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切斯瓦夫·米沃什所著的《被禁錮的頭腦》中有兩個為人熟知的意象：穆爾提丙藥丸和凱特曼。服下穆爾提丙藥丸的人，從此再沒有了恐懼和焦慮，“愉快地接受”了新的統治；而那些將“凱特曼”內化於心的人，“能夠在自身的言論與信仰相左的狀態下生活，以便遊刃有餘地適應每一個新統治者的要求，一邊堅信自己仍保有自由人的自主性，或至少仍保有自發選擇服從他人理念和裁決的人的自主性。”
《被禁錮的頭腦》成書的背景是二戰後共產主義政體的現實實踐，它警醒了70年代沉浸在馬克思主義幻想中的激進派的學生們。30年後，朱特則又在當代無節制地信仰市場自由化的語境中看到了與之相似之處——盲信市場的必然性、進步性和歷史經驗，成為了那個時代真正的精神禁錮。人民集體喪失了另闢蹊徑的想象力，不論他們是否是該體系的得益者；而西方和東方的公共言論無不對此自發地呈現出了同樣的諂媚態度，那些知識分子心中明白是非，卻不願意當“出頭鳥”。
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收錄在《記憶小屋》中的《被禁錮的頭腦》一節。站在朱特完成這篇文章的幾年後來看，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已經成為了西方知識界的“主流”。然而，精神奴役、催眠與禁錮並非只會以上述的形式存在。在任何語境中，我們都有可能為一種意識形態所束縛，或畏懼發出異見。這也是朱特關切的根本所在。
“他最大的特點，便是他對自己思想的懼畏”
譯/何靜芝
標題為編者所加
幾年前，我曾赴波蘭與立陶宛的邊境小鎮克拉斯諾格魯達，參觀經過重建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祖宅。當時，我在邊境基金會主席剋日什托夫•切澤夫斯基（Krzysztof Czyzewski）家借住，該基金會為見證兩地衝突史而建，旨在幫助當地人重建友好關係。正值隆冬，放眼四野一片雪白，偶爾可見覆有冰雪的樹木、電杆聚在一處，標出國境線。
主家興味盎然地談著在米沃什祖宅舉辦文化交流活動的計劃，我卻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緒裡：70英里外的皮爾維斯基（立陶宛），是我姓阿比蓋爾的父系親人生活過並死去（有一些死在納粹手裡）的地方。1891年，我們的親戚梅耶•倫敦就是從那附近的一個村子移民去了美國；他曾是第二個入選美國眾議院的社會黨人。1914年，一群無恥的紐約猶太富人和一幫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將他逐出了眾議院；前者討厭他的社會主義信仰，後者則因為被他多次公開質疑自己的活動而深感受到妨礙。
對米沃什來說，克拉斯諾格魯達——“紅土”——是他的“原鄉”（波蘭語的原著名就是Rodzinna Europa，譯為“歐洲故土”或“歐洲的家”更為妥當）。而我凝視眼前這片了無生氣的雪白大地，卻只能想起耶德瓦布內、卡廷和巴比亞——三處離得都不遠——不禁也想到我自家的黑暗往事。剋日什托夫•切澤夫斯基當然知道這一切：事實上，正是由於他，揚•格洛斯對耶德瓦布內大屠殺的紀錄才力排眾議得以在波蘭出版。不過，因為誕生過波蘭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此地縈迴不去的悲劇氣氛似乎得到了一定的消解。
米沃什，1911年生於俄屬立陶宛。事實上，正像許多波蘭文學家一樣，從地理劃分來看，他並不算嚴格意義上的“波蘭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是尚在世的波蘭大師級詩人之一，出生在烏克蘭；耶什•傑德羅耶茨（Jerzy Giedroyc），20世紀波蘭最主要的流亡文學家，和波蘭19世紀文學復興時期的標杆人物亞當•密茨凱維奇一樣，出生在白俄羅斯。尤其是立陶宛的維爾紐斯，是個彙集了波蘭人、立陶宛人、德國人、俄國人、猶太人和其他各地區人民的大熔爐。（以賽亞•柏林和哈佛政治哲學系教授朱迪絲•施克萊都出生在附近的里加。）
米沃什在戰間期的波蘭共和國長大，捱過了此後的割佔時期，他身為新共和國的文化大使被送往巴黎時，已是小有名氣的詩人。1951年，他徹底投奔西方世界，並於兩年後出版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被禁錮的頭腦》。該書不斷再版，在描繪斯大林主義對知識分子的誘惑，或更普遍地說，在描繪權力和集權主義對整個知識界的誘惑方面，迄今還沒有哪一本書比它更深刻、更經得起推敲。
米沃什
米沃什研究了四個同代人，闡述了他們如何在自我欺騙中從自主走向服從，強調了一種被他稱為知識分子對“歸屬感”的需求。 他的研究對象中，耶日•安傑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和塔杜施•鮑羅夫斯基對英語讀者或許並不陌生，前者是《灰燼與鑽石》（Ashes and Diamonds）的作者（由安德烈•瓦依達改編為電影），後者就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焦灼往事寫就了《毒氣室往這邊走，女士們、先生們》（This Way for the Gas, Ladies and Gentlemen）。
