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記憶小屋》一書是託尼·朱特罹患“漸凍人症”後口述的回憶錄——這種神經退化型疾病會逐步截斷人與外界的交流，唯有神志能保持清明。回憶，成為了朱特抵抗遺忘、也在同時構築當下與將來的方式。
在《序言》中，朱特提到，這本小集中的文章並非為出版而作，而是為自己所寫的——他為自己建造了一座“記憶小屋”。小屋的說法已經區別了那些有志於成為回憶者的人為安頓自己的學識所建造起的“宮殿”。在小屋的天地裡，記憶的重現會更加持續且真實入微，而後者在一開始就抱有引人喜好、甚至“炫耀”的目的。
經由這樣的編織、分類、整理工作而生成的歷史也和朱特以往寫過的任何歷史都不相同。私人的與公眾的、理性的與直觀的、具體發生的與籠統感受的諸事物都被一併打撈起來，從謝希爾村莊裡的一棟民宿、倫敦綠線巴士，到參加猶太復國組織“基布茲”、前往巴黎去觀看五月革命的經歷……它們在朱特散文式的筆觸下一一鋪展開來；而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的優勢——擅長串聯、修飾那些相互脫節的記憶，也在這樣的時刻發揮了作用。
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記憶小屋》一文中的選段。儘管不得不受制於“異乎尋常的身體的監禁”，但朱特仍覺得，自己是個再幸運不過的人。他留下的這座記憶小屋，收集了作為一名平常人的朱特於20世紀的歷史沉浮中的經歷與思考。而這些串聯而成的記憶，難道不也是一種書寫歷史的方式嗎？
在神經退化型絕症面前，構築一座“記憶小屋”
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得的這種神經退化型疾病有一個突出特點，即它雖不影響人的神智對過去、現在與未來做清醒的審視，卻會穩步截斷人將之訴諸語言的所有途徑。起先是喪失獨立書寫能力，須由他人或機器代為記錄思想。接著便腿腳失靈，要想增添新的閱歷，非勞心勞力不能成行，單隻交通一項，解決起來就已過於複雜，以致交通本身變成了目的，能換來的好處倒無暇消受了。
接著是失聲：這不僅是一種說明一個人必須由機械或他人從中協助才能表達自我的隱喻，更是因為橫隔肌不能再泵出足夠的空氣，無法在聲帶上造成發出有意義的聲音所需的不同壓力，從而導致的真正意義上的失聲。到了這一步，病人大多已四肢癱瘓，無論周遭有沒有別人，都只能被迫處於一種靜止不動的沉默中了。
對那些想要繼續交流語詞、思想的人，它便構成了一項不同尋常的挑戰。鉛筆用不上了，黃色便籤簿也跟著一起失去了作用。無法再去公園散步醒腦或去健身房鍛鍊，一邊任由思路渾然天成般累積於胸。從此也無法與朋友之間再做任何有助益的交流——早在ALS退化的中期，患者的措辭就已追不上他的思想，交談本身斷續、言不及義，令人灰心喪氣。
託尼·朱特和家人。
我想我是在極偶然的情況下獲得解決這一兩難問題的答案的。我在患病幾個月後發覺，自己半夜會在腦子裡寫故事。當然，我原想利用敘述的繁複來代替滯重的綿羊而達到相同的、放空自己的效果。然而在進行這項小小的練習時，我發覺自己竟將過去從不認為互有牽連的片斷——像拼樂高玩具一樣——重組到一起去了。這結果本身並非多大的成就：意識流自會帶著我從蒸汽機想到德語課堂，又從倫敦綠線巴士精心設置的公交線路想到英國戰間期城市規劃的歷史——輕易就能開闢出許多思路，引我前往各個有趣的方向。問題是，我如何能在第二天將這些已經被埋沒了一半的思路記錄下來。
至此，對歐洲中部溫馨小村中美好時光的感懷，才開始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一直以來，我對近代早期思想家和旅人用以儲存和調用細節與描述的記憶載體都十分著迷：它們在弗朗西斯·耶茲（Frances Yates）所作的關於文藝復興的文章，以及其後史景遷記錄意大利旅者遊中世紀中國的《利瑪竇的記憶之宮》中都有優美的展現。
