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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
王育濟，山東大學教授、《中國歷史評論》主編、山東大學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專家諮詢組組長。
“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這一主題，深刻反映了網絡數字技術對歷史學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巨大影響，也促使我們關注和思考歷史學在“互聯網時代”的發展問題。
互聯網數字技術對史學最大、最直觀的影響是研究效率的大大提升。如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電子化儲存，各類歷史文獻數據庫的網絡檢索，以及來自搜索引擎的網頁集合，使學者不再需要青燈孤影、埋首故紙，僅僅憑藉一兩個“關鍵字”就可以快速準確地尋找到所需要的史料。數字技術也使文獻資源的保存更為長久，攜帶也更為便捷，一個小小的優盤可以儲存萬千圖書，各種移動設備也使研究可以隨時隨地進行。
大數據時代資料來源的廣泛化和精確化，使史學研究變得更為全面和準確。數字技術也加速了歷史學研究的成果轉化。歷史學走進普通民眾的途徑、方式和速度都因數字技術而發生了改變，全媒體的傳播手段和動態即時的呈現方式可以使史學研究成果實現最大限度的擴散，史學研究中的諸多話題都可以在史學界之外引發廣泛討論。
歷史研究隊伍也前所未有地壯大，一批非職業歷史學家異軍突起，掌握了相當的話語權。如“當年明月”，作為一個非文史專業出身的普通公務員，他的《明朝那些事兒》在網絡連載之後一舉成名，進一步推出的紙質圖書隨即成為近30年來最暢銷的史學讀本。“那些事”甚至成為一種講史體裁，以不同朝代、不同歷史人物為對象的“那些事”繽紛綻放。互聯網時代，無數個“當年明月”憑藉著數字技術的便利，似乎正在發揮著比“職業歷史學家”更大的影響力。
本屆大會以“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為主題，表現的不僅僅是數字技術對歷史學的影響，而且是歷史學在互聯網時代的某些“轉折性”。在《中國歷史評論》與新聞媒體的一次座談會上，我曾經說過，美國史學會提出並主持的“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因及時觸及數字技術對歷史學的“轉折性”影響，而使我們感覺到了差距所在。雖然類似課題中國史學界也有討論（如本次大會就有復旦大學提出的“中國史學與新媒體”的論文），但幾乎不可能鄭重其事地上升為國家歷史學會的主題；若再進一步對比一下各國同行圍繞著“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將要在大會上討論的具體問題，如“維基解密時代的文獻記錄”“互聯網內容與史料思想”“作為文獻來源的社交媒體”“網頁收藏：一種新的文獻庫”“數字化歷史學與著者之權利”等等，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有些滯後。就中國史學家而言，很難設想會將“社交媒體”“網頁收藏”作為“文獻庫”予以討論，但接觸到外國同行的這一議題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一課題的巨大價值與潛力。
毋庸迴避，如同任何文化轉型一樣，“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也伴隨著數不清的負面問題。且不說“以檢索代替研究”“以粘貼偽裝學問”的亂象，即便是數碼技術為正規學術研究所帶來的“高效率”，也包含著技術對研究者的異化——史學家的博聞強記是否應該被“鼠標”所取代？一頁一頁故紙的閱讀與互聯網上的關鍵詞檢索，對學者氣質、心態的塑造孰優孰劣？學者的儒雅與書卷氣，歷史學家的沉靜與深刻，很大程度上是一頁一頁故紙“磨”出來的，所以在“歷史學的數字化轉向”中，史學家基本素質的培育，仍是需要正視和考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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