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畫記》
版本：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幽默雜誌《法國幽默文摘》上的一幅卡通畫。
10月26日是中國畫家、詩人、作家、書法家蔣彝的祭日。這位以撰寫英文旅行散文而在上世紀西方享有盛譽的中國人，曾與林語堂、熊式一齊名，貢布里希、徐悲鴻盛讚其藝術才華，英國王后也曾出席他的畫展，相傳還是“可口可樂”中文譯者。蔣彝的《巴黎畫記》記錄了他上世紀50年代在巴黎遊歷的經歷，包括藝術區的見聞、拜訪巴黎手藝人、品嚐當地美食等，還記錄了和當時在巴黎的中國藝術家方君璧、潘玉良等人的交遊。這是他的“啞行者畫記”的其中一本。該系列最初以英文創作，在西方出版，暢銷多年，此次是《巴黎畫記》首次翻譯成中文。蔣彝用他傳統中國式的詩文書畫，發現了這座城市角落裡的美。
一箇中國人，在“19世紀的首都”巴黎遊蕩
巴黎，這個被本雅明稱為“19世紀的首都”的城市，在西方現代文化中一直佔據著樞紐地位。1789年以巴黎為中心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是改變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標誌著以資產階級為主角的現代大戲的開啟。而作為波德萊爾《惡之花》中的主角，巴黎更以其對轉瞬即逝的現代美感的孕育，成為了滋養現代藝術的溫床。象徵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立體主義等文藝思潮，都與巴黎淵源甚深。巴黎以超凡魅力持續不斷地吸引著世界各地的文人騷客駐足於此，為之留下了數不清的讚譽。不過，這些關於巴黎的讚譽中卻少有中國人的貢獻，在此方面，蔣彝的《巴黎畫記》可說是個例外。
作為一位以英文寫作旅行散文的中國人，蔣彝雖然長期不為國人所知，卻早在英文世界享有盛譽。1933年蔣彝因政治受挫暫避英倫。他一開始語言不通，在朋友的幫助下，才得以用英文撰成《中國繪畫》（The Chinese Eye）一書，向英國人介紹中國藝術。該書連同後來的《中國書法》（Chinese Calligraphy），長期被英文世界用作教授中國藝術的教材。
1937年，滯留英倫的蔣彝到詩人華茲華斯的故鄉、英國西北部著名的湖區散心，以半寫半畫的方式將旅行經歷寫成了《湖區畫記》。這本書最初並不為書商看好，只答應僅以六冊樣書作為報酬的條件出版，不料卻大獲成功，再版達6次之多。此後蔣彝便一發不可收拾，相繼以“啞行者”（silent traveller）之名寫下了《倫敦畫記》、《戰時畫記》、《約克郡畫記》、《牛津畫記》、《愛丁堡畫記》。1955年移居美國後，他的足跡更超出英倫，接連出版了《紐約畫記》、《波士頓畫記》、《都柏林畫記》、《巴黎畫記》、《舊金山畫記》和《日本畫記》。儘管後來的作品再難復現《湖區畫記》的神話，但大大小小的十餘本遊記，足以為蔣彝帶來“旅行作家”的聲譽。
首版於1956年的《巴黎畫記》，便是蔣彝成名後的作品。說起來，蔣彝之於巴黎，始終是個過客。1933年，他赴歐便是經由巴黎轉赴英倫，後來亦兩次與巴黎擦肩而過，直到以旅行作家身份成名之後，蔣彝才終於決心與巴黎再續前緣。1951年12月，蔣彝離開久居的英倫前往巴黎小住，《巴黎畫記》正是他數月間與巴黎親密接觸下的產物。
長時間的停留使得蔣彝避免了尋常遊客走馬觀花的印象，與尋常遊客對埃菲爾鐵塔、香榭麗舍大街、盧浮宮的津津樂道不同，蔣彝雖然也曾不止一次地遊覽過這些標誌性景點，但這些景點在其筆下卻蛻變為了遠景，巴黎人的日常生活則被拉到了前臺。
如同本雅明筆下的都市遊蕩者，蔣彝穿梭於巴黎的大街小巷，雖說照例是“啞行”，但無法交流反而給予蔣彝以更多時間去悉心觀察，整本《巴黎畫記》便如一位都市遊蕩者的記錄。
在阿爾諾夫人帶領下體驗巴黎歌舞昇平的夜生活，與英國作家巴斯蒂安一道夜遊沉醉於絕美月光，在尋訪巴爾扎克故居而不得的夜晚邂逅“詩人警察”，在街頭偶遇曾有著絕妙歌喉的賣蒜老翁，在中央大集市苦苦尋覓一碗傳說中的洋蔥湯。蔣彝不僅用平實的文字將他在巴黎的遊蕩經歷娓娓道來，甚至還將目光投向了巴黎的樹與鳥。正是通過對日常生活場景與日常事物的描繪，蔣彝試圖捕捉巴黎生活的本質。由此，蔣彝筆下的巴黎不再是惡與美並生的慾望都市，而是充滿了現實人生的煙火氣與土腥味。
“半個藝術家”的觀察視野