這些有志於成為回憶者的人為安頓自己的學識所建造的不是區區旅店或民宅，而是宮殿。我卻無意在自己腦中建造宮殿。現實中的宮殿總給我一種奢靡的印象：從渥西的漢普敦宮到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窮奢極侈的目的與其說為了舒適，毋寧說為了炫耀。我無法在寂寥的夜晚一動不動地嚮往這樣一座記憶宮殿，正如我不可能叫人去給我縫一套星條旗紋樣的燈籠褲和背心一樣。然而，既然不造記憶宮殿，何不造個記憶小屋？
小屋的好處，不僅在於我對它的重現可以真實入微——從門階邊覆雪的扶手，到為阻擋瓦萊的風而加設的內窗——而且在於我很願意對它一而再地造訪。而一座記憶宮殿若要起到倉庫的作用，供人儲存不斷重組、分類的往事，則需尤其引人喜愛才好，而大凡宮殿，哪怕只對一個人做到這一點，也是不易的。一年來，每個月每個禮拜的每天晚上我都會重返小屋，穿過那些熟悉的短廊，踏過它們舊損的石階，並在兩三把恰好無人的扶手椅中的一把上坐定。就這樣，我的願望推動著我的思想，幾無失誤地編織、分類、整理出各種故事、論辯以及可用在某篇文章中的事例，留待翌日寫出。
接下來呢？小屋又在此處，從一個喚起回憶的契機，變成了儲存回憶的載體。一旦約略弄清了所要言說的事物和最佳脈絡，我便離開扶手椅，走回屋子門前，將來路再走一遍。通常從儲藏間——比方說是放滑雪用品的儲藏間——開始，途經那些更有故事的空間：酒吧、餐廳、休憩室、釘在布穀鳥鐘下的老式木鑰匙架和凌亂排列在後樓梯上的各色書籍，並從那兒抵達臥室中的某一間。如此踏遍在記敘或說明中被安排了儲存任務的各個場所。
這套系統還遠談不上完美。各條路線時有重疊，而我則必須儘量為每個新的故事創建一張相對獨立的地圖，以免將這個故事的某些特性與不久前的某個故事混淆起來。因此，雖然看起來我大可將與食物有關的內容歸於一個房間，與誘惑或性愛有關的內容歸於另一個房間，而與友人之間就知識文化所產生的交流歸於第三個房間，這其實卻並非保險的做法。與其信任我們慣常依賴的思維儲存邏輯，倒不如遵循更微觀的空間分佈來得好——比如從某一面牆上的這個櫥櫃，摸索到那個抽屜。
然而人們常常表示，以空間為線索整理腦中事物並在幾小時後將它們喚回，對他們來說存在各種困難，對此我很有些驚訝。因為我自己——當然也是受制於這異乎尋常的身體的監禁——已經逐漸開始覺得這是所有儲存記憶的方式裡最為簡易的一種了。儘管它有些過於機械化，致使我將事例、脈絡與一些兩相牴觸的事實統統整飭得有條不紊，而這種誤導性的重組，或許破壞了印象與往事原本所具有的混沌，從而喪失了其中的意味也未可知。
我猜想，這裡面或許有作為男性的一點幫助。因為照慣常看法，男性長於泊車、善於記憶事物的空間排布；而女性在回憶人物和印象時則更勝一籌。從小我就有個本事，在一座只草草看過一次佈局的城市裡，能看著地圖為一輛車指明路線。相反，我自那時起便缺乏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需的最基本素質，且至今仍沒有長進，那便是：在一場聚會上漫步，從容憶起與會者各自的家庭情況和政治偏向，告別時還能親熱地直呼其名。記住這些一定也有某種特別的方法，只可惜我從未悟到。
得病以來，至寫作本文時（2010 年5月），我已完成了一本關於政治的小書，一份公開講義，二十餘篇有關我生活回憶的小品文以及大量旨在全面研究20 世紀而設的訪談。而這一切，基本上只仰賴了對記憶小屋的夜訪及其後在順序和細節上將夜訪所得忠實再現的努力。夜訪有時關注小事：始於一所房子、一輛公車或一個人；有時放眼大千，涉及幾十年來我對政治的觀感、參與，以及我周遊、教學與評述的方方面面。
英國蒸汽火車。託尼·朱特在《魔山》中寫道：“我們無法選擇人生在何處啟程，卻可以選擇於何處結尾。我知道我的選擇：我要乘坐那輛小火車，無所謂終點，就這樣一直坐下去。”
