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資中筠
今年春節前後離京南遊，工作與遊樂兼顧，探親訪友，並又有機會以樂會友，其樂融融。除此之外，閒來讀書，喜有意外收穫。
滬上易中天君來訪，贈我新作《風流南宋》，正好在旅途空隙中翻閱。易君向來以善於講故事見長，所以不同於一般的高頭講章，文字平易活潑，使人終卷不覺疲勞。當然，一如既往，易君對於人們熟知或有定論的人和事，總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見。不過這是嚴肅的學術著作，絕不是“戲說”，字字有根據，看卷尾的註釋即可知。
中國傳統學術文史哲一體，我都無深入研究，只有一些粗淺的知識。當然多年來也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在讀到一些有關著作時或得到印證，或修正自己的成見。
讀易君此書也有不少新的心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關於程朱理學的議論。對於朱子本人以及“理學”，論著汗牛充棟。戴震曾斥之為“以理殺人”，自新文化運動以來，“道（理）學殺人”之說更加流行。而在大力提倡“國學”的潮流中，又有人對“存天理，滅人慾”作正面的解釋，當然朱子的形象也隨之褒貶不一。
我本人一向傾向於認為“理學”對中華民族的負面影響更大於孔孟的儒學。《風流南宋》主要是談史，但專有兩章講程朱理學及其與宋朝政治的關係，乃至對其後中國的影響。讀後本人感到若有所悟的有幾點：
一
我一直有個問題：盛唐出了那麼多才華橫溢的文人，為什麼不出思想家，而理學偏偏誕生於宋朝？詢諸一些歷史專家，都未得到解答。易君書中給出的理由是，歷代君主提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唯有宋朝，這使士人興奮不已。但是拿什麼與君王共治？讀書人兩手空空，既無財，又無兵，唯一的資本是思想，所以努力提出一套思想，才有“共治”的條件。這是理學產生的動力。此說對我有說服力。
二
程氏兄弟生於北宋盛世，而朱熹卻與南宋幾乎同時誕生。半壁江山失陷，偏安江南，是南宋所有士大夫為之痛心疾首之事。在這危亡之秋，武有岳飛一心想“從頭收拾舊山河”；而文有朱熹、陸九淵致力於從頭收拾世道人心，重振家國，程氏的學說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發揚光大。
三
關於“存天理、滅人慾”的內涵及其矛盾和影響，書中有較詳細的論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如中國所有士大夫一樣，凡提出主張，最終都必須落實在說服當朝皇帝予以實施的。“君為臣綱”被認為是“天理”，而那“綱”恰巧是最不講天理的，這就是這一理論無法克服的內在悖論。更有甚者，無論出發點多好，既不能使統治者存天理，卻能被利用來實現其“人慾”的統治手段；
思想家一旦成為官學，被公權力神話，傳到民間，其負面影響就加倍放大，完全失去提出者原來的理想，流毒千古，真的成為“殺人”的精神武器。這是很多思想家的悲劇，又豈獨朱子然？四
不論對“理學”如何評價， 書中對朱熹、陸九淵以及有宋一代士大夫的風骨、氣節充分肯定，這點頗得我心。後世常把理學家稱為“偽君子”，那是那些以儒學、理學為名以逞其不可告人的私慾之人。朱熹、陸九淵等人卻是真君子。他們是真心希望致君堯舜，而絕不逢君之惡。在受到排斥、甚至迫害時，就歸隱山林，而不曲意迎合。還有可貴之處是朱熹與陸九淵學術觀點不同，互為論敵，但是互相尊重，不搞小動作。在陸九淵有機會面君陳述自己的主張時，朱熹十分高興，樂觀其成，而且真心誠意介紹經驗。因為他們大方向一致，都希望“致太平”。這是何等的胸懷？應該說這是宋朝士大夫特有的品德、風氣。在王安石變法的政治鬥爭中那一批反方和正方都有這種風度。可惜宋朝以後，這種風氣一去不復返了。
以上幾點只是我在客旅中匆匆閱讀後的一點感想。算不得書評，更不是深思熟慮的學術觀點。今徵得作者同意，從第三章
《理學是非》中摘錄幾段，以饗讀者。因避免篇幅過長，且為了突出我特別關注的重點，許多地方都割愛刪去，加了省略號。原文註釋也都略去。書摘一則
《風流南宋》第三章：理學是非
文｜易中天
朱熹直到臨死前，
還揹著逆黨魁首和妖術偽師的罪名，
二十多年後卻變得神聖不可侵犯。
這或許是朱熹的幸運，
卻是我們民族的不幸。
