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曾是我們的文化中對於一個孱弱小國無知和傲慢的貶稱，不過細數中華幾千年之文明，中華社會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要麼在妄自菲薄中故步自封，要麼就在泱泱中華的心態下盲目自嗨。
2018年對於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心態最為複雜的一年，年初我們還沉浸在《厲害了我的國》，以及《戰狼》和《紅海行動》的民族亢奮之中，緊接著三四月份，美國對華加徵關稅以及對國內最響亮的明星科技公司中興通訊的“深度鎖喉”，讓老百姓對中國科技綜合實力的印象由全面趕超歐美日韓，到無力還擊，這種心理震撼不亞於一場戰爭。
可是，長久以來，問題始終存在，很少有人去反思中西方之間的科技差距現狀。就拿我們最引以為豪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來說，我們發現了火藥，來我們也僅僅是懂得了它的材料配比，大多數時候火藥被用作煙花慶典，幾千年來我們都沒有研製出炸藥，而火藥由蒙古人傳到西方之後，西方人用炸藥和堅船利炮敲開了我們的國門。
指南針則更是讓人深思，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用它來夜觀天象或者占卜算命，但是西方卻在用指南針環球航海佔領殖民地，並在指南針的磁力基礎上發明了電瓷和發動機。
如今，我們又炮製了新四大發明概念，它包括“高鐵、掃碼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購”。高鐵技術單且不論其是否算作中國的發明，其他三種名稱基本上全是應用層面的形態，將他們稱作發明實在是有些牽強，而且三者無一例外來自於互聯網技術的下游應用市場。
這些年來中國各行各業都存在一種思維，那就是中國的市場足夠龐大，只要做做應用創新，拿著BP去到處找資金，就能催生出一個龐大的商業體系，很少有人去關注做基礎理論研究的企業和研究機構，這些行業不僅拿不到投資，也得不到政府的政策支持。而最大的惡果就是基礎研究行業對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高考填志願的很少有願意報考基礎研究專業的，基礎研究畢業生又因為薪酬和發展空間等原因，極少從事本專業。
這些年來，中國對人才吸引力最大的幾個行業當中，房地產行業、金融業、IT業等幾個行業長期佔據著人才吸引前三甲的位置，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支柱的幾個產業。其他很多消費品製造行業、鋼鐵製造業等，凡是與市場消費緊貼的行業，我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做到了全球第一，但是在這個第一背後我們也應該更清楚地看到，很多基礎產品和核心零部件我們生產不出來。
就連最簡單的圓珠筆的鋼珠我們還需要從日本進口，生產汽車的發動機也需要從日本進口，而這次中興事件我們生產手機和其他各類通訊產品，正是被美國幾乎壟斷的芯片來了場致命一擊。
此前，我們一直以為，歐美國家只會在國防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禁售，但是中興事件對中國人最大的打擊在於，美國為了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可以任用其在任何一個領域的壟斷優勢地位，對中國進行全面封鎖。如果真的那樣做了，中國經濟全面倒退多少年也未可知。而美國給中國的這種心裡震懾是建立在國人剛剛自嗨過頭，根本沒有心理調整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心理打擊可想而知。
另外，中美兩國的差距從資本市場上的企業對比就能看出差距，中國資本市場上市值排名前十的企業，無一例外全是銀行、石油、保險、白酒、汽車等傳統行業，而美國資本市場上市值排前十名的分別是蘋果、亞馬遜、谷歌、微軟、臉譜、埃克森美孚、強生、通用電氣、寶潔,沃爾瑪，傳統行業只有三家，並且都排名靠後。
所以前段時間，國內一直調侃說，難道國內要靠茅臺酒去挑戰蘋果、谷歌、微軟和亞馬遜嗎？
這種態勢在中美貿易“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情況下，尚能維持下去。但如今中國的部分自主創新的企業開始跟美國優勢領域同臺競爭，立馬就警醒了美國社會。人家明知道跟中國打貿易戰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行為，還是選擇全力一戰，這無疑就是想要逼迫中國重新走回以犧牲環境資源和不斷壓低勞動者薪酬的“低端加工製造業”的老路。
當然，中國在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國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方向上也是不遺餘力和不可逆轉的。目前國內一些企業一直在奮起直追。
拿科技領域來說，蘋果和華為無疑是美、中兩國最耀眼的科技企業明星，兩家公司均在過去一年保持了高速增長，成為兩國各自在世界500強榜單上最賺錢的科技公司，但相比之下，無論從營收、利潤還是利潤率的角度來看，華為目前仍落後了一大截，但在研發投入上，華為在2015年超過了蘋果。
（圖：2017全球企業研發投入排行榜）
因此，美國不會害怕你的共享單車佔領全世界，也不會擔憂你的支付系統佔領全球（因為壓根就不會給你進入的機會），美國最擔心害怕的無疑是他們的優勢領域被中國企業不斷蠶食，而中國的各種推動技術升級迭代的產業政策，以及不計代價的金融支持，更是他們所畏懼的。
