,康有為希望引入和中國有切齒只恨的伊藤博文,又希望和英日美建立所謂“同盟”“合邦”。以當時的國際政局來看,不僅無法解決現有問題,反而正好“引狼入室”,讓列強有機可乘。

此舉讓民間譁然,不少人稱康有為是“崔胤、張邦昌”,“私通敵國,巧奪政權。”慈禧聽聞維新派要引入洋人勢力,立即放棄對變法的支持。

等到變法瀕臨失敗,維新派還想讓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去此老朽。”可謂“不知己,不知彼”,如何能夠取得成效?


結語:

103天的變法很快失敗,但維新之路並沒有結束。

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改變現狀是當時清廷上層開明之士的共識。連慈禧太后也繼續了淺表改革。但列強此時與清庭的矛盾愈加突出,他們不斷插手中國事務,希望扶植更聽話的代理人,讓慈禧和保守派們非常惱怒。

這時北方的中國,許許多多民間組織風起雲湧。義和拳,白蓮教,滿清這艘大船漸漸失控,無論如何,暴風雨即將再次來臨。

(康有為照片。根據時人回憶,他時常為了堅持己見誇大其詞,與梁啟超虛心學習完全不同)

(謝謝觀賞,圖片來自網絡,侵刪。更多文章筆者賬號下可見)

參考文獻《戊戌變法史事考》《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康有為傳》


文史小茶館


明治維新為什麼成功?

首先,日本沒有那麼沉的歷史包袱。日本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見風駛舵,誰強就服誰。你看看,在唐朝白江口之戰中被唐軍打敗後,日本對唐朝佩服得五體投地,派來了一撥又一撥的譴唐使,全面學習和模仿唐朝,連唐朝首都長安的樣式都被日本微縮起來搬到當時的日本京都奈良去了。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列強奴役的慘狀深深的刺痛了日本人,特別是1853年“黑船事件”美國政府逼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後,日本的危機感更加強烈。為了防止重蹈中國覆轍,日本決定要向西方列強學習。當時在海軍方面,英國最強,所以日本海軍就以英國為師,陸軍方面嘛,一開始是學法國,可沒想到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大敗,於是日本就掉頭學德國(即普魯士)。當然了,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可不是像我們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只是單純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日本的明治維新則是全面擁抱西方。不但學習先進的技術,還系統的學習了文化、政治、制度等等。

可以說,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第一點就是全日本上下都有危機感,都迫切的想要變革富國強兵。

而第二點呢,就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充分的照顧了各方的利益,雖然說變革有人得利就有人失利,但日本在儘可能的情況下,照顧了原來幕府集團的利益,同時又通過鼓勵經商等手段,調動了底層人民的積極性。這樣一來,原來舊勢力的基本利益得到保護,絕大多數老百姓又擁護支持變革,所以明治維新得以成功。

反觀我們的戊戌變法,則是急於求成。首先,變革者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就把日本明治維新那一套全面搬到中國來。一天之內下達的各項指令多達幾十條甚至上百條,他們也不管這些東西適不適合中國國情,也不管其他人是否能理解和接受得了,反正就是把明治維新那一套全部複製粘貼到中國來。其次,康有為等人的戊戌變法根本沒有照顧到各方的利益,不考慮中國的國情,結果不但遭到慈禧太后等舊勢力的不滿,軍隊也不支持,老百姓也被弄得暈頭脹腦的,除了一群熱血的維新派,幾乎沒人支持。最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向強者學習,以強者為師這一點沒有錯,但康有為等人根本沒有照顧到國人的感受,居然把甲午戰爭的罪魁禍首伊藤博文請來當顧問,甚至還要求光緒帝任命伊藤博文為內閣總理。有些人甚至還主張中日合併,建立所謂的大東邦。這樣激進的變革別說不成功,就算成功了對中國也是有害無益。所以,戊戌變法失敗是必然的。


血染戰旗紅


這是因為,以康梁為首的改革派,邁出去的步子實在是太大、太快了。這夥意氣風發的迂腐書生,以為依靠一個和他們一樣少不更事的、手無實權的皇帝,雪片般的向全國發布“改革”的上諭,就可以馬到功成,富國強兵了。他們完全低估或不知保守勢力的強大,人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和適應過程。況且,在他們的改革方案中,本身就包含著荒謬錯誤的舉措……一句話,他們並不是穩打穩紮的漸進式改革派,而是急躁冒進的極左分子。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除了手握實權的明治天皇積極倡導支持外,它的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沒有在短短的幾天中就亂髮敕令,胡來亂幹。因此,按步驟進行的改革,阻力相對要小得多,沒有擴大打擊面,從而減小了阻力……

綜上比較,就曉得為什麼中國的戉戍維新為什麼會失敗,而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什麼會成功了!(圖片來源於網絡)


孤獨的人209381559


我之前也說過了,我們現在對晚清的歷史考究,都走入了一個誤區,也就是將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等歷史事件當做了歷史主線來看,自然很多問題無法找到根本原因。

真實的情況是,在晚清時代,如果說太平天國可以算晚清歷史發展的一個主線的話,那麼太平天國消亡以後,崛起的漢臣與清朝的明爭暗鬥,才是此後晚清的真正歷史主線,這個主線貫穿了晚清的始終,也最後終結了清朝。而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歷史,只是這個主線以外的輔線,只是其中的插曲而已。


因而,太平天國以後,影響清朝歷史走向的幾大歷史事件,包括甲午事件、包括庚子事件,細看歷史就可以知道,其過程與結局都是實力漢臣與清朝明裡暗裡鬥爭的結果。而鬥爭的目的,一來是清朝要削弱漢臣的實力,二來是漢臣崛起以後對清廷發動的攻擊。而實力漢臣對清朝發動的攻擊,是清朝最終得以終結的根本。只是我們現在的歷史從來沒有將這個當做主線來研究。

而戊戌變法在這個過程中,既不是歷史主流,且主流尚在的情況下,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成功的。換一句話說,戊戌變法僅僅是清朝與實力漢臣對峙中穿插的一個插曲,這個插曲只能被兩方利用而已,遑論什麼成功?儘管戊戌變法的結局很慷慨激昂,但是他們無法左右歷史主流。


實力漢臣與清朝的鬥爭,從義和拳、東南互保、十五省易幟、袁世凱逼宮等歷史事件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因此甲午為什麼會失敗,戊戌變法為什麼會失敗,慈禧後來為什麼以皇室為主再次變法,就非常能夠理解了。因為這些事件本來就是從屬於實力漢臣與清廷鬥爭的結果,其結果只是其中的一個反映。

事實上,實力漢臣對終結晚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雖然他們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體系,並沒有一個完整的計劃,也沒有像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那樣有一個明確的口號,但是他們一直鬥爭在第一線,他們才是結束清朝的中堅力量。

我們的歷史考究應該還原基礎的歷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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