當然，也有時，我只是整夜舒適地坐著，面對瑞秋·羅伯茨或一片無人的虛空：各種人物與空間漫步而來，卻只一無所成地離去。逢這樣的夜晚我便不多逗留。我回到小屋入口老舊的木門前，穿過它——通過一種兒童般的天馬行空將空間扭曲——來到伯爾尼高地的山坡上，多少有些笨重地在一條長凳上坐下來。在這裡，我從愧於無力抵擋瑞秋·羅伯茨之魅力的小聽眾，變成了海蒂寡言的祖父阿姆大叔，這樣一連數小時地躺著，由清醒進入一種尚存意識的昏沉——直至徹底甦醒，懊惱自己從前夜的努力中竟沒能編造、儲存、回想起一丁點東西來。
低產的夜晚幾乎對身體也構成了一種挫折。當然，你可以安慰自己說：你應為自己尚能保持清醒而自豪——哪裡寫著你還需要多產？然而，我對自己如此情願就屈從了命運仍然感到一定的愧疚。可究竟誰在我的境況中還有能力做得更好？答案是顯然的，一個“更好的自我”，而我們是多麼頻繁地想要成為一個比當下的自己更好的自己啊——雖然明知眼前所做到的事已屬不易。
我並不怨恨良知對我們的這種捉弄。但這麼一來，夜晚便被暢置在陰暗的威脅之下了，對這種威脅不可掉以輕心。緊蹙雙眉、對所有來者怒目而視的阿姆大叔，他可不是個快樂的人：只有在能往櫥櫃、抽屜、架具和走廊裡儲存在回憶時所產生的拙作的夜晚，他的陰鬱才偶爾能得到消解。
請大家注意，這個阿姆大叔，亦即我多年來鬱鬱寡歡的另一個自我，並不僅僅是在喪失了存在目的的小屋門前坐著。他還抽著一支吉坦尼斯牌香菸，小心翼翼地端著一杯威士忌，還翻報紙，還邁著重重的步伐漫無目的地穿行於積雪的街道，感懷地吹口哨——總體上讓自己顯得像是個自由的人。有些夜晚，這便是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該說他是在提醒我往昔已逝的苦澀，還是在用一支記憶中虛幻的香菸給自己帶來慰藉呢？
但在另一些夜晚，我卻能無視他而徑自走過：一切運轉順利。面容一一浮現，事事銜接妥帖，泛黃的老照片也都鮮活了起來，“一切聯結”，不出幾分鐘，故事有了，人物有了，說明有了，我的精氣神也有了。阿姆大叔，以及他就我所喪失的世界而做的淤塞提醒變得輕若無物：因為往昔圍繞著我，因為我有了我需要的一切。
然而，是怎樣的往昔呢？我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圍中時腦中所生成的歷史，和以往寫過的任何歷史都不相同。即便以我的職業對理性的極高標準來衡量，我也一直稱得上是個“理性派”：在所有有關“歷史學”的老生常談裡，最吸引我的一種說法是，歷史學家不過是靠列舉事實授業的哲學家。至今我仍覺得這句話說得對，雖然現在我已經明顯採用更迂迴的方式了。
早期的我似乎將自己看作一個文學意義上的傑佩託，構造了許多匹諾曹一般的判斷與依據，它們因自身邏輯結構的合理性而具有生命，並依靠各個部分所必需的誠實來講述事實。然而我近來的寫作卻大大地增加了歸納法特性。它的好處在於，有助於從本質上產生一種印象派藝術的效果：方便我將私人的與公眾的、理性的與直觀的、具體發生的與籠統感受的諸事物順利糅雜在一起。
我不知道這樣的文章算什麼風格，只能說，如此製作的小木偶雖然關節連接得更鬆散，但比起過去用演繹法潛心雕琢而成的木偶要活靈活現得多。其中偏議論的文章——比如《艱苦年代》——讓我不禁想起早被遺忘了的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寫到維也納的小品文：引經據典、意有所指，要緊的內容卻敘述得很輕鬆。然而另一些——具有更深情脈絡的，比如《食物》和《帕特尼》——則相反。它們著意避免“尋根式”作家文字中常有的沉悶抽象，不以能揭示大格局而自詡，卻或許更能達到這個目的也未可知。
讀罷這些小品文，我彷彿撞見了另一種可能性中的我。幾十年前，有人建議我學文學。那是一個睿智的校長，他說史學過於迎合我的天性，由我來做太缺乏挑戰；文學——特別是詩歌——則會迫使我去發掘自己不熟悉的文字與風格，也許哪天我會為之所吸引。不能說我為自己沒有采納這條建議而後悔：我和我拘謹的思維習慣一直以來都合作得很好。但我的確覺察到了某種缺失。