話說回來，這些年來凡是美國封鎖和制裁的領域，中國到最後都迎頭趕上甚至超越了，所以中國沒有理由懼怕美國在很多領域的“鎖喉”，而真讓人擔憂的是當前國人對科學技術缺乏探索精神、嚴謹態度和持之以恆的毅力，如果這些特徵不能根植於我們的民族靈魂深處，那我們將永遠受制於人。
不過好在中國尚存警醒的人，尚存能對如今科技界之現狀開藥方的人，科技日報副總編劉亞東先生和他的採編團隊們早在中興事件之前，就連續推出了中國各個行業所存在的29項卡脖子技術的報道，並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如今，劉亞東先生又在 《科學傳播沙龍在中國科技會堂》上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警醒之音，無疑給如今國民對於科技界悲喜交加的悲觀心態開出了一劑良方。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同事，下午好！
2018年4月16日，中興事件的新聞在網上爆棚。三天以後，4月19日，《科技日報》一版頭條強勢推出新專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開篇以“是什麼卡了我們的脖子”為引題，報道了中國在高端芯片製造所需要的頂級光刻機方面的落後狀況。
我在新媒體上推介了這個欄目和這篇報道，很多朋友和新聞同行都評論說，《科技日報》這組報道策劃得很及時。我很“謙虛”地回覆人家：不是很及時，是很超前！
事實上，今年三月“兩會”一過，《科技日報》就開始策劃和組織這組報道，當時的輿論氛圍還是“厲害了我的國”。《科技日報》認為，公眾有必要了解更多的東西，尤其應該知道，“我的國”也有不“厲害”的地方，甚至還受制於人！
由於想把開欄篇打造成“樣板間”，我們斃了好幾篇稿子，有些稿子還在反覆修改和打磨，以至於這個欄目遲遲沒有推出，直到中興事件爆發。到今天為止，這個欄目已經推出29期。換句話說，我們已經對各個行業的29項卡脖子技術做了報道。社會反響之強烈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作為《科技日報》總編輯，我感到很自豪。因為《科技日報》沒有人云亦云，而是以個性化聲音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正確引導了社會輿論，體現了《科技日報》的使命和擔當。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科學技術取得了長足進步，這些舉世矚目的成績當然值得肯定，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差距和不足。我們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飛機，人家半個多世紀前就有了。我們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關的重大項目，比如載人登月，美國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差距。
中國的科學技術與美國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這本來是常識，不是問題。可是，國內偏偏有一些人，一會兒說“新四大發明”，一會兒說“全面趕超”、“主體超越”，“中國現在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都分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還算得有整有零，說得有鼻子有眼兒。明明是在別人的地基上蓋了房子，非說自己有完全、永久產權。如果只是鼓舞士氣也就罷了，可麻煩的是，發出這些論調的人忽悠了領導，忽悠了公眾，甚至忽悠了自己，這就成了問題。
上週我訪問日本，和日本科技振興機構（JST)簽了一個合作協議。我在JST見到了一個人，叫衝村憲樹，他是前文部省次官，現任JST首席研究員。衝村對中國非常友好。他說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很快就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國，所以日本應該和中國搞好關係。我說，你的結論正確，但前面說得不符合實際。我告訴他，中國要建成現代化強國，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衝村不同意我這個說法。由於他不會說英語，我們的交流是通過日語翻譯，效率比較低，所以到最後我也沒能說服他。
衝村的觀點在日本很有代表性。無論左翼還是右翼，他們都是這樣看待中國的。我們的輿論無疑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可否認，這些為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提供了口實。那些把中國建設成就誇大其詞的與論，無論出於什麼動機，都有百害而無一利，其結果是誤國害民。
只有認識到差距，才有可能彌補差距，否則我們的中國夢將永遠是中國夢。就像《禮記·中庸》所說，聞過而終禮，知恥而後勇。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興事件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讓更多的國人正視了中美科技實力的巨大差距，驚醒夢中人！
