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抓捕失利
時節已進入仲秋，素有“火爐”之稱的武漢市依然溽熱難當。1952年9月19日深夜，天空黑得猶如墨染，雷聲一陣一陣滾動著由遠及近，閃電在雲縫間頻頻跳動著。涼颼颼的風橫掃而過，頓時吹淨了紀小果、任忠一身燥熱。他們是武漢市武昌區人民政府公安局政保科偵查員，此時正潛伏在武昌區糧道大巷“大鼎昌油醬店”附近執行秘密監視使命。風滾雷動之後，又是一片寂靜，偶爾從遠處傳來淒涼漫長的小吃叫賣聲，點綴著夜晚的神秘。
一輛草綠色軍用中吉普緩緩駛至幾十米開外的一塊空地上，車裡下來四個漢子，為首的那個三十來歲，身材魁梧，他掏出懷錶看了看時間，衝“大鼎昌”方向一努嘴，低喝一聲：“過去！”
這四位，連同此刻在“大鼎昌”附近執行監視使命的紀、任兩人，是武漢警方政保線的一個專案小組。為首的那位名叫汪清德，是專案組長。這個六人小組，由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區公安局抽調精幹偵查員組建。六名專案組成員的確認，是由時任武漢市副市長兼武漢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長的朱滌新親自拍板的。而這起案件，連時任中南公安部部長楊奇清都作過批示。
這年5月上旬，武漢市公安局發現一條線索：一個落款署名為“段洛”的人向香港“躍字第091信箱”投寄了一封以明礬水寫就的聯絡信函，內稱其掌握著一個名喚“善福會”的幫會組織，具有一定實力，“願為某方效力”。“躍字第091信箱”是臺灣電臺對大陸廣播中公佈的聯絡地址，寄往該信箱的信函都由臺灣特務機關收處，該函中所說的“願為某方效力”的“某方”，顯然就是臺灣特務機關了。這封信引起了警方的特別注意，因為其中說到了“善福會”這樣一個組織。警方相信這並非寫信人虛構的一個子虛烏有的組織，因為在之前破獲的“一貫道”反動會道門組織的材料中，曾有人提到“善福會”，稱1948年春“一貫道”總壇主一行從成都來武漢“巡視道壇”時曾提及在“一貫道”下面創建分支組織“善福會”，並說四川、湖南已經啟動了，湖北這邊也可以考慮效法。為此，武漢公安便將此情況上報中南公安部。中南公安部指示密切注意該動向，必要時即進行專案偵查。
於是，市局政保處就把上述那封最原始的密寫信函作了一番處理恢復原樣後，寄往香港，然後密切注意監聽臺灣敵臺廣播。一週後，敵臺廣播中開始呼叫“段洛”。於是，“段洛”就建立了與敵特機關的聯繫。武漢市公安局於是決定組建專案組對“善福會”反革命案件進行偵查，由於截獲的函件上的郵戳表明“段洛”是武昌區的，專案組成員中有三位從武昌區公安局政保科抽調，其餘三名則系市局政保處成員，由政保處汪清德科長擔任專案組長。
專案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僅僅用了四十天時間，就查明瞭寫信人“段洛”的情況——
