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鳳雅事件後，一些志願者和公益組織的救助行為受到批評，很多人說，不管怎麼說，這些公益組織的出發點是好的，他們畢竟在救孩子，他們做的事“不容易”，“費力不討好”，如果因為救人招致如此嚴厲的批評，公益人士和志願者都會寒了心，今後誰還願意做公益？
這種基於道德標準的評價我不贊成。
比如，那個貪汙了2000萬的李麗娟，你會說她的工作也不容易麼，她也救了不少孩子。
李麗娟在愛心村與孩子們合影，愛心村目前已被依法取締
我認為，當代社會慈善組織的公益行為要去魅。這就是一份普通工作，和清潔工，學校教師，新聞記者，政府僱員的工作沒什麼差別，並沒有什麼道德上的優越性。相反，由於公益組織是在拿公眾的錢來幫助他人，它的行為必須接受最嚴格的監督和審核。
慈善行為的歷史演變，經歷了一個從個別到組織化的過程。傳統社會的慈善，比較常見的是富裕人家修路建橋施粥放賑，這些慈善行為的最大特點，就是捐助者和捐助行為合二為一。但是，進入現代社會，慈善組織出現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捐助者和捐助行為漸漸分離。也就是說，捐助者不再參與救助行為，而救助行為的實施者，本身也不再是捐助者。
這種機制的好處顯而易見：它可以將普通人零散的愛心匯聚在一起，也能最大限度避免隨意性的捐助行為導致的虛假慈善，以及救助過程中的不公正。更重要的是，組織化的慈善必然意味著公益組織的去魅化，因為公益組織不是捐款人，只是篩選評估執行救助行為的執行人，自然也就不應該擁有任何道德上的優越感。
但從受助人角度講，他們並不能分清救助款項的來源，他們會將感恩之心自然投射到公益組織身上。小鳳雅的家人第一次見到志願者，他們聽說志願者要帶他們孩子去北京看病，所有費用都由對方出，他們的感受是，“這就是一群天使啊”。公益組織的工作人員，也極容易在這種情感體驗中形成自我感動，誤以為自己的工作在獨立完成幫助他人的過程。這也是許多公益組織的人形成某種道德優勢，從而拒絕接受來自第三方的批評和約束的原因。
但是，這一切必須改變。
因為現代意義上的慈善不僅僅是一種財富再分配，它要求善款不但必須轉移給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還要在轉移中創造出更大的社會價值，從而提升整體的社會福利。慈善行為如果無法去魅，就無法建構對慈善組織有效的數據化的評估和監督機制。
2016年3月16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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