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8年拿了18個諾貝爾獎，這和哪些因素有關？
“日本18年拿了18個諾貝爾獎”，應該是指日本在進入新世紀後的18年拿到了18項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如此偉大的成就成為了一種令人震撼的現象。
震撼之餘，我們不僅要問一句，這是為什麼？
根源
追根溯源，需要上溯到上上個世紀由西方列強挾高科技的堅船利炮加諸中日等“未開化”國家的那場民族危亡的危機。
俗話說，危機是危也是機。
危機面前，日本化危為機，一場以“脫亞入歐”為主旨的明治維新引領日本從各個方面全面“西化”，尤其是社會制度、思想、教育、產業等方面。
更根本上講，日本的這場運動首先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
當時，“全面西化”運動的倡導者和締造者，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其《文明論概略》中說：“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除了改寫了日本的進程，明治維新最深刻的烙印印在了作為鄰邦的中華民族身上，形式上是最深重的屈辱。
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到1895年的甲午戰爭，以及20世紀初的日俄戰爭，“小”日本在短短的不到40年內，從一個閉關鎖國的落後國家一舉蛻變成一個西方強國。
這種脫變除了顯見的工業化，更在於思想上的全面西化。
反觀，我們稍晚的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閹割掉了最亟需的思想解放，成為了一場註定失敗的半吊子資本主義產業化改良，社會還是那個“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的封建社會，甚至直到今天。
權本位的消除
權本位主義是我們民族國家幾千年來最根深蒂固的弊端，人的社會價值幾乎全部體現在“官位”與“權力”。
日本明治維新政治改革上的君主立憲制，此後政治家僅僅是一種並不是那麼被人尊崇的一般性職業，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權本位存在的基礎。
只有權本位這種痼疾被清除，人才能真正的“安居樂業”。
對於科學家來說，“業”當然是科學研究，科學家可以通過在科學研究主業上的成就獲得足夠的社會地位和聲譽，而不需要“出賣”科學成果換取“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等“權位”來體現社會價值。
日本教育和科學的“大躍進”
新世紀18年18項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僅僅是日本教育和科學的“大躍進”最集中的體現。
其實，這種體現早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的工業化就體現的淋漓盡致。
當然，也正是崛起養大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導致日本在二戰中遭受毀滅性打擊。
但是，由於日本已經從思想和政體 上完全西化，可以說早已完全“脫胎換骨”。有了這個基礎，再轉入和平建設和經濟發展後，從19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日本能創造另一個經濟奇蹟也就不奇怪了。
基於從明治維新建立起來的全面西化的教育體系，加上經濟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在上世紀70~90年代經濟繁榮期極大的加大了科學研究的投入。
我們知道，諾貝爾獎的獎勵項目通常是被時間驗證具有極大的理論或應用價值的重大科學研究成果，這需要一定的時間週期。
日本新世紀獲得諾獎的科學成果基本上都是那個時期達到產物。
換句話說，新世紀，日本科學家18年獲19項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是日本百餘年各種積累的“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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