此人真名仲以川，字必誠，湖北孝感人氏，幼年時隨父母遷居武漢，現年四十四歲，系武昌糧道大巷“大鼎昌油醬店”老闆。仲以川少年時曾在武當山做過五年道士，學了些拳腳。下山後，做過小販，當過警察，還去南京報考國民黨憲兵學校，結業後當過兩年憲兵，因違反軍紀被開革。返回武漢後，在武昌開了“大鼎昌油醬店”並娶妻成家，生有兩個兒子。仲以川於1942年加入“一貫道”組織，以其在武當山學得的功夫和江湖騙術矇蔽徒眾，為“一貫道”擴大聲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本來，以仲以川在“一貫道”的活動情況，解放後應當屬於嚴厲懲處的對象。可是，這傢伙不知怎麼考慮的，早在1947年時就公開宣佈退出“一貫道”，並登報聲明跟“一貫道”水火不容、勢不兩立，還揭露了一些“一貫道”的欺騙手段。為此，他受到有“一貫道”身份的國民黨軍警和特務的警告。仲以川受此威嚇，這才閉口。
不過，解放後，仲以川又開口了。這回是人民政府讓他現身說法，向廣大群眾揭露“一貫道”的騙人手段。仲以川的表現比較積極，為此受到了政府表揚，不但對他以前在“一貫道”時的活動不予追究，之前當過國民黨警察、憲兵的舊賬也一筆勾銷。仲以川在其他方面的表現也比較到位，帶頭認購愛國公債，積極捐款獻物慰問志願軍。就是這麼一個披著“積極分子”外衣的小老闆，竟然在背地裡幹著組建反動會道門組織“善福會”的勾當！
專案組通過監聽敵臺注意到，臺灣特務機關對於“段洛”是很重視的。香港“躍字第091信箱”在收到“段洛”的信函後總是及時在敵臺廣播中予以熱情回應，不時給予鼓勵，並宣佈已向“段洛”發放報酬多少多少，存於香港銀行，歡迎隨時前往領取云云。半個月前，敵臺又呼叫“段洛”，說根據上峰指示，要求“善福會”配合“韓戰”，在大陸做出“若干動作，製造適當政治影響”，並稱願意向“善福會”提供活動經費。仲以川立刻作出回應，表示將“積極響應號召”。
按照專案組最初形成的思路，是想對仲以川進行較長時間的監視，在查清其一系列活動情況和所交往的社會關係後再收網捕人。可是，“段洛”發出最新的那封信件後，專案組有些坐不住了：如果“善福會”貿然行動，不說製造爆炸、投毒案件，就是散發反動傳單、張貼反動標語，也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於是，專案組向上級報告，請示是否對仲以川採取行動。武漢市公安局向中南公安部請示，中南公安部同意專案組的意見，於是，就定於這天晚上抓捕仲以川。
“大鼎昌油醬店”這個名號聽上去有點兒氣派，其實不過是一家只有一個半門面的夫妻店，前店後家的格局，沒有僱員，也沒有學徒。因此，專案組六人執行抓捕足以勝任。汪清德是一個生性謹慎、認真負責的人，事先安排了兩名偵查員化裝對油醬店進行秘密監視。現在，承擔監視使命的兩個偵查員紀小果和任忠向他報告：目標全家都在家裡，沒有外人進出，全家現都已歇息了。
汪清德於是命令動手。“大鼎昌”背河面街，前面是街道，後面是一條十幾米寬的小河，左右兩側都是商號。為防止目標從後面的水路逃遁或者在河裡銷燬罪證，汪清德安排偵查員景義從離現場七八米處的那座石橋上過去，潛伏於河對岸，其餘偵查員則從前面進入油醬店。
一切準備就緒，偵查員張錦城上前敲門，裡面沒有反應。再敲，還是沒有反應。汪清德留意到已有鄰家亮燈了，尋思再敲下去動靜太大了，遂命令停止，然後指派一名偵查員繞到“大鼎昌”的後院，也不敲門了，砸碎一塊玻璃後跳窗而入，迅速奔往前面打開店門放汪清德等人入內。如此動作，動靜雖然不能說很大，但總應當驚動主人了吧？奇怪的是，不管是前面的店堂還是後面的住家，仍是一片寂靜。
