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日，王朔在《中國青年報》刊文，痛批金庸的武俠小說“媚俗”。在“捏著鼻子”看完《天龍八部》第一本後，王朔從文字、主題、人物等方面對金庸的著作進行了批判。
王朔認為金庸的小說從語言到立意都沒逃出舊白話小說的俗套，稱金庸的浙江人身份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因為浙江話和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金庸只好使用死文字（白話文）做文章。而在主題上，王朔也認為金庸的武俠跟舊小說一樣，都在以道德的名義殺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誨淫誨盜，並稱“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個大原則，最噁心”。在人物上，王朔稱金庸筆下的人物近乎野生動物，動不動就打打殺殺，在國際上歪曲了中國人的形象等等。
王朔
王朔的文章刊發後，立刻引發了軒然大波，雖然有人支持王朔，但更多的是反對的聲音。而作為當事人的金庸，面對洶湧的輿情，先後三次回應了王朔的批評。它們分別是1999年11月5日發表在《文匯報》的《不虞之譽和求全之毀》，1999年12月號《明報月刊》刊載的《浙江港臺的作家》及當時上海《青年報》對金庸的採訪。
在這三次回應中，金庸都保持了他武俠小說中“武林盟主”的格調，不急不躁。他表示可以接受的王朔部分批評，譬如情節巧合，結構鬆散等，但他解釋這些作品發表時都是在報刊上連載的，自然會影響結構。不過對於王朔批評他文字不好是因為他是浙江人用的南方語言，金庸表示不認同。於是金庸寫了《浙江港臺的作家——金庸回應王朔》這篇文章，作為探討和回應。由於這篇文章發表在《明報月刊》，內地很少看到，因此把這篇回應文章附在下方：
金庸
關於王朔先生《我看金庸》一文，我已應上海《文匯報》的要求而作出了回應，沒有什麼可以再補充的，但本刊編者一定要我再寫一篇短文。我和王朔先生素不相識，並無私人之間的不滿，我在公開場合中曾對他的作品表示好評，他所以這樣苛刻的對我攻擊，相信是由於我們兩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的觀點等看法有根本差異之故。我們兩人的個性、生活環境、經歷、求學與寫作、工作的過程、結交的朋友等等完全不同，是兩條永遠難以相交的平行線。世界上這樣的情況很多，不足為奇。我們兩人都寫小說，如有可能，最好能多瞭解一下對方，雖然困難，也未必不值得。
王先生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南方的作家，尤其是浙江人、臺灣人與香港人。他那篇文章中開頭就說：“金庸的作品我原來沒看過，只知道那是一個住在香港的浙江人。……港臺作家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他們的作品只有兩大宗：言情和武俠，一個濫情幼稚，一個胡編亂造。尤其是武俠，本是舊小說一種，80年代新思潮風起雲湧，人人惟恐不前衛，看那個有如穿緬檔褲戴瓜皮帽，自己先覺得跌份。那時我看人是有個尺子的，誰讀瓊瑤金庸誰就叫沒品位，一概看不起。”
他認為金庸文字所以不行，由於他是浙江人而又住在說廣東話的香港：“老金大約也是無奈，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按說浙江人盡是河南人，廣東話也通古漢語，不至於文字上一無可為。”
金庸
王朔先生認為我的文字不行，我自己也覺得不夠精練，可以寫得好些，更生動些。不過運用語言文字，是靠天分的，《紅樓夢》那樣漂亮活潑的白話文，我就寫不出來，沒有這樣的才能，單憑努力沒有用。不過單說金庸不行，已經夠了，不必牽涉到所有的浙江人。遠的不提，從近代說，浙江人寫文章好的似乎不少。王陽明、黃宗羲、章學誠、袁子才、龔自珍，都是浙江人；再遲一點，章太炎、俞曲園、上國維、孫詒讓，也都是浙江人。他們的文章真可說得上冠冕當世。他們不寫白話立，那不錯。不過，白話文寫得好的浙江人，好像也不少：魯迅、周作人兄弟、蔡元培是紹興人、郁達夫是富陽人、茅盾是桐鄉人、俞平伯是德清人、徐志摩是海寧人、夏衍是杭州人，都是浙江人；巴金先生出生於成都，但祖籍是浙江嘉興。這些都是白話文挺精彩的第一流作家吧。
臺灣的白先勇、余光中，我覺得文字秀雅清麗。香港作家中文字極好的著實不少，許地山文筆空靈，當代作家中罕有其匹。端術蕻良在香港寫《科爾沁前史》。蕭紅在香港寫的《呼蘭河傳》感人至深，我閱此書後，逕去淺水灣她墓前憑弔一番，深恨未能得見此才女。張愛玲、葉靈風、戴望舒、劉以鬯等也都在香港寫過不少好文章。他們是外省作家，那不錯，但香港的廣東作家也著實有不少傳世力作，例如黃谷柳的《蝦球傳》、侶倫的《窮巷》、西西的《我城》等等；還有詩人舒巷城、戴天等人；好的散文作家更多，如董橋、劉紹銘等等。
