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09年，俄罗斯犹太社群Bilu的成员们来到巴勒斯坦，建立起第一座以农业为基础的集体社区，基布兹（kibbutz）。这是一种结合了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乌托邦社区，旨在“将散居海外的年轻犹太人们从没落与被迫同化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在巴勒斯坦的农村地区建设一个无人搅扰也与世无争的农业社会”。
随后，越来越多的基布兹开始出现。迄今为止，以色列国内已有超过270个基布兹。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私有化的出现，以及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纳入，基布兹的生产形态开始变得越发多样化。
集体社区的根基——强有力的社区合作和活动仍被保留了下来。很多人会就此联想到中国曾经如火如荼开展的人民公社建设。需要说明的是，两者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外人选择加入、或成员退出基布兹都相当灵活。
托尼·朱特曾在60年代成为了基布兹社区的一员。在一开始，他也深为这种“自给自足、平等主义、民族独立”的理想主义生活所吸引；但朱特也很快看明白了基布兹和其成员的狭隘，他们只热衷于直接关系到自身以及它们国家的事，对外界和其他群体缺乏了解和关心。
这段投身于基布兹的经历，暴露出了乌托邦构想在现实层面必然的局限性。它使朱特历经了从信奉与跟随犹太复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到放弃的全过程。这也能够解释，朱特为什么会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反资本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浪潮持怀疑态度。
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读朱特的这篇《基布兹》。身份认同和平等主义的话语是很吸引人的，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当它们被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时，是否会引出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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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投身基布兹的经历，使我对新左派的狂潮持怀疑态度
译/何静芝
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的60年代与同龄人的有些不同。当然，我也迷披头士，也用软性毒品，也持不同政见，并且同样加入了性解放的时代狂潮（这最后一个狂潮，与其说真有什么行为上的“加入”，不如说只是进行了“想象”更贴切，我想在这点上大多数人同我是一样的，然而即便如此，那个年代还是被神话为了性解放的年代）。但就政治运动而言，1963年至1969年间，我曾偏离社会主流，全心投身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麾下。我在1963年、1965年和1967年这三年的夏天前往基布兹劳作，并利用期间的大把时间，为广招信徒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无偿负责某少年分支的管理组织工作。1964年夏，我在法国西南部一个训练营，为成为领导人而接受“预备训练”；1966年2月至7月，我在上加利利地区一个叫作玛哈纳耶姆的集体农庄做全职工作。
过激且煽情的教育一开始很有效。至少，1967年夏天，我停止合作社的义务劳动、调去辅佐以色列武装力量时，曾是个理想的信徒：善言、忠实、意识形态上高度服从。就像昆德拉在《笑忘录》里写到的跳圆圈舞的年轻人一样，我与怀着同志般友情的人们一起在集体中沉醉，排除异己，为我们有着统一的精神、目标及服装而庆祝、欣慰。我将犹太民族的独立理想化了，本能地领会并彰扬着复国主义对分离与民族差异的强调。我甚至——在16岁这个年轻得令人脸红的年纪——被邀请在一个巴黎举行的复国主义青年团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斥责吸烟为“资产阶级的不良行为”，是对犹太青少年户外活动积极性的威胁。即便在当时我都怀疑我是否相信自己说的话（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就吸烟）：不过我演讲的能力倒真的很强。
第一个基布兹Degania。
