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開始啟動的全國古籍普查工作已近尾聲，期間不斷有普查的成果通過各種方式分享給公眾。比如，面向公眾開放的“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目前累計發佈169家單位的古籍普查數據672467條6541261冊；而剛剛上線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數據庫”，則收錄了全國457家單位收藏的12274部古籍信息。
古籍普查工作現場
逾十年的古籍普查取得了哪些成果？艱辛的普查歷程中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
將每一本古籍“記錄在案”
“這是第一次對全國古籍的全面普查，除了摸清中國古籍的‘家底兒’，還將為此後在古籍保護方面的社會資金投入起到引導作用。”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介紹，截至目前，古籍普查完成總量260餘萬部14360函，其中包含部分少數民族古籍數據、個別省份上報數據含民國數據，佔預計總量的80%以上。2315家古籍收藏單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記工作，佔預計總量的78％以上。全國20餘個省份基本完成漢文古籍的普查工作。
張志清介紹，古籍普查的一大成果就是《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的出版。“我們把每一個收藏單位的古籍整理成目錄形式集結成書，最多的國圖藏古籍目錄多達10本；古籍藏量較少的地區如重慶，33家收藏單位的古籍目錄合編為一本。《目錄》直接指向每一本古籍，讀者通過查閱《目錄》能夠準確地知道每一本古籍的具體信息，管理者也可以據此對古籍進行精確地管理。”截至目前，共出版211家收藏單位的《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共計61部104冊，收錄74餘萬條款目。 張志清預計，這項工作全部完成後，大約要出版400冊左右《目錄》。
而在《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的基礎上，還將整理《中華古籍總目》，以“分省卷”的形式整合全國的古籍資源信息，“以體現各省市、區域的古籍文化遺產面貌。”在“分省卷”的基礎上，還要編輯提綱挈領的“統編卷”，“至此，古籍普查的工作才基本算是全部落定。”張志清指出，這項工作難度很大，將是一項長期的、持續的工作。
除此之外，目前古籍保護中心的工作人員還在致力於另一個數據庫——“中華歷代古籍書目數據庫”的建設。“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是靠書籍和文字記錄和延續的，這其中，許多古籍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了。但它在歷代的書籍、目錄中被記載著。‘中華歷代古籍書目數據庫’正是為了記錄它們的出現和消逝而存在。”張志清透露，這個數據庫正在建設中，預計收錄120萬個古籍條目。
另外，“海外中華古籍調查與數字化迴歸”項目目前也在穩步推進中。“待到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中華歷代古籍書目數據庫和海外中華古籍書目數據庫三項工程全部完工，中國古籍不論是現存的還是曾經出現的，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的，都登記在案了，古籍的‘家底兒’才算是探明瞭。”
西藏發現《蒙古秘史》散葉
在古籍普查的過程中，已探明的古籍收藏單位從原來的全國900家，增長到了目前完成登記普查工作的2315家。這樣的大幅度增長無疑凝結著古籍普查工作者極大的心血和付出。而在各地區的普查工作中，開展起來最艱難的要數地形險峻、條件艱苦的西藏地區。“過去，我們以為西藏阿里地區根本沒有古籍收藏。事實上，在普查過程中我們發現了90多家單位和個人收藏古籍。”張志清說，西藏地區大量藏文古籍在高山上的寺廟裡。古籍普查工作者常常是牽著馬帶著鍋碗瓢盆上路，在野地裡吃飯，在山洞中休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次地震之後，山石發生滾落。西藏自治區古籍保護中心的尼夏堅持完成普查工作，一個人揹著氧氣瓶爬上了山頂的寺廟。雖然那裡只藏有一部古籍，他仍克服困難，對古籍詳細登錄之後才下山。”