……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後有朱子。沒有孔子就沒有儒學，沒有朱子就沒有理學。儒學讓我們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價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後被顛覆；理學則讓價值和觀念落到實處深入人心，變成像宗教教義或先知聖訓那樣具有神聖性和權威性，又規範日常生活的東西。
……
顯然，理學的核心就是兩個字：天理。
天理是什麼呢？
朱熹說：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信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
原來就是三綱五常，這不是董仲舒早就說過的嗎？
確實是老調重彈，但有意義，也有發明。
意義在於儒學的振興。我們知道，儒學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場創造的民間思想。由於是民間思想，所以只是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潮之一，也不乏生命活力。但由於無論孔子，還是孟子和荀子，都是為了替統治者尋求治道，因此思想是獨立的，立場是官方的。再加上他們的主張符合宗法社會的中國國情，便使儒學變成官學有了可能。
結果，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趙匡胤結束了過去開創了未來。這個依靠政變奪取政權的軍閥為了江山永固，崇尚文治抑制武功，立下祖宗家法要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沒有政治資本和軍事力量，就只能依靠思想；而能夠平治天下的，則只有儒學。
振興儒學，勢在必行。
然而這談何容易。
……
此時此刻，就看朱熹的了。
朱熹……武器則是理。朱熹說，世界上其實有兩種存在，有情有狀的叫做器，無形無影的叫做理。所有的器都是由理產生的。為什麼呢？因為任何事物的存在發生，都不可能沒有道理。用朱熹的原話說就是：做出那事，便是這裡有那理。臺階有磚頭，就有磚頭之理；地上有竹椅，則必有竹椅之理。船隻能行於水，車只能行於陸，都是理。
結論是：每個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沒有理就沒有物。
……
他講天理講太極，不僅是要對抗佛教，更是要維護儒家倫理，宣揚三綱五常。他的邏輯也很簡單：君臣父子之類的道德規範不是早就有了嗎？那就肯定有他的道理。由於一切道理都來自太極，所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就是天理。誰敢違抗，天理不容！
很好！但，既然如此，為什麼出問題了呢？
因為天理之外，還有人慾。
……
兩宋道學又叫程朱理學，也是有道理的。
孤陰不生，獨陽不長，有天理必有人慾。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也就成了理學無法迴避的問題。
朱熹的辦法是先下定義。他認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比如孟子所謂“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就是仁，仁是天理之自然。順著仁往前推就是義，再往前推就是禮。所以，四德五倫都是天理，也都是善。
但，天理既然是善，惡又從哪裡來？
程顥和程頤的說法是：天下善惡皆天理。
……
問題是，如果惡也是天理，不作惡豈非也天理不容？
朱熹當然不能同意。因此……朱熹說，天理哪能是惡？惡是不會行天理。比如不該惻隱而惻隱，就變成姑息；不該仗義而仗義，便變成殘忍。所以，惡是天理的過猶不及。
那麼，行天理為什麼會過猶不及？
因為天理未純，人慾未盡。這就好比一個人，如果注意飲食鍛鍊身體，就健康長壽；如果習慣不良縱慾過度，則會百病纏身。惡就是這樣一種病，朱熹稱為疾疢（讀如趁）。
原來，人會生病，天理也會，這可真是天人合一。
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慾。
人慾不是人類肉體生存的基本需求。朱熹說：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他還諷刺佛教徒說：終日吃飯，卻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卻道不曾掛著一條絲。這不是扯嗎？
看來，老先生的頭腦很清醒。