那个时代的劳工复国主义仍忠于创建之初的教义，其核心内容乃是犹太教典籍中的一句许诺，即：它将把散居海外的年轻犹太人们从没落与被迫同化的生活中拯救出来，送到遥远的巴勒斯坦农村地区集体居住——在那里建设（并像教义所说的那样，“重建”）一个无人搅扰也与世无争的农业社会。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因为融会了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以及之后俄国出现的平等村社的神话，其信众具有分裂为几股相互冲突的教派的特点：一部分人认为基布兹的每个居民都应有一致的服装，共同饮食、共同养育后代，使用（但不拥有）同样的家具和日用品，甚至阅读同样的书籍，每周按规定举行集会，对生活各方面事务做出决定；温和派的中心教义则允许稍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拥有少许私有物品。另外，基布兹成员之间还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分歧，虽然其表现为对原教旨的理解不同，但实则往往由个人或家庭的内部冲突引起。
不过，大框架上的道德目标是一致的：让犹太民族回到故土，停止漂泊无依的民族退化。对一个初皈此派的15岁伦敦少年来说，这个承诺是激动人心的。
它是“犹太民族性势力”最具诱惑力的一次伪装：它躲在健康、多产、强健体魄、共同奋斗、自给自足以及对分离主义的自豪之中——对作为孩子的犹太人来说，它尤其魅力无穷，因为我们将是第一代基布兹，它将令我们摆脱欧洲同龄人的所有顾虑与禁忌（我们也将不会有像他们一样多的文化包袱——当然，那时我还尚未开始为文化包袱犯愁）。
基布兹社区中的体力劳作。
我曾热爱这种主义。喜欢在加利利海边蒸笼一般的香蕉种植园里，连续8小时进行高体能消耗的纯体力劳作，喜欢劳作间穿插的歌唱和远足，喜欢长时间的教义讨论（全程有人极为小心地控制局面，以降低有青少年反对的风险，使共同目标这出戏演得更鼓舞人心），喜欢到处都有性爱无罪的暗示：那时的基布兹和它的意识形态仍暧昧地承认着20世纪早期激进派所谓的“自由爱”的纯洁性。
然而现实中的基布兹只是些民风相当保守的小地方社群，社群意识形态僵化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其成员的眼界太窄。以色列经济不再依赖国内的小规模农业，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相当明显；左翼基布兹运动反对征用阿拉伯劳动力，实质上只是闭眼不看中东问题，并没有将他们的平等主义信条发扬光大。我当时就无法对这些完全苟同，并且我记得，自己那时候还在奇怪，为什么身处这个国家阿拉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附近，却从未在长期逗留基布兹期间遇见过哪怕一个阿拉伯劳工。
我虽未公开承认，却的确很快就看明白了基布兹和其成员的狭隘。单单是集体自治和平等分配耐用消费品，并不代表你更优越、更包容。相反，它助长的是极大的自恃和自私，恰恰是对最糟糕的民族唯我主义的强化。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当时自己多么惊讶于基布兹伙伴们对外界的了解之少、热情之低——除了直接关系到自身以及他们国家的事。他们只管农田，只关心邻居的配偶和财产（且都要满怀妒意地与自己的配偶和财产做比较）。性解放呢，至少在两个我长期待过的基布兹中，表现为婚姻不忠、随之而来的闲话以及相互之间的谩骂——从这方面看，这些模型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中世纪农村倒是很相像，触犯众怒的行为一旦被披露也会产生相似的后果。
基布兹社区中的五旬节活动。
结果，这些观察导致我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幻想时，有了一种认知失调。一方面，我要把基布兹作为犹太教的生活方式与更高层面的犹太教的具象来信奉，加上我本人一贯教条主义，轻而易举就让自己保持了多年对基布兹原理优点的信仰。然而另一方面，我本心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它。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在结束了一周劳动后的安息日，搭顺风车或巴士离开基布兹去海法（离上加利利最近的大城市），一边猛喝酸奶，一边从码头忧伤地望着发往法马古斯塔、伊兹密尔、布林迪西等大都市的渡船。那时的以色列就像监狱一般，而基布兹就是这监狱里挤满了囚犯的牢房。
由于两件全然不同的事，我摆脱了这个困扰。首先是被剑桥大学录取。当我的基布兹同事们得知这一消息时，大家全都震惊了。整个大迁徙的文化——“归升”（回到以色列）——意味着必先断绝回到散居状况的一切通路和机会。当时的青年运动领袖们心里完全明白，身处英、法的少年一旦被当地大学录取，便永远不会回到以色列了。
于是相应的，官方主张被大学录取的犹太青年放弃自己在欧洲的学位；投身基布兹劳作，花几年时间采橘子、开拖拉机、分拣香蕉；接着，如果情况允许，再向社团证明自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且必须明白，所学的科目将根据候选者将来对集体所要起的作用，由大家集体决定。
简单说来，我如果走运，可能会在25岁左右被送到以色列的大学，读比如说电气工程这样的专业。如果有天大的运气，且同志们对我百般溺爱，也许会被送去学历史，以便日后成为一名小学历史教员。在15岁时，这样的一个未来对我来说是美好的。然而两年后，勤奋读书、好不容易进入国王学院的我再也没有放弃机会的念头，也不想再将自己放逐到种田的生活中去了。基布兹社区对我的决定表现出极大的费解和明显的蔑视，这只能让我愈发疏远他们的社群民主理论与作为。
