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晚，@平安朝阳突然发布了一个通报，网络瞬间沸腾了。原来，王宝强原经纪人、马蓉的出轨对象、网友眼里的道德负罪在逃犯、被冠以“现代西门庆”的宋喆，被刑事拘留了。
是不是朝阳区大妈又出手了？
网友们在历经了榆林孕妇跳楼自杀的愤懑、买不起等不起iphone X的悲愤焦虑中，突然迎来了一个这样令人振奋的消息，舆情热度可想而知。我们从王宝强离婚事件刚爆发后大数据梳理的网络情感属性可以看出，7成以上的网友抱以负面观感，两相对比，就能理解此刻的网络情绪。
再紧急火线普个法：何为刑事拘留？
我们能够看到，除非是宋喆打算逃跑时候被控制，否则他就只符合一种情况，那就是有证据证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舆论场和网络舆情波动变迁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们深刻地注意到，在过去近十年激烈复杂的网络舆情浪潮中，不少舆情主角成了网络中的“道德坏人”，除却涉官涉政的舆情案件，民间舆情案比如“彭宇案”中的徐老太、郭美美、李天一以及宋喆、马蓉等人。在已经几乎真相大白的“彭宇案”中，徐老太堪称含冤而死，可是已经连带老人群体遭遇了污名化；郭美美案至今扑朔迷离，真相未明，埋下社会心理深水炸弹；李天一以及各种“二代”，代表了精英家庭的败类，是中国教育失败的时代隐喻。至于宋喆、马蓉，几乎已成全民公敌，遭遇了一边倒的指责谩骂。
这个作为民间道德晴雨表的坏人榜还在持续的更新中。身在美国的贾跃亭尚处于观察期，但形象快速变灰，正踏上候选之列。
我们看到，舆情一旦涉及到个体的道德败坏，那真是公审公判、斩立决，而且一旦形成标签，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因为道德和法律、舆论、政策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它是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深刻成见，在道德和不道德之间，几无转圜游离的余地。在中国，道德具有杀人的传统。当政治、经济等手段已经无奈无力的时候，运用文化手段中的道德污名化手法，几乎具有一剑封喉的力量，正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道德具有时代性和变迁性的特点，但是在相当的程度上，传统道德是“破而未立”，人们的旧道德已经破绽百出，而新道德却在十里之外。官方看到了这个最大的文化危机，寄望于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促进新道德的尽快重建，可是看来，效果是差强人意，远水不解近渴，而且依靠行政之手深入道德的私域，可能用力的方向也出现了偏差。可以说，当下中国很多问题爆发，除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深的根源在于道德的缺位，人心和人性失去了约束。
虽然新道德还在路上，但是国民对于“捉奸”这个传统道德领域中最核心的矛盾之一，却延续着几千年以来的兴趣。到今天，通过网络这个媒介，人们围观王宝强、马蓉和宋喆的三角关系，满足了偷窥和捉奸的阴暗文化心理。
但是这远不能解释王宝强离婚案为何影响震荡至今。这是因为，事件漩涡中的王宝强，虽然农村户口，相貌普通，却远非一般的明星名人可比。他是整个中国中下阶层的梦想寄托者。人们称他为“宝宝”，因为他是实现了“中国梦”的典型代表，代表了草根的逆袭成功，他的全部经历击中了人们内心最柔软而急切的渴望。人们无数次地将自己的梦想移情于他。他完好无损地存在，就是这个阶层景仰的移动神像，是照亮阶层的不灭神灯。
但是他竟然摊上大事了！“白富美”妻子出轨了一个“高富帅”，辛苦攒下的家业也被二人联手坑得一干二净，重新沦入一无所有！此事还击中了一众弱势人群对于“隔壁老王”深入基因的恐惧，王宝强的孩子也可能不是亲生的。人财两空，绿帽罩顶，王宝强成了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者。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宋喆！连同马蓉，人们对于他们致以最大的恶意，每次他们出现，媒体都以“监视漏网坏人”的视角进行报道，下面的留言和回帖几乎总是群情激愤。人们对马蓉和宋喆冠以“潘金莲”和“西门庆”，却几乎无人给王宝强冠以“武大郎”的称号，就反映了这样泾渭分明的社会同情心理。
虽然事件最重要的细节，人们根本就没有接触到，比如，王宝强是不是也有过出轨在先，伤害到了马蓉？马蓉是不是掌握了王宝强什么把柄，竟能威胁后者？他们双方究竟有没有达成沉默条款？但是人们对此并不关注，人们只知道，他们心疼的偶像被伤害了，人们需要一个公道，一方面是给“宝宝”的，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的，以收拾信心，重装上阵。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内核，那就是“报”的思想。这是中国宗教传统弱而不振的数千年来，神一般的存在，或者说，这就是中国的道德神。人们认为无论是谁，做了坏事，都会受到报应。或者来自青天大老爷的明断，或者来自王法，或者是法治，或者是舆论，或者干脆就是正义化身的武松快意恩仇。如果坏人不是当头遭到雷劈，那也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所以人们对于宋喆、马蓉遭到“报应”，是有集体无意识的期待心理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批评王宝强挥霍隐私博取同情、抨击演戏收入远高于科研回报的时候，人们纷纷摆手不予认可。因为这样的言论没有关注到社会大众真实的心理动向，舆论引导偏离了民意的主航道。
我们还可以说，近期WePhone开发者、码农苏享茂被毒妻逼得跳楼的新闻，不过是王宝强案件的姊妹篇。有了王宝强事件留下的情感伤害记忆，对类似新闻无疑具有情感唤起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这种几乎是全民性的道德围观，从国家和社会的视角看，其实是一场大型的道德危机。从2016年8月，王宝强在微博引爆此事以来，一年多过去了，众多网民在期待看到大快人心的结果和场景，可是人们看到，马蓉正在过着快乐的生活，还在酝酿复出。如果人们因此怀疑公道和公平的存在，道德人心势必进一步滑坡，更加无法收拾。再从法治社会的视角看，王宝强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负面案例。在微博单方面宣布离婚，就是一个可笑错误；私人领域的恩怨，闹到世人皆知，毫无建设性，几乎都是负能量；对于法治建设也是个冲击，《婚姻法》上并无“出轨”的说法，王宝强不可能因为受害者形象而拿到更多财产，这和网友期待正好相反。这无疑加剧了国家和社会的疏离，埋藏着潜在冲突的风险种子。
道德作为法律的补充，具有收拢人心、重整秩序之功。从国家长治久安出发，也需要王宝强一案取得各方满意的结果，彰显公平正义，抚平社会人心。如果因为权力之手而促进了这个进程，政府还将收获增强公信力的意外之喜。
在社会学领域，人们经常使用“共谋”或者“合谋”一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共谋或者合谋，并不是各方直接握手、密谈协商的结果，而是在共同利益、共同意志的理性驱使下，各方不约而同地推动事件向着一个方向演进，最终客观呈现出各方乐见的结果，或者出现各方基本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在王宝强事件中，民间需要道德检验，大快人心；官方需要尘埃落地，达成共识。
在这个意义上，官民具有共谋的共同意愿，官方运用法治的力量，网民运用网络围观形成的“潜舆论”力量，共同形成历史的“微妙合力”，推动此案向公道公平的方向演进。
但是这种共谋是有时间进度的错位的。道德报应是希望“恩怨立报”，可是法治则是慢功夫，需要一个博弈的过程，需要证据和时间。或许就在日前，这种官民共谋首次出现了合龙，就是@平安朝阳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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