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書》拿下豆瓣9.3分,文化類綜藝還能怎麼玩?

作者 / 田不然

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認為,面對新的媒介,舊的媒介並非消亡,而是成為新媒介的內容一種。

論據隨手可尋,比如文學印刷品在影視中,只關乎劇本這一個環節。最近的案例是《一本好書》,這個在10月8日上線第一期的綜藝節目在豆瓣斬獲了9.3分,和“實力文化”出品的另一部文化類綜藝《見字如面》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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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也不知道《一本好書》是不是個綜藝節目。”10月16日,導演關正文接受了媒體的群訪。節目組曾困惑於節目的歸類,乾脆“首創場景式讀書形式”,用舞臺戲劇、片段朗讀、影像圖文等,將12本格調較高的書籍,每期一本,進行演繹。

有趣的是,比起自身,無論是在圖書演繹環節還是嘉賓解讀環節,節目似乎都更樂意呼籲讀者去讀原著,第三期《三體》中,主持人陳曉楠的話是其中典型,“如果你對此感了興趣,通過我們這個節目,趕快去捧一本書去讀,不一定把我們後面節目看完都可以,我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這也是上文提到的節目難以歸類的根源——罕見地將節目“倒流”到另一個行業,讓《一本好書》成了了媒介變革角力場中的溫和派,一個聲色光影時代為印刷文明搖旗吶喊的“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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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成為關鍵

汲取前人的精神財富再加工,本來就是文藝生產必不可少的要素。舊有的經典一旦換了個殼子,爆發力令人咋舌。今年六月份上映的《動物世界》,有一句經典臺詞:“該打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我也跑到了盡頭;老子信的道,老子自己來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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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相似的句子在著名作家江南的暢銷神話《龍族》裡也出現過,而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叫做《聖經》: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完了,應行的路我已經行盡了,當守的道我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你留存。

但《一本好書》的狀況與上述不同,它重呈現而少化用,儘可能還原文本中的精神內核,交由受眾自己感受。

有點像古代詩人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舞臺形式的選取成為了其中的關鍵。如果說第一期《月亮與六便士》還有小說的情節可以依據,那到了第二期《萬曆十五年》這本明史研究著作,採用老年的萬曆皇帝在定陵中自己講述,去展現其人生困境、明朝文官制度、明王朝由盛轉衰的原因等,一下子跨越題材與媒介,還能保持原著精神不失,就很令人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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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本好書》對經典的處理更多是“翻譯”而非“改編”。它的形式雖然有適應流行的口味的考量,並出於時間、受眾的需要,砍去很多支線情節與次要人物,將敘述策略統一“校正”為順序。但並不妨礙其傳遞的精神內核是紙質文明的,是沒受到所謂“網感”沾染。

用所謂的“互聯網思維”講,它是用新媒介增加了舊媒介精神的“使用場景”。

“在20世紀直至今日的文化工業格局中,所謂高雅藝術(或直呼為藝術),始終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著整個文化工業生產的發動機和實驗室,它的媒介自覺、語言創造或實驗成果,會在第一時間為商業機構“竊取”,令文化產業得以不斷“滿血復活”,繼續其規模量產。”

近日,北大學者戴錦華與學者王炎對談時的推斷,可以解釋包含《一本好書》在內,當今內容行業與紙質文明在生產邏輯上的深層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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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變革時代的選擇

但《一本好書》也告訴了我們另一個可能,就是“高雅藝術”本身在借新的媒介來為自己招魂。

《一本好書》作為一個以視頻為載體的節目,熱忱地表現出對書籍服膺和求助,並因此成為了全行業的文化擔當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尷尬的事實:近二十年來,除了商業的勝利,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內容商們,並沒有製造出多少高格調的東西。

至此,今年一月,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發佈的《2017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報告》結論就順理成章,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圖書零售市場總規模為803.2億元,較2016年的701.2億元同比增長14.55%,繼續延續了近年來的增長勢頭——要知道,媒體對出版行業可是年年唱衰。

唯一的遺憾在於需求的存在不等於需求的“大量存在”,根據骨朵綜藝排行榜,截止目前,一本好書前臺播放量為317萬,在所有綜藝中排名11,不敵同期的《親愛的客棧》第二季、《火星情報局》第四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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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討論觀眾的審美趣味,但從節目自身角度,這說明哪怕經歷了很多改良:如有趣的演繹、再比如選取的書目要麼是之前有影視的帶貨(《查令街十五號》《萬曆十五年》等),要麼是文藝青年們的基礎款(《三體》《未來簡史》),《一本好書》對於很多人來說,還是具有較高的門檻。

這種門檻在與樊登讀書會、得到等app的比較中,更為明顯——哪怕後兩者是平臺而《一本好書》是內容。

有些東西從方向上就確定了。“得到”與“樊登”不論是知識付費還是薦書,都是重講解,強調“學以致用”與知識的不斷迭代,其用戶場景也更為多元:音頻代表雙眼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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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書》則試圖把思考的權力還給觀眾本身,它寄希望於經典文本的魅力,激發觀眾的對“無用之用”的探索熱情,最終提升人文素養。

整個節目通過強大的形式感,來最大程度地幫助受眾感受——所以這並不像一些分析那樣,說從得到、樊登讀書會到《一本好書》,是國內內容製造者向精神價值的皈依之旅,它們只是媒介變革時代的兩種取向與選擇——生產者在選擇,消費者同樣在選擇。

“按照我的感覺,只有最精緻的製作,才能對得起、配得上這些最優秀的圖書。但是我的預算太少了,每期只能拍兩天。太匆忙的後果,就是粗,就是很多地方不對。比如演員一句臺詞,字詞上沒錯,邏輯上情感上不對,你從容地拍,就可以很細緻。你緊趕著拍,可能就滑過去了。”關正文接受採訪時表露出遺憾。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舞美、道具、服裝上。有一期節目,劇情中好幾次吃飯,我們也沒錢老換,結果一直只吃一桌菜。服裝呢,儘可能省,結果就是壓縮規模,那麼就影響效果。很羨慕那些動輒上億投資的節目,什麼時候咱們這類節目也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就好了。”

你看,選擇還是蠻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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