工作人員在西藏地區普查古籍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薩仁高娃也曾親自奔赴西藏，三年中，與西藏古籍普查工作者一路同行。2011年3月，阿里地區成立古籍普查保護領導小組，全面安排部署阿里地區的古籍普查工作。薩仁高娃回憶，這裡的古籍普查之路艱辛異常。車陷在泥濘的山路里、打滑幾近墜崖的情況時有發生。在山路不通的地方，普查隊員只得騎馬、徒步，艱難跋涉。在普查隊員的艱辛努力下，歷時6個月，完成了全地區7個縣73座寺廟和地區檔案館、藏醫院共計75個古籍收藏單位和20位私人收藏者的古籍普查工作，共出動83車次，行程上萬公里，普查登記2000餘函古籍，拍照8萬多幅書影。
2012年10月，薩仁高娃與西藏古籍保護中心工作人員奔赴阿里，對託林寺所藏古籍進行查漏補缺。在那裡，她親眼見到了夢寐以求的蒙古文散葉。“說明來意後，住持從佛殿深處取出仍用舊報紙包裝的散葉交給我。手捧散葉，我激動不已。略微發黃的梵夾式紙上書寫的古樸蒙古文赫然呈現在眼前，散發著《蒙古秘史》的千年氣息。”
薩仁高娃介紹，這批散葉目前僅存11葉，藏紙正背竹筆抄，每頁23行，四面單框。每葉正面左側用蒙古文寫有頁碼，涉及孛兒帖被蔑兒乞人搶去，鐵木真經王汗與扎木合的幫助，搶回孛兒帖，後與扎木合決裂的一段內容。“13世紀問世的《蒙古秘史》蒙古文原本未能留存。我所得到的散葉圖片，可視作西藏自治區古籍普查工作中的重大發現。儘管僅存11葉，卻是近年所發現的最為珍貴的蒙古文史料。”
“一部蒙古文歷史文獻，能夠傳入西藏，並在當地得到抄寫，本是一段傳奇歷程。而在古籍普查當中，被身為蒙古族人的我發現，並進行研究，也可稱是一段因緣，”薩仁高娃說。
海外流散《永樂大典》迴歸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管理組組長洪琰告訴記者，在古籍普查和《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評審中，還有許多讓人意想不到的新發現。在全國古籍普查專家組赴華東核查古籍善本時，就曾意外發現一位加拿大籍華人手中藏有一冊《永樂大典》。國家圖書館與國家文物局共同組織專家先後進行了四次鑑定，最終認定其為明嘉靖間《永樂大典》寫本的零本。原本尚保存明代包背裝形式，前後書衣完整，品相良好。此冊為《永樂大典》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韻的“湖”字一冊。“《永樂大典》以《洪武正韻》分列單字，用字統詞，將出現該詞的文獻記載抄錄，人事、名物、詩文盡在其中。令人驚訝的是，國圖恰好還存有兩冊“湖”字單冊，分別是這冊《永樂大典》前、後的一冊！”此冊的發現，使“湖”字部分內容能夠前後相綴，得以完善。
普查中迴歸祖國的《永樂大典》
後來，在當時財政部門和文化部領導協調下，用國家文物徵集經費購得該書。而本冊《永樂大典》的發現和購藏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展以來、作為流散海外的中華典籍實體迴歸祖國的成功案例，對其後海外藏中華典籍以各種形式迴歸並加以保護，具有良好的示範作用。
另一件在古籍普查過程中“失而復得”的《六組壇經》也頗具傳奇色彩。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逐漸引起世人關注。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俄國奧登堡考察隊等紛紛湧入，掠走大批珍貴文物文獻。旅順博物館本《壇經》，正是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掠獲品之一。
1916年大谷移居旅順，大部分藏品隨他帶到了旅順博物館的前身——“關東都督府滿蒙物產館”。1951年，中國政府從前蘇聯手中接收旅順博物館，博物館組織人員清點整理館藏大谷收集品，發現有些敦煌遺書找不到了。缺失的敦煌遺書中，就有此件《壇經》，當時都認為這件遺書已經亡佚。
而在這次古籍普查中，旅順博物館對館藏文物再次進行清點摸底，離開敦煌學界視野半個多世紀的《壇經》，被館長王振芬在書畫庫中再次發現，引起學界的極大關注。此後，這本《壇經》被收入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可以說是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最有價值的古籍之一。
旅博本《壇經》共有52頁，105折。從校勘價值上說，與此前學界倚重的敦博本相比，文字更優，彌補了許多缺失，是5個敦煌本《壇經》中文字脫漏最少、錯誤最少的文本。旅博本《壇經》書末有“顯德五年乙未歲”的紀年題記，保留了完整的縫繢裝裝幀形式，經文中有硃筆劃的間隔符號和斷句標點，對於研究寫本時期的中國書籍史，具有重要的標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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