汪清德忽然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難道目標已經逃了？不可能吧，即使仲以川逃遁，也不會而且也來不及把老婆孩子都帶走啊。深更半夜，一家子滿街亂走，還不給夜晚巡街的警民治安聯防隊攔住？
說時遲，那時快，一干偵查員分頭撲向後面的兩個房間，竟然真的無人！轉而查看廚房和後院的那間堆放雜物的小屋，也是空無一人。這下，眾人皆大驚。那兩個擔任監視使命的偵查員紀小果、任忠更是急得滿臉沁汗，兩人對視一眼，二話不說便搬了梯子上屋頂。此舉當然純屬多餘，因為倉促之中即使仲以川能夠上房，但他老婆以及兩個未成年的兒子是難以完成這種頗有難度的動作的。
偵查員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仲以川全家在嚴密監視的私宅中全體失蹤了！
汪清德回過神來，當即下令：“搜查！”
搜查已經不是搜人了，而是搜罪證。前店後家仔細搜查下來，其結果也是令人沮喪：所有現鈔、細軟全沒了，櫥櫃箱籠裡只剩下些舊衣服、老賬冊，連那臺用來收聽敵臺的十七燈收音機也不見影蹤！
執行抓捕任務攤上這種事兒，倒黴也算是倒到頭了。老八路出身、幹了多年政治保衛工作的汪清德經歷過多次抓捕行動，這種情況還是第一回遇到，當下簡直懷疑自己是在做夢。可是他也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沉思片刻後，下令返回專案組駐地武昌區公安局。
汪清德一到分局就立刻往市局掛電話，向值班領導報告出師不利的情況。這天晚上值班的局領導恰恰是局長朱滌新本人，這個1927年參加革命、1932年開始從事政治保衛工作的老革命當下聽了自是大惱，在電話裡問了問情況後，下令：專案組六人即刻起不準離開武昌區局，必須呆在一起等候命令，不能有任何個別活動的機會。這就是說，專案組被置於一種“自我軟禁”的狀態之中。汪清德向眾人一宣佈，大家誰都沒有說話，都是幹這一行的，知道發生了這種難以置信的情況後確實是需要接受組織審查的。
一會兒，市局又打來電話，讓專案組自汪清德以下各人把各自從上一天(此時已經過了午夜，屬於第二天了)下午三點接到行動指令後的每一個時段的活動情況都一一寫出來，特別關照：必須有不少於兩個人的證明！
清晨四時許，市局來人了，竟是朱滌新親自過來的。後來知道，朱滌新在接到專案組報告的第一時間裡，就向武漢全市五個城區局下達了全市布控的命令，要求出動警力巡查轄區，重點是大小旅館、公共浴室、火車站、碼頭、長途汽車站等公共場所。
朱滌新到來後，立刻召集專案組當面瞭解情況。專案組各人已經按照要求寫出了書面材料，情況簡單明瞭：除前往執行監視使命的紀小果、任忠兩人外，其餘四位偵查員自下午三點到午夜前往現場抓捕的這段時間裡，一直在一起待命，沒有人離開過其他人的視線，也沒有人往外打過電話。於是，這四人就過關了，朱滌新讓汪清德負責查清紀、任兩人這個時段裡的情況後上報。
朱滌新下達的布控命令得到了切實認真的執行，不過並無成效，一直到上午七點，全市各分局報來的消息都是：查無發現。
於是，上午八點，市局作出決定：原專案組繼續對該案進行偵查，迅速查明抓捕行動失利真相，抓獲仲以川。
二、四具屍體
這幾個小時裡，汪清德已經完成了對部屬紀小果、任忠兩人的審查。