問題卻仍未解決。人慾不是欲，又是什麼？
朱熹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回答了我們：
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
原來，天理就是生存理，人權就是生存權。這兩句話朱熹雖然沒有說，我們不妨替他說了。總之，除了保證生存和學做聖人，其他想法都是心裡有病。……
那麼，人的這個病，有沒有辦法治呢？
有。辦法是六個字：存天理，滅人慾。
而且朱熹說，所有儒家經典講的都是這個道理。
這當然並不容易。因為就連朱熹也說：天理人慾，無硬定底界。既然並無明顯標誌和截然分野，那怎麼識別，又怎麼做？比方說，食色性也。吃飯是天理，性生活呢？
道學先生的回答是：
要看情況。生兒育女是天理，男歡女愛是人慾。
道理很簡單：前者相當於飲食，後者相當於美味。
抱歉，這實在是混賬邏輯，也不可操作。難道每次做愛前都要指天發誓，宣佈這是為了傳宗接代？幸虧程朱理學在今天不是主流，否則安全套和避孕藥豈不都得下架？
何況朱熹自己也說：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人慾“也是天理裡面做出來”的。這就連讀聖賢書都不管用了，因為世間卻有能克己而不能復禮者，比如佛教徒。那麼，如果要實現“存天理，滅人慾”的目標，請問又該如之何呢？
也只好祭起屠刀，朱熹稱為“殺賊工夫”。
而且，吃柿子揀軟的捏，先殺女人。
殺女人的切入點，是提倡寡婦守節，反對再嫁。當然也只是提倡而已，因為沒有哪個王朝會荒唐到為此制定相關的法律。但是，我們不要小看輿論壓力和道德誘惑。南宋之後守寡和死節的女人有多少，看看那些貞節牌坊就知道。
何況道學家的話還說得那麼重。有人問程頤：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的回答是八個字：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女人的命，就那麼不值錢？
程頤簡直心理變態，混賬透頂！
……
比如王玉輝。王玉輝是清代吳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兒喪夫之後決定死節，母親不贊成，公公婆婆也不贊成，只有王玉輝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兒去世後仰天大笑，說是就連自己都未必能夠死得這麼風光。直到知縣和鄉紳一眾人等前來拜祭，這才恢復人性，開始悲悼女兒。後來看見穿白衣服的年輕女子，就心裡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這可真如清代戴震所言，是“以理殺人”。
事實上，儘管朱熹使用了哲學甚至類似於科學的方法來論證天理，也儘管理學家們口口聲聲惻隱之心，然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八個字……仍表現出對個體生命的冷漠。
……
很顯然，正是這種冷漠，造就了……貞節牌坊那樣的道德祭壇。這當然並不完全該由程朱理學來負責。但，如果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必須靠這樣慘無人道的東西才能得以維持，可就真是生病了。
那麼，這病可又是怎麼生的？
陸九淵是南宋時期理學的又一代表人物。儘管《宋史》把他列入《儒林傳》中，而不在《道學傳》裡，但後世仍然認為他是理學家。後來，他的學說被明代王陽明（王守仁）發揚光大形成陸王學派，與二程兄弟和朱熹創建的程朱學派共同構成了宋明理學的頂梁支柱。
陸九淵比朱熹小九歲，關係則很特別：要振興儒學挽救世道人心是戰友，但於治學方法和修養途徑卻是論敵。
○朱熹和陸九淵理學論辯之“鵝湖之會”
惺惺相惜，取長補短，這很可貴。
尊重對方，不因意見分歧而記私仇，就更可貴。
風氣如此良好，也就是宋吧！
更要緊的是，朱熹和陸九淵都認為只有依靠皇權，學說才能推廣，儒術才能振興。因此，聽說陸九淵能夠有跟皇帝面談的機會，朱熹便表現出極大的關注。
……
其實，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原本是兩漢以後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謀劃，只不過宋人自許甚高。他們認為，漢唐兩代根本無足稱道，儒生們也不過稻粱謀。只有確立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才是大展宏圖的好時代。因此他們對“得君行道”期許很高，理學家群體更可謂莫不如此。