但《被禁錮的頭腦》之所以令人難忘，卻是因為以下這兩個意象。一是“穆爾提丙藥丸”（“Pill of Murti-Bingˮ）。這是米沃什在看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納奇•維特科列維奇（Stanisaw Ignacy Witkiewicz）所寫的一本名不見經傳的小說《永不滿足》（Insatiability，1927）時，偶爾讀到的。在這個故事中，即將被一群亞洲遊牧部族征服的中歐人，集體服下了一種小藥丸，從此再沒有了恐懼和焦慮；藥丸的鬆弛作用，使他們不僅接受，而且是愉快地接受了新的統治。
二是“凱特曼”的意象。“凱特曼”這個詞從阿瑟•德•戈比諾（Arthur de Gobineau）的《中亞的宗教與哲學》（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of Central Asia）一書中來，書中這位法國旅人記敘了在波斯國觀察到的一種“表裡不一”的現象。
那些將“凱特曼”內化於心的人，能夠在自身的言論與信仰相左的狀態下生活，一邊遊刃有餘地適應每一個新統治者的要求，一邊堅信自己仍保有自由人的自主性，或至少仍保有自發選擇服從他人理念和裁決的人的自主性。用米沃什的話來說，凱特曼“解除了心理負擔，滋養著意淫之夢，使四面豎起的牢牆，皆化為令人慰藉的失神幻想的機會”。寫作卻避不示人變成了內心自由的象徵。讀者遲早會理解凱特曼的，只要他們有朝一日能讀到他的作品。
東歐知識分子普遍恐懼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對其藝術家和學者的漠不關心。他們說，寧與睿智的惡魔打交道，也不理睬善良的白痴。
在凱特曼和穆爾提丙藥丸之間的篇幅裡，米沃什還對政治同道者、盲信的理想主義者和隨波逐流的犬儒主義者的心理狀態做了精彩的剖析。他的文章比阿瑟•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深刻，又不似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那樣邏輯艱深。我曾在多年來自己最喜歡的一門課上講過它，這門課主要研究中、東歐散文和小說，除米沃什外，還講到米蘭•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維爾、伊沃•安德里奇、海達•科瓦麗（Heda Kovály）和保羅•果瑪（Paul Goma）等作家的作品。
然而我發現，雖然昆德拉和安德里奇的小說、科瓦麗和伊芙吉尼婭•金斯伯格（Yevgenia Ginzburg）的回憶錄在題材上都很陌生，美國學生卻能讀懂，可《被禁錮的頭腦》則常讓他們費解。米沃什以為他的讀者憑藉本能就能把握那種信徒的心理狀態：那些歸順歷史潮流的男女，雖然體制剝奪了他們的話語權，他們卻要向這體制看齊。1951年的當時，他會認為這種現象——無論其成因是法西斯政體還是其他政體，抑或是任何別的壓迫性政治體制——誰也不陌生，當然有充分的理由。
布達佩斯斯大林雕像在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中被推翻，只剩下基座上的一對靴子。
70年代，我第一次給嚮往成為激進派的學生們講這本書時，將大量的時間花在解釋為什麼“被禁錮的頭腦”不好。30年後，我年輕的聽眾們徹底一頭霧水：全然不理解一個人何以將靈魂出賣給一種信念，更不要說是壓迫人的信念了。到了世紀之交，我的北美學生幾乎無人見過馬克思主義者。為世俗信仰放下個人利益已經超出他們的想象範圍。在授課之初，我所面臨的挑戰是解釋馬克思主義如何破除一個人的幻想；到今天，僅僅是說清幻想本身，就已經變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
當代學生看不出這本書的意義何在：整件事看來毫無意義。鎮壓、受難、諷刺甚至宗教信仰，這些他們尚且可以領會。但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催眠呢？米沃什身後的讀者們的費解，恰恰就是他曾精彩形容過的西方人和政治移民的費解：“他們不懂一個人如何付出——那些國境外的人們，他們不會明白。他們不知道這個人換取了什麼，又以何種代價才將之換來。”
也許他們真的不懂。但世間並非只有一種禁錮。就在幾年前，喬治•W.布什瘋狂鼓吹戰爭時，知識分子們不正是六神無主地紛紛用起了凱特曼嗎？他們中沒有幾個會承認自己讚賞總統，更不要說去贊同他的世界觀。於是，這些人一邊與他為伍，一邊堅持保留個人觀點。後來，意識到大錯鑄成後，他們又紛紛將矛頭指向行政部門的失職。實際上，他們是以凱特曼式的自我辯護，驕傲宣稱“我們犯錯犯得對”——這不正像是法國政治同道者們自我辯護時所說的“寧肯跟著薩特錯，不願跟著阿隆對”嗎？
如今，我們仍然能夠聽到圍繞反對某些極端主義，企圖重燃冷戰戰火的餘音。但這還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精神禁錮。當代對“市場”的信仰——盲信它的必然性、進步性和歷史經驗——與19世紀的景況同樣慘烈。倒運的工黨財政大臣菲利浦•斯諾登在1929年至1931年的任期中，面對經濟蕭條束手無策，宣稱反對資本主義必然規律毫無意義，正是出於與之相同的盲信，今天的歐洲領袖為安撫“市場”，也都紛紛一頭扎到財政緊縮中去。
