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這片大陸,當時好像是為一個偉大民族準備的空搖籃。就是在這裡,文明人已在試建基礎全新的社會,並首次應用當時人們尚不知道或認為行不通的理論去使世界呈現出過去的歷史沒有出現過的壯觀。
摘自《論美國的民主》 托克維爾
法國人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年)在1831-1832年遊歷美國後,於1835年出版了其重要著作《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
他描述了自己所光顧美國一家書店的經歷:“在一大堆烏七八糟的人類精神產品當中,偶而也會見到少數幾本為歐洲所知道的或值得稱為名家作者的傑作。”當時美國的書店裡充斥著歐洲出版的基礎讀物,有很多是在美國翻印出售的,大部分是聖經、佈道集、醒世故事集、教義辯論書和慈善團體報告以及一些政治小小冊子。他認為,在那個時代所有的文明國家中,美國可以算作最不關心文學的國家,他們“每天都從英國的文學寶藏中汲取精華,而且使我們可以確認他們還在自己的國土上發展了英國文學。”
在托克維爾的觀察中,當時美國居民中還沒有出現文學家,僅有一些新聞記者。同時,他對美國藝術評價也不高,他認為在這個民主的國家中如果有藝術的話,他們首先要發展的是使“使生活可以舒適的藝術,而不是用來點綴生活的藝術。它們在習慣上以實用為主,使美居於其次。它們希望美的東西同時也要是實用的。”針對繪畫領域,他特別著墨一段,比較新、舊社會制度之下人們對美術的需求:“人們不再追求偉大,而只注意優美和悅目,主要看外表而不重實質了。在貴族制度下,產生了很多幅偉大的繪畫;而在民主國家,則出現了大量的平凡繪畫。在前者,建造了一些青銅像,而在後者,則塑造了一些石膏像。”
雖然現實中的美國讓托克維爾感到粗俗,但仍對這片土地賦予極大的希望,他認為這裡的人們正在採取一些前所未有的理論去創造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的壯觀。
實際上,就在托克維爾赴美考察前兩年,一位小有名氣的美國風景畫家也啟程赴歐遊歷,他就是哈德遜河畫派的奠基人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 1801——1848年)。
作為英國移民的科爾,懷揣著當時普遍的想法,要學習藝術必然要去歐洲。他於1929年先到了英國,花了兩年時間寫生和創作,1831年科爾到了法國,之後又去了更早時期的藝術之都意大利羅馬、弗洛倫薩和那不勒斯等地,直到1932年返回美國。興許是沒有受到任何傳統思維的羈絆,科爾忠實於自己的藝術感受,他不欣賞當時法國的繪畫,對意大利的畫家評價更差。認為法國的繪畫“要麼太暴力,要麼太淫蕩。”而意大利的繪畫可能比巴黎更糟糕,他們的風景畫“乾巴巴地叫人難受。”
此時的科爾,正雄心勃勃地嘗試著具有美國精神的繪畫。他正要在自己痴迷的繪畫領域,創造出一種托克維爾所描述的“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的壯觀。”
科爾於1801年出生於英國大曼徹斯特區(Greater Manchester)的小鎮博爾頓(Bolton),18歲時和家人一起移民美國,與父母於1823年遷徙到匹茲堡,次年又遷徙到費城。他並沒有正式的求學經歷,據說他的入門老師是一位街頭流浪畫家Stein,人們對這位啟蒙老師所知甚少。在費城的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 學校的檔案裡,有過科爾的一些記錄,但這也表明,他並沒有接受過正規而系統的美術教育,大部分靠是自學成才。
1825年他與父母舉家搬到紐約,在這一年,科爾從紐約乘蒸汽船沿哈德遜河北上,深入達卡茨基爾山谷(Catskill Mountains),在那裡繪製了三幅風景畫。這三幅描繪了蒼莽群山原始風光的畫作,被展示在百老匯附近一個畫框商店的櫥窗裡。很快,三幅畫就被三位美國藝術圈的重要人物買下,他們分別是畫家約翰·特朗布爾、阿舍·布朗·杜蘭德和威廉·鄧拉普。
