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撰文指出，中國大科學工程正面臨著信任危機和資源危機，我認為很及時。
在科學界即將被一些基礎尚未足夠紮實的科技進步，以及不負責任的媒體營造的科技繁榮衝昏頭腦之前，這個提醒相當於醍醐灌頂。
我對大科學裝置的認識從在北京同步輻射裝置線站做實驗開始。
我讀博士至今，在北京同步輻射裝置和上海同步輻射裝置上做實驗已經有數十次，其間見證了我國同步輻射技術的迅速進步，也看到了制約其發展的不足之處。
得益於中科院開放務實的學術環境和管理制度，中國的同步輻射裝置已經逐步成為世界重要的應用基礎研究基地，為生命科學、材料科學、極端條件下物理化學，乃至光學技術、光學工程等方面源源不斷地提供數據和建造經驗，培養了大量人才。
就我所從事的膠體化學而言，同步輻射給我提供了看清楚膠體和薄膜微觀現象的有力工具。在我看來，依靠中科院管理的這兩個大科學裝置是成功的。
當一個大科學裝置涉及更多更大的機構時，只依靠一個主體機構來管理就會出問題，內部鬥爭會極大降低整體效率，較低的投入產出比將使投資不斷增加，最終導致要麼工程在財政不能支持時下馬，要麼在主導權爭奪和互相排斥中破產。
因此，大科學工程需要最高層級的指揮。
美國的LLNL實驗室主要做慣性約束聚變研究，這個機構有上萬員工，研究任務隸屬美國能源部管轄，但其運營由第三方機構負責，撥款由國會批准。
這樣的機構設置有幾個好處：任務導向可以避免其成為一個類行政部門，從而保證其研究機構的本質；撥款級別高，避免預算誤差，主要是由內部爭奪引起的重複計算的預算，以及準確判斷預算秩序，也就是重要性優先；運營獨立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在我國屢屢發生的“屁股決定腦袋”之類本位主義的事情。
這種機制下，任務被逐級分解到個人，不管這個人原來在什麼單位供職。
一句話，一個大科學工程用一種“語言”說話。
像同步輻射這樣的大科學工程其實還不算大，中科院的管理能力足夠了，也能辦好。
但有些涉及多部委合作的大科學工程則是關乎國計民生名副其實的“大”，這種工程除了需要舉國體制來聚攏人才，更需要最高層級的指揮，即由全國人大決定任務和預決算，由國務院決定組織方式和運營模式。
國內類似於LLNL的任務由隸屬關係不同的兩個研究所承擔主體任務，加上大量外圍合作單位，組成一個很難善終的大科學工程。
兩個研究所以及各自的上級主管部門爭奪任務主導權，以此為起點，項目經費分配、冠名權被層層爭奪，在工程內部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局面，管理效率低下，完不成任務無法問責，因此技術進展緩慢。
從管理上講，這樣的大科學工程不應該由一個層級較低的單位來主持。
從承擔單位的角度講，承擔超越其能力的任務是不負責任的。大科學工程任務意味千萬納稅人的錢，承擔任務意味責任，而不是名譽。
大科學裝置是高度複雜的系統工程，是對國家管理能力的考驗。
設立最高層級的指揮系統，最高長官不能是科學家，必須是品德高尚的專業的管理人才，因為目前很難找到沒有本位思想、兼具管理特長的科學家。
這樣且行且總結，步子不要大，要穩，才能成功。
（http://blog.sciencenet.cn/u/ICF2009）
《中國科學報》 (2018-10-26 第2版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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