我建議王朔先生不妨讀一讀劉登翰先生編著的《香港文學史》，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知識。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評意見，予我教益甚多。我誠懇接受下列指教：情節巧合太多；有些內容過於離奇，不很合情理；有些描寫或發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對話不夠生活化，有些太過文言腔調；人物性格前後太過統一，缺乏變化或發展；對固有文化和舊的傳統有過多美化及留戀；現代化的人文精神頗嫌不足；有些情節與人物出於迎合讀者的動機，藝術性不夠（下里巴人！）。這些缺點，在我以後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氣再寫的話）希望能夠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說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賞，是我終生心嚮往之的目標，然而這需要極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這是今後要好好思索的事。這裡誠意感謝各位批評者的幫助。
至於王先生說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夠新潮前衛，不夠洋化歐化，這一項我絕對不改，那是我所堅持的，是經過大量刻苦鍛鍊而長期用功操練出束的風格。
金庸
最近在浙江大學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中，聽到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陶德麟先生髮言，抨擊許多人“用漢字寫外國式的句子與文章”，更加強了我的信念。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作者，浙江人甚多，不見得由於說浙江話而寫不來文章。《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是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可能王朔先生也會嫌他使用文言太多，因而“不入流”、“沒品位”。《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原本上署名“錢塘施耐庵的本”，錢塘即杭州，近人也有考證他是江蘇興化人，但無確實證據。白話短篇小說集《拍案驚奇初刻、二刻》的作者凌濛初是浙江湖州人，《二拍》與《三拍》齊名，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最佳的白話短篇作品。另外一位湖州人董說作《西遊補》，不算特別精彩。十分精彩的另一部續書《水滸後傳》作者陳忱也是湖州人。《說岳全傳》的作者錢彩是杭州人。這些浙江人，在中國文學史中白話小說部分的貢獻，相信不能都說成“沒品位”。
《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是江蘇淮安人，他科舉不得意，晚年在浙江長興縣做一個縣丞（科長之類）的小官，一共混了九年，無所事事，有人推測，《西遊記》是他在這段時期中根據元朝留下來的一個簡陋祖本而改作的。明朝白話小說“四大奇書”中，有三部的寫作在浙江省完成，看來，浙江的方言並沒有損害到三部傑作作者的文字。
另外兩部在文學史上很有地位的小說，作者也都是浙江人，《剪燈新話》的作者翟佑是杭州人，《燕山外史》的作者陳球是嘉興人。兩部小說都不用白話，與上述例子無關。但《剪燈新話》是《聊齋志異》的先行，《燕山外史》是中國文學中惟用駢文寫的小說，所以各具特色。
錢鍾書先生曾對本刊編者潘耀明兄稱讚《肉蒲團》一書文字“清簡流暢”。該書內容不雅，奇想殊甚，為很多人所不取。但文字能“清簡流暢”，已經是極高的成就了，因之當代文學史家稱其作者李漁為“大小說家”。李漁是金華蘭溪人，那也是浙江人了。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這一句雖屬死文字，但人人能懂，非真死也！這一句或勝於歐化前衛白話：“那麼，這應該就是咱哥兒們內心懇切無比的願望了，我想。”）
作者附註：
五四之後以寫文章出名的浙江人極多，本又中不能盡錄，茲略舉如下：
紹興：蔡元培、魯迅、周作人、劉大白、許壽裳、馬敘倫、章錫琛、范文瀾、孫伏園、朱自清、柯靈、馮驥才；海寧：張宗祥、徐志摩、查良錚（穆旦）、鄭曉滄、蔣百里、章克標；上虞：夏丐尊、胡愈之、蔣夢麟；湖州：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徐遲；義烏：陳望道、
馮雪峰、吳晗；杭州：陳大悲、夏衍、林徽因、戴望舒、施蟄存、馮亦代、茹誌鵑、北島、高陽、餘華；桐鄉：茅盾、豐子愷、程乃珊；富陽：郁達夫；德清：俞平伯；金華：艾青，邵飄萍；溫州：鄭振鐸、夏承燾、葉永烈；蘭溪：曹聚仁；寧波：蘇青、巴人；餘杭：粱實秋；慈溪：徐訏、邵荃麟、穆時英；象山：殷夫；台州：柔石；嘉興：朱生豪；餘姚：樓適夷、袁可嘉、餘秋雨；海鹽：黃源；諸暨：鬱茹；瑞安：黃宗英、黃宗江；鎮誨：於梨華；天台：金耀基；玉環：葉文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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