《科技日報》“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欄目要長期辦下去，因為有太多的卡脖子技術讓我們在發展的道路上不能揚眉吐氣。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的核心技術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礙了我們攻克這些核心技術？我想是的。今天我講三個問題。
第一，缺乏科學武裝。
科學和技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們之間有聯繫。正是由於缺乏科學的指引，才阻礙了我們的技術發展和進步。
中國自古以來只有技術傳統，而沒有科學傳統。技術發明靠的是經驗的積累，或許還有靈機一動；而科學發現則是建立在系統研究和專業訓練的基礎上。有人說我們有四大發明。我告訴你，四大發明屬於技術範疇，它不是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技術創新和突破，跟科學沒有半毛錢關係。
比如指南針，我們的先人只知道它很有用，迷不了路，找得著家。沒有去研究磁場、磁力線，也不懂得導體切割磁力線時會產生電流，更推導不出麥克斯韋方程。比如火藥，我們的先人只滿足於它能爆炸的事實，只知道一硝二磺三木炭，而沒有深入探討它的化學和物理機理，所以才止步於黑色火藥，沒能研發出黃色炸藥。有人說，我們祖先發明瞭火藥，所以才有了後來工業和軍事上用的炸藥。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黃色炸藥和黑色火藥沒什麼關係。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這些傾向今天也在嚴重影響我們的技術發展和進步。離開科學的指引，技術的發展註定不會走得久遠。
第二，缺乏工匠精神。
去年中央電視臺播了一檔節目《大國工匠》，我幾乎每集都看了。拍得很好，下了功夫。問題是相對於我們13億人口，這些大國工匠實在太少了，太稀缺了。
中國的傳統文化裡是瞧不起匠人的。從我們對很多職業的稱謂上就能看出這一點，什麼剃頭匠，泥瓦匠，小爐匠，很多教師自嘲，管自己叫教書匠……
輕視操作，輕視實踐。孟子就說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6月20日，科技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海洋調查一線難覓學科帶頭人身影”，講的是海洋調查的某個航次上，16名科研人員中有副高以上職稱的只有一人。學科帶頭人都說，學生去了，我就不去了。這種現象在中國很普遍。
不久前我訪問德國，在薩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頓參觀了中德軌道交通聯合研發中心的創新工廠。我在工廠裡看到，很多人穿著工裝在一絲不苟、非常專注地工作。我本來以為他們都是工人，後來一打聽，原來都是工程師！我想，正是憑藉這種務實嚴謹、精益求精的精神，德國人生產出了萊卡相機、奔馳汽車、克虜伯大炮等，創造了“德國製造”的品牌價值。
第三，缺乏持之以恆的情懷。
浮躁和浮誇是中國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而且至少已經持續了20年。我們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總想走捷徑，彎道超車。
我不喜歡“彎道超車”這個詞兒。除非你車裡有毒品，警察追你，要不幹嘛彎道超車呢？總結別人的經驗，吸取別人的教訓，少走彎路，這是對的，也是應該做的。但在更多情形下，“彎道超車”是個偽命題，往往成了投機取巧的代名詞。彎道超車走直線，就意味著別人走曲線，別人都比你傻，這可能嗎？很多實踐已經證明，彎道超車行不通。
比如說研發航空發動機，要通過大量實驗數據的積累，不斷總結、完善、調整、提高，最終才能生產出一款好的產品。要彎道超車的話，我們可以搞到一臺別人的不那麼先進的航空發動機，照葫蘆畫瓢，山寨出“八九不離十”的產品。可今後要改進提高，增強性能，你還能做得到嗎？
“三跑並存”的提法是對的，但它不是現在的事情。1965年，我們的科學家就實現了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在當時絕對是世界領先。1964年中國爆炸了原子彈，1966年我們有了核導彈，1967年爆炸了氫彈，1970年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半個世紀前，我們就“三跑並存”。所以，不談比例和構成，“三跑並存”的說法就失去了意義。最近在“三跑並存”後面又加了一句“跟跑為主”，這就實事求是了。
此外，目前在某些關鍵技術領域，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出擴大的趨勢。上個月我看到美國媒體的一篇報道，美國的F135型航空發動機經過改進，其推力竟然達到22噸。稍微有一點航空發動機知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數字。聽了這個消息，大家都很著急，但著急也沒有用。我們寄望於從事航空發動機研發的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恆，鍥而不捨，百折不撓，儘快把高性能國產航空發動機搞出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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