在這些藝術圈人物的幫忙宣傳下,科爾的畫作也引起了喬治·W.布魯恩(George W. Bruen)及時任紐約市市長的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的關注,布魯恩曾贊助了科爾在哈德遜河上游的卡次基爾河谷畫了一個夏天。他這些風景畫很快登上了紐約的報紙,這讓他逐漸有了些名氣。受到科爾的影響,很多畫家也從紐約出發,沿著哈德遜河北上,專門描繪那些尚未被人類徹底征服的壯麗景色。哈德遜河畫派也因此橫空出世。
如今的卡次基爾山區是美國的森林保護區,距離紐約開車兩個多小時便可達到,這片位於哈德遜河以西,奧爾巴尼西南的整個山區共包括Delaware、Greene、Sullivan和Ulster在內的四個郡。在卡爾去世一個多世紀後,20世紀50-60年代,這裡一度達到鼎盛,厭倦城市喧囂的紐約人將這裡當做一個理想的後花園,很多社會名流趨之若鶩,在這裡購買別墅作為度假聖地。如今這裡也依然是美國秋天欣賞楓葉最佳的景點之一。雖然這個小鎮極力保持著自然風光,但經歷一百多年的時間,此地早已物是人非,好在我們可以從科爾的畫作中,辨認一下那時的景觀。
在科爾1826在此度過整個夏天時,他繪製了這幅卡次基爾瀑布。如果對照維基百科上的這幅照片,我們依稀可以辨認出這條瀑布的大致模樣。倒是,畫面中間,兩段瀑布之間那塊巨石已經不見了,而站立在巨石之上的那個小小的印第安人和他們整個民族,也都早已不存。
印第安人多次出現在科爾的畫作中,在對待美洲大陸的原住民的態度上,科爾的觀念似乎與托克維爾截然相反。托克維爾認為以狩獵為主的這些民族註定在這塊土地上毀滅,他眼中所看到的這篇土地不僅適合於為來自歐洲移民提供種植用的沃土,也提供了可以用於經商和生產的天然的港口、碼頭,以及適合開設工廠的海岸。
托克維爾在他書的第一章中,在他所憧憬的美洲新景象中,就把印第安人排斥在外了。他認為這些民族必然將被消滅,而工業文明將為這篇土地帶來新的文明。他寫道:“儘管我們描述的這個廣袤地區當時住有許多土著部族,但是仍然可以有理由說,在它被發現的時候還是一片荒涼。印第安人雖然佔據在那裡,但並沒有擁有它。人要靠農業來佔有土地,而北美的先民卻以狩獵為生。他們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他們的不可遏止的激情,他們的種種惡習,也許還有他們的野蠻人品德,使他們走上了不可避免的毀滅道路。這些部族的滅亡,始於歐洲人登上他們的海岸之日,後來又接著一直進行,今天正接近於告成。上帝在把他們安置在新大陸的富饒土地上時,似乎只給了他們暫時的使用受益權。他們住在那裡,好象是在等待別人到來。”
但科爾對這一切持懷疑態度,他並不認為新移民對待自然的方式比印第安人更加聰明。在他去世前兩年繪製的《夕陽下的印第安人》中,一位頭戴羽毛裝飾的印第安人,坐在湖邊的岩石上。夕陽下,他的身軀沐浴著銀色的光輝,他似乎凝視著夕陽,也凝視著被夕陽染紅的森林,與那些湖水、樹木、岩石一樣,他似乎是這處景色中不可分割的一員,也似乎根本沒有料想到充滿悲劇色彩的未來。科爾的整個畫面使用了大量的暖色調,但因為是逆光,印第安人的身軀顯得灰暗而弱小,與這壯麗的自然景色融在一起,卻透露出一種悲涼的氛圍。
從歐洲回來後,科爾長期居住在卡次基爾。在1836年結婚後,更是永久地定居於此。科爾的故居名為雪松林。雖然這裡貌似遠離塵囂,但他卻從這個美麗的山谷裡體會到了美國正在發生的一些變化:鐵路修到了這裡,森林開始遭受破壞,石頭裸露在陽光下。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這些鐵石心腸的野蠻人,砍掉了這個優美山谷裡我曾深情注視過的所有大樹,告訴杜蘭德,不是我想給他痛苦,而是我想讓他加入我對這些以黃金為上帝的功利主義者的詛咒。”
科爾此處提到的杜蘭德,就是曾經首次購買他作品的那位紐約畫家——阿舍·布朗·杜蘭德(Asher Brown Durand,1796-1886年),他比科爾年長5歲,早期學習雕刻。1837年,他與科爾結伴到阿迪朗達克山區的Schroon Lake寫生,受到科爾的影響,轉而投身於風景畫創作。
杜蘭德和科爾等哈德遜河畫派的畫家一樣,認為自然是上帝妙不可言顯現。在科爾的很多畫中,透露出對印第安人的尊重,他認為他們才真正知道如何與自然相處,而自己的同胞們卻不斷破壞自然,不斷向自然索取,這些行為讓他感覺到無比憂慮。