朱熹則還有理論支持。他認為，國家社會的好壞，全在帝王的心術。夏商周三代的聖王心術最好，戰國以後則一塌糊塗。秦始皇無道，漢高祖有私，曹操和孫權是賊，唐太宗心裡全是人慾。天理是金，流出的是王道；人慾是鐵，流出的是霸道。行王道的聖王是純金，其他金中有鐵；行霸道的帝王是鐵，只不過好一點的鐵中有金，壞的完全是鐵。
因此，必須教會帝王正心誠意，教他們克己復禮。帝王心術不正，別人再講天理又有什麼用！
難怪對生命冷漠的理學家們，對朝堂卻相當熱衷。
可惜這只是一廂情願。淳熙十一年輪對之後，陸九淵和他的朋友都在等待第二次。……然而就在眼看到期的五天前，陸九淵突然被貶到浙江台州崇道觀做主管去了。……他和朱熹的滿腔熱忱殷切期望，豈非分分鐘就打了水漂？
何況見了皇帝又如何？皇帝並不能民選，是什麼樣的人只有天知道。昏庸無能的教不了，雄才大略的不讓教。宋儒總說宋帝好，卻不知他們善待士大夫不是為了受教育，而是為了保皇權。太祖用趙普，高宗殺岳飛，雨露雷霆無不出於帝王心術，統統都是人慾，哪有天理可言？
明擺著的事情，朱熹和陸九淵不明白？
也許明白也許不，而且就算清楚也無可奈何。因為帝國制度無法更改，甚至還是他們要維護的。畢竟，三綱五常的頭一條就是君為臣綱。綱舉目張，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不被他們視為頭等大事，以至於朱熹讀了陸九淵的奏摺之後還要問：面談的時候，皇上對那些話有所領悟？
熱衷，並不難理解。
然而弔詭之處也正在這裡：君臣父子是天理，君為臣綱是天理，最不講天理的又偏偏是那綱。這又如何是好？不要那綱吧，就不成其為新儒學。堅持到底吧，那綱那龍頭卻向人欲去。因此，如果說朱熹們鬼迷心竅，那麼，被視為天理的三綱五常才是他們無論如何都揮之不去的心魔。
走火入魔，也不奇怪。
值得慶幸的是，朱熹也好，陸九淵也罷，都好歹繼承了王安石和司馬光他們“以道進退”的傳統，踐行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主張。貶官出京時，陸九淵曾以七律一首答謝雪中送行的楊萬里，詩中有這樣兩句話：
義難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
沒錯，作為忠臣孝子和仁人志士，南宋理學家並不反對甚至積極謀求參與現實政治。但那是謀道，不是謀身。賣論求官絕對不行，不採納意見接受主張也恕不奉陪。
這是一種氣節。
氣節是必須堅守的，非如此不足以為士，但為了守節而要求人們去死卻是變態。那麼，一種原本正當的甚至崇高的道德傳統，又為什麼會發展成血腥和邪惡的東西呢？
必須再看理學。
後來成為統治思想的理學，其實命運多舛。
事實上，從二程兄弟開始，兩宋理學家們在世時大多數沒有顯赫的官方地位，相反還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嚴重的一次是南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敵們彈劾。他的學說被誣為偽學，學術被誣為妖術，學生被誣為逆黨，本人則被奏請按照孔子誅少正卯先例斬首。最後結果是朱熹跟程頤晚年一樣，在監視居住中黯然去世。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元黨禁”。
……
理學在南宋，其實有一陣子是地下黨。
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知道了這些史實，也許就不難理解兩宋理學家為什麼比任何時候任何人都重視氣節。因此，儘管我們堅決反對寡婦守節之類慘無人道的變態主張，卻仍不妨對理學派表示歷史之同情。是啊，沒有氣節，他們又怎麼能堅持下來。
氣節是一種精神力量，而這種力量是能讓濫用公權力者膽寒的。慶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學信徒紛紛決定前來為他送葬。這個消息立即讓當局驚慌失措，下令地方官嚴加約束，以防學人聚眾鬧事，或者趁機妄談國是，謬議朝廷。結果，葬禮上便只有寥寥幾人。誰的心靈強大，誰又色厲內荏，豈非一目瞭然！
那麼，朱熹的影響力為什麼這樣大？（原因之一書院、之二印刷術興起、之三學說平易近人……略）