任忠、紀小果都是山東人，出身貧農，參加革命都有七八個年頭了，一個幹過武工隊，一個幹過縣大隊，在抗戰勝利前夕隨隊伍集體編入八路軍。然後，日本鬼子就投降了。正趕上東北需要有地方工作經驗的同志接管城市，組織上一瞭解，紀小果、任忠二位符合條件，那就去東北吧，還是拿槍——幹公安。打完遼瀋戰役，四野要入關了，上級讓組建幹部隊伍準備接管關內國民黨政權。這二位又給挑選上了，在天津幹了一陣公安。武漢解放後，為加強公安力量，從北方調一批公安幹警，兩人又來到武漢，分配在當時稱為“武漢市人民政府公安總局武昌局”下轄的第一分局干政保工作。最近，武漢公安作了調整，“武昌局”改組為“武昌區局”，原下轄的四個分局撤銷了，兩人又被抽調到區局政保科工作。
任忠、紀小果的以上簡歷足可表明他們屬於根正苗紅的革命同志，又從事了數年政保工作，應當沒有洩密的可能性。汪清德跟兩人分別作了談話，瞭解到他們在接受任務進入現場監視目標後的活動情況也是沒有問題的。任、紀兩人因為生就一副土得掉渣的鄉下人模樣，之前曾數次化裝農民、小販、撿破爛的至“大鼎昌油醬店”這邊來執行偵查使命，因此對糧道大巷這一帶的地理情況瞭如指掌。這次，兩人還沒離開武昌區局時就對如何執行使命商議過：紀小果化裝成乞丐待在“大鼎昌”後面小河的那座石橋上，負責監視河面；任忠呢，化裝成賣菱角的鄉下人，在“大鼎昌”一側的橋下待著，負責監視“大鼎昌”的正面。這樣分佈，當時的考慮是在顧及目標前後情況的前提下，兩個偵查員之間也能及時聯絡，有什麼情況，橋頂、橋下只消舉手打個暗號或者咳嗽一聲就成了，沒想到還為此刻接受審查提供了互相作證的便利。
汪清德通過若干細節證實了他們所言屬實，寫了一份書面情況報告。報告剛剛完成，領導的電話就打來了，通知專案組負責對仲以川全家失蹤案進行調查，也是原“善福會”案件調查工作的延續。汪清德向領導彙報了對紀小果、任忠兩人審查的情況，領導說既然專案組認為這二位同志沒有問題，那就繼續作為專案組成員參加偵查工作吧。
專案組諸君直到這時才稍稍鬆了一口氣，於是繼續商議怎樣辦案。思路很快就形成了：事先兩名偵查員已經盯死了水陸兩路，因此仲以川全家四口是不可能從門前街道或者後院小河逃遁的。這樣，唯一可以接受的推測只能是：“大鼎昌”內部設有秘密通道，全家四口是通過那條秘密通道逃遁的。另外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翻越“大鼎昌”與鄰家之間的圍牆，潛入鄰家後再脫逃。
於是，專案組再次前往“大鼎昌”。一干偵查員撕開封條進門，對各處進行仔細檢查。店堂裡的油缸、醬油缸都挪離原處一一查看，角落裡堆得滿滿的鹽池裡的食鹽也用鏟子鏟入容器後，檢查池底地面。後面住家裡則將一應櫥櫃箱籠全部搬動，兩張床也拆掉，一一檢查地面、牆壁。廚房的灶、缸之類自然都在必須檢查的範圍之內，後院堆放雜物的小平房裡的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都搬了出來……整個“大鼎昌”都給翻了個底朝天，沒有發現秘密通道。
於是就該考慮兩側鄰居了，不過眾偵查員一看就認為希望不大，因為“大鼎昌”與兩側鄰居僅是後院有圍牆相隔，其餘部分都是房子挨著房子，前面已經檢查過牆壁、地面，皆完好無損，那如果要翻越到鄰居家去，就只有從後院上圍牆了。可是，仲以川在後院兩側圍牆下都栽種了爬山虎，看起來已經有些年頭了，巴掌大的綠色葉片層層疊疊爬滿了整個圍牆，一直延伸到圍牆頂部，無處可爬了，竟然重新向下，圍牆上部三分之一的部位已經形成雙層蔓葉。這樣，如果有人攀爬過圍牆，那就不可避免地會在爬山虎上留下明顯的痕跡。可是，眼前這兩側牆上的爬山虎，沒有任何痕跡。