雖然注重對巴黎日常人生的描摹，但藝術仍是《巴黎畫記》念茲在茲的主題，這不僅是因為巴黎乃現代藝術的搖籃，也是蔣彝作為半個藝術家的身份使然。在對藝術聖地蒙帕納斯的朝聖之旅中，蔣彝不僅交代了自己與藝術的結緣以及與方君璧、潘玉良、周麟等中國藝術家的交往，更直接到畫室中體驗一把人體寫真的樂趣。在蒙馬特高地的漫無目的的遊覽中，蔣彝不斷追躡著雷諾阿、畢加索等藝術家的足跡，而在對羅丹作品的致敬中，蔣彝更是毫不吝惜地稱讚其有著比拿破崙“更為偉大的手”。不過，書中致敬的對象並不只是藝術史上赫赫有名的藝術家，而且同樣包括了巴黎市井中的手工藝人，製作戲劇假面的亨吉特先生，人行道上的瓷器修復者，手工制琴師，漆畫工藝家鄧恩先生，製作玻璃彩繪工藝的老匠人，編織藝人夏皮昂女士——這些默默無聞的手工藝者讓蔣彝傾注了更多的筆墨。與本雅明從拱廊街透視現代藝術的物質與技術變革不同，蔣彝從手工藝人身上卻再度發現了傳統藝術的靈韻遺存。
從浪漫之都的想象下發掘巴黎的日常人生，在現代藝術的光環下致敬傳統手工藝的靈韻，這正是蔣彝以中國眼來觀察巴黎所看到的獨特風景。在此意義上，蔣彝對於巴黎的觀察也並非對流行的巴黎想象的重複，而是構成了對之的補充。
浪漫時尚的巴黎和柴米油鹽的巴黎，現代藝術的巴黎與傳統手工藝的巴黎，一邊屬於變動不居的現代，一邊紮根於穩定恆久的傳統，而巴黎便是由這兩種材料鑄造而成。這種新與舊在巴黎城市中的辯證交織，正如書中關於新橋的評價所感嘆的那樣：
“歷史被包裹在時尚中。時尚改變一個人的外表，但是每一個和花園裡跑著的孩子一樣大小的男孩、女孩，都將重複他們先輩的人生軌跡。時尚不會輪迴，但可以從過去獲得創新。同樣地，歷史雖不會重蹈覆轍，但是，很少截然不同於先前的歷史。沒有什麼真正是新的。然而，事物在它所屬的年代裡被叫作新的，就像‘新橋’，實際上是如今巴黎最古老的橋。”
同樣是對現實生活的重視，波德萊爾強調對巴黎轉瞬即逝之美的捕捉，而蔣彝則旨在從中發掘巴黎日常的、傳統的面相，從中其實頗可見出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英國作家赫伯特·米德曾在《湖區畫記》的序中寫道：“蔣先生闖進我國的聖地，以中國方式致敬。”事實上，以中國眼來致敬西方文化，這個曾讓《湖區畫記》大獲成功的秘訣，後來也成為蔣彝旅行寫作上的方法論自覺。由此也便不難理解，為何中國總是在蔣彝遊歷西方城市的文字中頻頻現身。《巴黎畫記》自然也不例外：從亨利四世與波弗特公爵夫人的傳說，蔣彝想到的是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從法國街頭盛放的杏花，蔣彝似乎又回到了故鄉廬山腳下的杏林；安坐於公園裡看風景，蔣彝也不忘將眼前景緻與中國山水畫的聯繫：“倘若有一個身著古代長袍的中國文人坐在附近的一個小木屋裡，倘若這裡的松樹腳下長著一叢叢蘭草，那麼，整幅美景則像是宋代丹青大師筆下中國畫的複製品。”這字裡行間隱現的中國，絕不僅僅是異域文化的新奇點綴抑或難以抒懷的鄉愁寄託，而是從根本上構成了蔣彝觀察西方文化的視野。
可以說，正是透過中國眼的觀察，蔣彝筆下的巴黎才如此日常，也如此平淡，恰如書中所描繪的塞納河畔垂釣者日復一日的身影。雖然蔣彝平易清晰的英文寫作風格談不上運用了多少高超的文學技巧，他的畫作也很難稱得上是傑作——我們對之實在不宜太過拔高，不過，無論是他的文字還是畫作，又恰恰與之所見的巴黎形成了相得益彰的關係，這便足夠了。
不難揣度，蔣彝生前恐怕並未料到他的畫記有朝一日竟會被譯為中文出版，因為他從來都很清楚，自己的寫作對象只是英美的讀者。儘管並未直接講述中國文化，但蔣彝以中國眼來觀察西方的獨特方式，正如他那些以中國畫技法所描繪的巴黎街景，卻又足以為英美讀者製造既熟悉又陌生的跨文化體驗，由此英美讀者不僅對自身文化有了新的認識與領會，也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多的尊重與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流的意義上，蔣彝的功勞又著實是不可抹除的，今天也理應得到國人的尊敬。不過，令筆者好奇的是，假如中國眼中的西洋景曾是蔣彝畫記在西方廣受歡迎的原因，那麼，今天的中國讀者又能從這些被翻譯為中文的作品中讀到些什麼呢？
□金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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