我也意識到自己在兒時所觀察到的比所能理解的要多得多。或許每個人兒時都如此，而我與他們唯一的不同，僅僅是有了這災難性的病所提供的機會，令我能不斷召回兒時的見聞。不過，或許也不盡然。因為有人問我：“但你如何連綠線巴士上的氣味都能記得？”或“你為什麼能牢牢記住法國小旅館的細節？”而這或許意味著，我早在經歷之時就已經開始在腦中建造某種小小的、類似記憶小屋的東西了。
瑞士村莊。在《記憶小屋》的開篇，朱特提到“小屋”一詞於他引發的幾位具體的圖景，是位於瑞士沃州滑雪區山腳下的謝希爾村莊裡的一棟民宿。朱特一家曾在那裡度過寒假。
不過，即便我有什麼過人之處，也不過是一釐一毫罷了。我只是在稚氣的往昔裡，可能比其他孩子更熱衷於將自己過去的方方面面串聯起來，卻也沒有上升到創造性地將這些過去儲存到記憶裡以備未來之需的地步。當然，我小時候喜歡獨處、默思，但也沒有嚴重到引人注目。因此，近幾個月來我能源源不斷地憶起往事，應該是出於別的什麼原因。
我的本行給我帶來的優勢，在於我已經諳熟故事大綱，只需往裡填充事例、細節和說明即可。作為一個在默默自省中回憶過往細節的、研究戰後世界的歷史學家，我的敘事優勢在於擅長串連、修飾那些相互脫節的記憶。毫不諱言地說，我與許多與我擁有相似記憶的人——從近來的信函往來中可以看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對這些記憶能加以利用的途徑要多得多。僅為這一點，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再幸運不過的人。
一個原本健康無虞的人，卻在60 歲時被退行性絕症擊垮，妻子還年輕，孩子還幼小，他卻因為這病行將就木，這時候說他幸運，未免太過惡毒。然而幸運有很多種。患上一種運動神經元疾病想必是因為一度冒犯了諸神，對此我沒有什麼要申辯的。不過倘若必須去忍受它，那便最好有一顆內涵豐富的腦袋：充滿多用途、可回收的有價值的記憶，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隨時取用。這下，唯一還缺乏的，就是一個用來儲存的櫥櫃了。而這個櫥櫃，我在打撈過去歲月的過程中也已經找到，對我來說，這不啻是一種幸運。但願我沒有辜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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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小屋》
[美] 託尼·朱特 著
何靜芝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 : 978-7-5086-5770-7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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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映照世紀浪潮的知識分子回憶錄
新增朱特之子關於父親的紀念長文
託尼·朱特罹患“漸凍人症”後口述的回憶錄。在一個個無法動彈的寂靜黑夜裡，朱特以空間為線索搜索、整理了過往的記憶，築成了一座“記憶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寫作基本上來自對記憶小屋的夜訪。他有時關注小事，描寫祖母的猶太料理、倫敦的綠線巴士、瑞士的小火車。有時放眼大千，論及西歐戰後一代鬧劇式的革命，時代的思想禁錮，以及自己對政治的觀察與參與。這些文字在動人與銳利、私人性與公共性、具體發生的歷史與身處其中的個體感受之間穿梭，追索的既是一個歷史學家的人生歷程，也是20世紀的複雜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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