因崇尚理學而被尊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後由朱熹政敵的政敵擁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識到，只有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學，才是鞏固皇權和維持統治之最為有利的思想武器，於是下令特贈朱熹太師銜，冊封為國公，又將他和北宋四位理學家的牌位供在孔廟。這當然尊貴之極，儘管由於政敵被暗殺，朱熹在寧宗後期已經恢復名譽，他註釋的《論語》和《孟子》也成了官辦大學的通用教材。
曾經的偽學和妖術，現在變成官方哲學。
此後理學的地位扶搖直上，無人能及。從元仁宗欽定朱熹的《四書集註》為科舉考試教材，到明太祖規定《四書五經》為儒生必讀，再到康熙帝極力拔高朱熹地位，三個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權，觀點居然驚人地一致，程朱理學統治中國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的時間便長達七百年之久。
各個學派輪流坐莊的事，再也沒有。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時代，也一去不復返。那時，皇權是受到制約的。宰相們可以對皇帝的決策表示反對，實在不行還可以辭官不做。明清兩代可沒有這等好事，皇帝的權威和聖明跟朱子學一樣不容置疑。也許，正是為了保證自己至高無上專制獨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嚇人的地步吧？
理學和皇權，一齊成了天理。
可惜，失去制約的同時也失去了幫襯。當唯我獨尊的皇帝決心乾綱獨斷時，身邊就只剩下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著王炎午面具的留夢炎。最後，真正成為孤家寡人的崇禎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將自己和自己的帝國一併了斷。
請問，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事實上，從江湖走向廟堂，或許是朱熹們的幸運，卻是我們民族的不幸。問題不在於程朱理學是對是錯，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權力神聖化，就會變得死氣沉沉。朱熹有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那麼請問，程朱理學被奉若神明之後，還能見到並接受些許清泉嗎？
泥菩薩是不會過江的。
與此同時，程朱理學中的惡開始沉渣泛起，比如對個體生命的冷漠。這些惡原本就是胎毒，現在則有了溫床。得到滋養的癌細胞漸漸全身擴散，就連肌體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開始變得不合理，最後終於變得邪惡而血腥。
這一點都不奇怪。實際上從殺害岳飛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為過去，為了鞏固皇權可以犧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為帝國的潛意識。只不過有了程朱理學，洗腦變得更加方便並得心應手。
……
當然，程頤和朱熹都沒說寡婦非死不可，但自會有人替他們說，因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盡忠守節是道德，實行起來就只會層層加碼。何況程朱理學已經是官方哲學，道學先生便有了要求別人的權力和理由。結果是什麼呢？是調門越來越高，高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著去做，便只好裝。
偽君子和變態狂，就是這樣產生的。
當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後。在中華文明走到歷史岔路口的此時此刻，儘管北國已是鐵血，南宋卻兀自風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現了所謂中興氣象，儘管這很快就成為過眼煙雲。但不管怎麼說，兩宋文化的繁榮精緻都登峰造極。尤其是那餘音繞樑三日，讓人回味無窮的詞，絕不會隨著宋的滅亡而消亡，反倒會流傳千古，歷久彌新。
本文摘自《易中天中華史》之《風流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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