然而“市場”——正像“辯證唯物主義”一樣——只是個抽象概念：一方面很講道理（其論據所向披靡），一方面又無理可講（它不容人們質疑）。它有它的忠誠信徒——和概念的創始人相比，這些信徒不過是一群庸碌之輩，只是在影響力上不遜於先人罷了；有它的支持者——儘管暗自質疑其原則主張，卻繼續擁護鼓吹，而沒有試著另尋他法；也有它的受害者，尤其在美國，許多人都已老老實實吞下“藥片”，集體頌揚市場主義的優點，儘管這些優點永遠不會給他們帶來丁點兒好處。
最主要的是，人民越是集體喪失另闢蹊徑的想象力，就說明他們被一種意識形態束縛得越緊。 我們對無節制信仰市場自由化所造成的損害都很清楚：直到最近還仍在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範圍內嚴格執行的“華盛頓共識”——強調加強財政緊縮、私有化、低關稅及寬鬆管制——已使百萬人口失去了生計。同時，嚴格限制救治型藥物買賣的“商業條約”，也已經導致許多地方的人均壽命出現了大幅下降。然而，正如瑪格麗特•撒切爾的不二箴言所說的那樣：“我們別無他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正是在與這相似的“捨我其誰”氛圍中，出現在了它的信徒面前，且也是因為歷史沒有明確指出其他出路，致使蘇聯以外大批斯大林的擁護者變成了精神上的俘虜。然而，直至米沃什的《被禁錮的頭腦》付梓之後，西歐仍有知識分子在探討幾個很有希望的社會模型——比如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市場制度和以規範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民主變體。如今呢？除了個別凱恩斯主義者還在底層發表異見，所有人都被資本主義收編了。
“佔領華爾街”是2011年9月17日至11月15日間，一連串主要發生在紐約市的集會活動。活動的訴求是反抗大公司的貪婪不公和社會的不平等，以及消除金錢對政客和國家政策產生的影響。
米沃什認為：“東歐人很難不視美國人為小兒科，因為美國沒有經歷過什麼足以讓他們明白個人判斷不過是個人思考習慣之產物的事件”。確實如此，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東歐在面對單純的西方世界時，至今仍抱著懷疑態度。然而在面對新時代的合一運動（注：原指19世紀初，歐洲發起的一項旨在將現代基督教內各宗派和教派重新合一的運動。此處隱射所有價值觀、所有主義都被“合一”，由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時，西方和東方的公共言論無不自發地呈現出了同樣的諂媚態度，沒有哪一方是“單純”的。像凱特曼一樣，他們心中明白是非，卻不願當“出頭鳥”。至少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與共產主義時代的知識分子有著極大的共同點。距離米沃什出生100年、他最重要的文字出版57年的今天，米沃什對諂媚的知識分子的指控，正前所未有地振聾發聵：“他最大的特點，便是他對自己思想的懼畏。”
注：題圖為1968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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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小屋》
[美] 託尼·朱特 著
何靜芝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 : 978-7-5086-5770-7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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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映照世紀浪潮的知識分子回憶錄
新增朱特之子關於父親的紀念長文
託尼·朱特罹患“漸凍人症”後口述的回憶錄。在一個個無法動彈的寂靜黑夜裡，朱特以空間為線索搜索、整理了過往的記憶，築成了一座“記憶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寫作基本上來自對記憶小屋的夜訪。他有時關注小事，描寫祖母的猶太料理、倫敦的綠線巴士、瑞士的小火車。有時放眼大千，論及西歐戰後一代鬧劇式的革命，時代的思想禁錮，以及自己對政治的觀察與參與。這些文字在動人與銳利、私人性與公共性、具體發生的歷史與身處其中的個體感受之間穿梭，追索的既是一個歷史學家的人生歷程，也是20世紀的複雜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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