科爾將他在林泉之間的這些思考,他的作品不再侷限於風景畫,而開始做一些更為宏偉的歷史題材畫。他將自己對於自然與文明的思考灌輸入自己的作品《帝國的歷程》(The Course of Empire)中,這是他在1836年前後花了4年左右時間完成的系列作品。畫面中所虛擬的帝國,也許是古羅馬,也許是大英帝國,也許就是美國本身。這個國家從蠻荒之地逐步創建自己的文明,從田園牧歌到高樓林立的輝煌城市,然後卻因為過度貪婪而毀滅,最終被歷史遺棄的廢墟上,空無人煙,自然又重新奪回了自己的領地。
《帝國的歷程》中的景觀原型,當然來自於哈德遜河谷。直到如今,科爾對人類文明盛衰所呈現的寓言式、宿命般的畫面,依然讓人驚心和警惕。很多評論家認為,科爾向美國人揭示了美國的進步同時,伴隨的危機,對精神意義上“荒野”的消滅,也將讓因此換回的文明付出代價。
科爾的好友,小說家詹姆斯·菲尼莫·庫珀認為,這組畫作是“這個國度所曾產生的最高才華的作品”。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年-1851年9月14日),正是那個被托克維爾認為沒有文學家時代的美國民族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如今他最具影響力的作品當屬《皮襪子故事集》中的《最後一個莫希幹人》,這部小說於1992年被拍攝成電影。
我們可以橫過手機來逐一欣賞科爾這五幅意味深長的鉅作。
在此之後,科爾還完成了《生命之旅》(Voyage of Life)系列,四幅作品描繪人在天使的護衛下從兒童、青年、成年、老年的過程。這四副話如今收藏在華盛頓國家藝術博物館。這四副寓意人生各個階段的作品中,都讓人物至於景觀之中,沿襲了他一貫風景畫的風格,他為這每一幅畫都配了散文和詩歌。
比如有關人生的青年時代,他寫道:
我還是位年輕人,仍幻想著我會建造一座城堡。但我知道,城堡遲早是會分崩離析的。但如果我能從解體的廢墟里探尋到一點金子的話,我想我就夠幸運了。
(I am still a Youth in imagination & build castles still. They will crumble away most likely but if I can find by groping amid the ruins some bits of gold I may perhaps consider myself fortunate)
就在法國人托克維爾遊歷美國期間,另一位美國人也卻開始起航前往歐洲遊歷,他在歐洲遊歷的時間與科爾幾乎同時。這就是日後被譽為美國“精神教父”的愛默生。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年),於在1831年至33年間遊歷歐洲,拜會了威廉·華茲華斯、柯爾律治、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和托馬斯·卡萊爾等文化名流。
愛默生回到波士頓後,他的朋友梭羅、霍桑、阿爾柯、瑪格利特等人一起探討神學、哲學和社會學問題,形成了“超驗主義俱樂部”。愛默生的名言:“相信你自己”——成為超驗主義者座右銘。這打破加爾文教的“人性惡”、“命定論”等教條束縛,美國人在這些思潮基礎上開始了一些列文學和哲學運動。
當科爾在哈德遜河畔創作出《帝國的歷程》那段時間,1837年愛默生以《美國學者》為題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辭,宣告美國文學已脫離英國文學而獨立,告誡美國學者不要讓學究習氣蔓延,不要盲目地追隨傳統,不要進行純粹的模仿,他同時抨擊了美國社會的拜金主義,強調人的價值。
愛默生向美國的知識界宣告:“我們聽著歐洲溫雅的文藝女神說話,聽得太久了。人們已經懷疑美國的自由人的精神是膽怯的,模仿性的,馴服的。大眾與私人的貪慾,使我們呼吸的空氣變得厚重而肥膩。……我們要用自己的腳走路;我們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們要發表自己的意見。”
愛默生的演講,被認為是美國思想文化領域的“獨立宣言”。
(本文為《從巴黎到紐約,美國現代藝術》第三篇,哈德遜河畫派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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