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中國科研能力不強根源在體制機制

中國科研機構該用怎樣的機制,才能激活科研人員的動力?

10月29日,正在上海舉行的2018年浦江論壇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從體制機制層面對中國科創的諸多問題“把脈問診”。

他說,“近年來中國科技創新取得了重大進展,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都有了進一步增強,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數據顯示,中國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已經躍升至第17位,是躋身全球20強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可以說已經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大國。但是,和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要求相比,我們科技創新還存在薄弱環節和深層次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

今年9月,西安航天動力研究所科研人員張小平離職事件曾引發社會關注。自媒體發佈了一篇題為《離職能直接影響中國登月的人才,只配待在國企底層?》文章,引用了“張小平參與我所型號研製情況”的文件照片,稱西安航天動力研究所原副主任設計師張小平,是中國登月工程所用火箭發動機的關鍵科研人員,暗示其離職是因薪酬低、不受重視,而加入民營航天公司後卻是年薪百萬的待遇。

人才流失,待遇不高成為中國科研的“阿喀琉斯之踵”。

王一鳴在主旨演講中也對這一現象作出分析稱,我國創新激勵的體制機制還不健全,高端領軍人才數量不足。“中國的絕大多數大學科研機構都是公立的,按事業單位管理,受體制機制的約束,對科研人員的激勵措施不到位,創新難以獲得相應的回報,抑制了部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特別是職務科技成果的產權激勵機制還不到位,科技人員的創新潛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揮,比較重人才引進的數量,輕人才建設的環境。我國科技人員總量居世界前列,但高端領軍人才仍然比較缺乏,創新型企業家數量有限。”

他還指出,我國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關鍵核心技術短板還比較明顯。過去我們比較重應用技術研發和技術的產業化,對基礎研究重視不夠,作為前沿技術源頭的基礎研究欠賬還比較多,基礎研究佔研發投入的比重長期徘徊在5%左右,遠低於美國、法國、英國15—20%的水平。“由於原創性基礎研究的前端環節投入不足,支撐產業升級引領前沿技術突破的源頭技術儲備相對不足,不少領域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還依賴進口,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變。”

他說,“有人形容我們在一些領域還是在別人的地基上建房子。在個別西方國家對我技術封鎖升級的背景下,技術卡脖子的問題開始凸顯,也成為我們科技發展當中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近年,我國持續加大科創投入,研發經費已經居世界第二,投入強度甚至超過歐盟創始國的平均水平。

但王一鳴同時指出,一些項目科技投入比較分散,產出效率不高。政府的科技經費投入因缺乏有效的統籌協調機制,創新鏈條上各環節的資金斷裂與交叉重複並存,存在碎片化和低水平重複的現象。“我們部署了一批重大項目和重點任務,但重大突破還不如預期。”

他表示,我國科研開放創新還不足,對國際創新資源利用還不充分。隨著全球創新資源加速流動,開放創新成為重大趨勢,但現行的政策對創新要素的跨境流動還存在約束,影響了企業利用全球創新資源開展高水平開放創新。儘管我們在政策上對外籍人才出入境、在華長期居留政策環境有所改善,但享受國內公共服務包括一系列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還遇到一些體制障礙。

四大短板,如何破解才能改善中國科研創新的大環境?

王一鳴表示,上述問題的根源在體制機制,必須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彌補制度短板、完善激勵機制、優化創新體系、健全要素高效配置的新體制,營造有利於創新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首先我們要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產權激勵是最好的激勵。 同時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只有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才能真正掌握主動權。”

他還表示,提高科研效率,關鍵是要進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在推動創新發展中的關係,政府主要在市場失靈的領域發揮作用,在企業無力和不願意投入的環節增加投入。同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創新資源的作用,市場更有效率的領域應該交給市場去做。在政府層面要進一步優化政府科技資源的配置方式,提高公共支出的利用效力。並擴大創新體系的開放度,促進創新要素跨境流動,有效利用國際創新資源。要放鬆對創新要素流動的管制,鼓勵國外高端人才來華創新創業,放寬外籍高端創業人才辦理簽證和綠卡的限制,簡化其創辦科技型企業的審批,提高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水平,促進跨國公司融入中國創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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