勘查到此還未結束，專案組認為儘管圍牆沒有問題，但還是有必要去兩側鄰居屋裡查看一番。“大鼎昌”的左右兩家鄰居，左側那家是開糕團鋪子的，老闆姓金，是個一團和氣的胖老頭兒。糕團店跟“大鼎昌”一樣，是前店後家的格局，偵查員只是粗粗查看了一番，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之處。
右側那家原是菸紙店，老闆陳得富有歷史問題，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後料想人民政府要找其算舊賬，於是畏罪自殺。陳自殺後，菸紙店就關門了，其家眷到鄉下去過日子，把該處房子出租。但因為陳老闆的自殺在武昌也算是一樁不大不小的新聞，知道的人很多，房客就不敢承租該處房子，有過暴亡情況的房子被視為“凶宅”，擔心沾上了倒黴一輩子呢。這樣，該處房子一直空著，直到兩週前才有人前來承租，欲開飯館兼包飯作坊，這幾天正搞裝修。
偵查員敲門，片刻，一個臉上有些許麻子的三十多歲的男子前來開門，得知是公安局的來查看房子，臉上略顯慍色，但還是毫不遲疑地引領著入內。前面店堂裡原先菸紙店的櫃檯、櫥櫃什麼的已經拆了，堆放在一旁角落裡。後院，兩個鄉下人打扮的漢子正在化石灰，隨著一桶桶河水的倒入，放滿了生石灰的池子裡升騰起一團團白色的氣體，一股嗆鼻的灼熱氣息撲面而來。偵查員檢查下來，與左側糕團店一樣，沒有可疑之處。
返回武昌區局專案組駐地時，已經過了午飯時間。幸虧食堂給他們留著飯菜，而且按照領導的指示，特地給他們增加了兩個葷菜。這對於吃供給制大灶的專案組諸君來說，應該是一個難得的優待，若在平時大夥兒早就合不攏嘴了，可是此刻誰也樂不起來，都是愁眉苦臉的。汪清德尋思這樣於士氣不利，於是就說了些“案子歸案子，吃飯歸吃飯，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之類的話，帶頭大嚼，大家這才動筷子。
吃到一半，汪清德忽然發現偵查員張錦城依舊是一副食不甘味的樣子，便問：“老張，你這是怎麼了？在座的同志中論年歲你老哥最長，攤上這種事兒應該最想得通嘛！”
張錦城是武漢人，曾受組織派遣打入過國民黨保安團、警察局，武漢解放前兩個月因叛徒出賣被迫逃離武漢，到郊區參加了游擊隊。武漢解放後，張錦城返回市區歸隊，組織上根據他當過刑警的特長，安排他到公安局工作。張錦城早在抗戰前就已經加入中共，黨齡長，資格比較老，所以同志們都很尊重他。當下，他聽汪清德這麼一說，眨著眼睛道：“哦！不是我想不通，而是有點兒走神了。”
大家就問他在想什麼，他一開口，頓時語驚四座。張錦城說出了他在回局路上想到的一個問題，剛才去“大鼎昌”隔壁的那家正在裝修的飯館時，是敲了一會兒門裡面才來應門的，疑竇由此而產生——裝修工程不論是大是小，都會產生噪音和大量灰塵，所以，工匠都是喜歡大敞著門窗幹活的。可是，剛才那家大白天卻閉著大門在裡面幹活，這是反常之舉。此舉的背後是否隱藏著跟本案相關的秘密呢？
汪清德最先反應過來：“老張說得有道理！”