基布兹的年轻成员们。
另一个刺激我放弃信仰的因素，是“六日战争”后我在戈兰高地与军队在一起时的经历。我在那里惊讶地发现，大部分以色列人并非离开故土的现代农业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些心怀偏见的城市犹太人，他们与欧美城市青年主要的不同，一在于他们有大男子主义的刚愎自用，二在于他们随时能荷枪实弹。他们对于彼时刚刚战败的阿拉伯人的态度令我震惊（也证实了许多年来我所信仰的基布兹只是一种错觉）；他们谈到未来将要占领并主宰阿拉伯土地时的漫不经心，即使在当时也令我胆寒。回到当时逗留的基布兹后——位于加利利的哈库克海滩——我感觉自己已然成了一个陌生人。此后没过几星期，我就背起行囊回家去了。两年以后的1969年，我与当时的女友一起回到哈库克。重访玛哈纳耶姆时，我遇到了过去一道采橘子的“尤利”。然而他没有认出我，更没有像往日那样问候我，只在经过我们时停下来问了一句：“你在这里干什么？”对啊，我究竟在那里干什么呢？
我不认为那些年被浪费或错付了。相反，如果那10年我跟随了时代大流，或许不会学到这么多，不会有如此丰富的记忆。踏入剑桥之初，我就已经经历——并领导——过一次理想主义的运动，而我的同龄人对这种运动则大多只有理论层面的认识。我已经明白了什么叫“信徒”——也同时明白了这样激烈、极端的身份认同和毫无保留的忠诚，要求一个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在20岁以前，我就已经历了对犹太复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定居生活从信奉、跟随到放弃的全过程：对一个来自伦敦南部的少年来说，已算是不少的经历了。
在《世外桃源》(三辉图书/漓江出版社)中，美国小说家劳伦·格罗夫依据真实的历史背景，虚构了一次——从20世纪70年代到不远的未来横跨数十年——的乌托邦实验，描绘了一个“桃源理想国”的繁盛和陡然失败。
也因此，相比我在剑桥的同代人，我对新左派的狂潮和诱惑有更强的免疫力，对自它衍生的更激进的主义——极左主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就更兴味索然。同理，学生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我毫无号召力，更勿论马克思女性主义乃至一切性别政治。我曾经并且一直都对任何在身份差异上做文章的政治抱着怀疑态度，特别是拿犹太身份做文章的政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最终让我变成了一个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也许有点儿早熟。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倘若我在以色列的老师中有谁关注了我的职业发展，定会感到惊恐万状。当然，他们是不会关注我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已被正信抛弃，与死人无异了。
注1：朱特所指的新左派泛指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时期在英美出现的左翼激进政治运动，主体为大学生。
注2：题图为1940年至1950年位于内盖夫地区的一座基布兹社区Ruhama的日常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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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美] 托尼·朱特 著
何静芝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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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映照世纪浪潮的知识分子回忆录
新增朱特之子关于父亲的纪念长文
托尼·朱特罹患“渐冻人症”后口述的回忆录。在一个个无法动弹的寂静黑夜里，朱特以空间为线索搜索、整理了过往的记忆，筑成了一栋“记忆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写作基本上来自对记忆小屋的夜访。他有时关注小事，描写祖母的犹太料理、伦敦的绿线巴士、瑞士的小火车。有时放眼大千，论及西欧战后一代闹剧式的革命，时代的思想禁锢，以及自己对政治的观察与参与。这些文字在动人与锐利、私人性与公共性、具体发生的历史与身处其中的个体感受之间穿梭，追索的既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历程，也是20世纪的复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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