對於搞偵查工作的人來說，碰上這種疑竇，自然需要查個水落石出，於是，眾人匆匆吃了午飯，立刻出門奔“大鼎昌”去了。
路上，汪清德跟張錦城商量了一下，認為此去以暫不驚動隔壁那幾位為好，還是先去“大鼎昌”查看。當然，為防止隔壁那幾位有所察覺，得在外面留下兩人暗自留意。
“大鼎昌”裡面其實已經沒啥值得勘查的內容了，因為就這麼點兒面積，之前兩次勘查只差掘地掀房頂了。所以，大家尋思只不過是轉一轉的事兒，重點還是對隔壁那幾位殺回馬槍。沒有料到的是，“大鼎昌”裡面竟然出現了新情況！
一干偵查員在店堂、住家、後院轉了轉，就準備去隔壁了。走在最後的是偵查員姜志曦，他離開後院時無意間朝左側圍牆上的爬山虎掃溜了一眼，目光停留在圍牆一角的那攤比一張八仙桌稍小的爬山虎上。上午勘查時，茂盛的爬山虎鬱鬱蔥蔥，清翠欲滴，此刻，其他位置的蔓葉生機依舊，唯獨靠近那間堆放雜物的小平房圍牆下的這片爬山虎已呈萎態。姜志曦便過去查看，撥開爬山虎葉片，頓時一聲驚呼！
原來，這片業已開始枯萎的爬山虎掩蓋著的，已經不是原先平整而且抹著石灰的圍牆牆面，而是一個用磚頭胡亂擋住的牆洞！
專案組當即作出反應：控制隔壁那幾個裝修匠人！敲門不開，乾脆破門而入，可是，裡面已經人去室空。
從圍牆上的那個窟窿看來，初步可以作這樣的推斷：這邊的幾個“裝修匠人”在昨晚專案組對仲以川採取行動前就已經挖了那個牆洞，然後從牆洞進入“大鼎昌”，殺害或者綁架了仲以川全家大小四口，然後把四人通過牆洞轉移到隔壁。可是，轉移過來後，無論是活人還是屍體，在哪裡呢？
汪清德說要不我們分成兩撥，在“大鼎昌”和這邊再嚴密勘查一番再說。於是偵查員們一分為二，三個一邊進行勘查。結果，偵查員在“大鼎昌”後院的那間平房與圍牆交界處的泥牆下發現了幾滴幾乎無法分辨的血跡。偵查員又訪問了幾家鄰居，瞭解到自昨晚對“大鼎昌”採取行動以後，並未看見或者聽見隔壁那家正在裝修的房子裡有什麼動靜。專案組於是斷定：仲以川全家已經遇害！
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推斷，牆上的血跡是一個依據。此外，如果仲以川全家四口未曾遇害的話，那麼就是已經讓“匠人”轉移了。轉移行動只能在專案組抓捕失利之後開始進行，因為之前是由偵查員監視著的，一動就會發現；而在抓捕行動之後連夜轉移的話，走陸路？街頭已經布控，只怕還沒走出百來米就給發現了。從後面小河走水路？這條河是斷頭浜，只有一個進出口，而那個進出口最近因水利施工臨時給堵上了，所以不可能有船隻進入。因此，專案組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仲以川一家四口已經遇害了。
這樣，新的問題隨之出現：四人的屍體呢？
屋裡屋外都搜查了，沒有發現屍體。看來，屍體已經被兇手處理掉了。怎麼處理的？處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一種可能：扔後面河裡了，是在專案組行動失利離開現場後偷偷扔的。當然，為防止屍體浮起來，肯定要在屍體上綁些石頭之類的重物。
那就打撈吧。專案組於是聯繫派出所，借來了工具，還召集了幾個治安積極分子，用門板代替小舟在“大鼎昌”後面的河裡打撈。折騰了一個多小時，沒有任何發現。這時，有人想起了上午來這邊查看時那兩個“匠人”正在化石灰的一幕，說會不會把屍體弄進石灰池去了？
於是，立馬找來竹竿往石灰池裡一寸一寸地插著探查，裡面卻沒有任何異物。這下，大夥兒都有點兒傻眼了。組長汪清德愣怔了片刻後，問張錦城：“老張你看這咋整？”
張錦城抽著煙，盯著石灰池，半晌才開腔：“把石灰起出來，挖開下面的磚頭檢查！”
工具是現成的，“匠人”完工後，鏟子什麼的就扔在石灰池旁邊。偵查員輪流上陣，把一池石灰漿全部起出來露出池底的磚頭時，天已黑了。從屋裡接出電燈接著再幹，把磚頭撬開，終於有了結果——
底下的泥土裡，埋著四具已被肢解的屍體，從頭顱辨認，正是仲以川全家四口！
三、雙料專案
專案組根據已經掌握的情況，對仲以川一家四口遇害並被碎屍的過程進行了還原——
這是一起蓄謀已久的滅門案件，兇手的作案動機以及策劃的具體時間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是在隔壁原菸紙店被出租之前就已經開始策劃了。也就是說，仲以川一家四口的命運，至少在半月之前就已經由策劃者決定了。
昨天晚上，當專案組決定逮捕仲以川，偵查員紀小果、任忠對仲以川實施秘密監視時，兇手也做好了行兇的準備。紀小果回憶，從傍晚開始就在“大鼎昌”門口納涼的仲以川全家四口，是在大約晚上十點半左右回家的。當時，這條街上納涼的人已經不多了，兩個偵查員並沒有聽見“大鼎昌”裡面發出過什麼聲響。專案組進入現場的時間是午夜前十分鐘，這就是說，兇殺案發生在仲以川全家結束納涼至專案組進入現場前的那八十分鐘裡。
兇手在仲以川全家在門前納涼時就挖掘了後院的那個牆洞，並且悄然潛入“大鼎昌”。仲以川全家回來後，埋伏著的兇手出其不意襲擊了目標。然後，將四具屍體通過牆洞運至隔壁菸紙店。
碎屍並將屍塊埋在石灰池下面，應該是兇手預先計劃的一個環節。在這八十分鐘時間裡，執行監視使命的偵查員並未聽到碎屍時發出的聲響；在專案組撲空後離開現場至天明的那段時間裡，鄰居也沒聽見聲響，說明兇手是在天明後才開始下手碎屍的。天明後，不止一位鄰居聽到從菸紙店裡傳出的敲打什麼東西的聲響，而且持續了一段時間，但誰也沒有在意，因為大家都知道菸紙店已經讓人租下準備開飯館，這顯然是早起的匠人師傅開工了。
菸紙店的房屋結構跟“大鼎昌”有所不同，雖是前店後家，但是，其廚房外有一個設有下水道口子的天井，這成了兇手碎屍的理想場地。從天井的水泥地面被沖刷得乾乾淨淨這一點來判斷，兇手是一邊碎屍，一邊用清水沖刷地面的，然後，把屍塊用竹筐裝著送往後院可能是昨天甚至更早以前就挖掘好的石灰池裡。之所以要用竹筐裝運屍塊，是為了防止後院小河對岸的住家或者路人看見。至於前面，兇手乾脆就把大門關閉了。
接下來，就有了使專案組眾偵查員特別鬱悶的那一幕：當兇手埋完屍塊，在上面鋪上磚頭化石灰時，一干偵查員敲門進去查看，這幾個傢伙竟然當著專案組的面，一邊抽菸一邊若無其事地幹著毀滅罪證的活兒。而專案組六人就看著這一幕，竟然沒有一個人的大腦裡閃過一絲懷疑的念頭！因此，當偵查員弄明白這一點時，其憤怒是可想而知的。
法醫對四具屍體進行了檢驗。雖然屍體被大卸八塊，而且被石灰腐蝕，但因為死亡時間不長，所以還是比較容易地就查明瞭死因。四人中，仲以川是被鈍器擊中後腦勺昏迷後，用繩子勒死的；仲妻及兩個未成年的兒子，則是活活扼殺的。由此可以推斷：兇手至少有四人。考慮到仲以川是會武術的，所以估計兇手中可能有武術好手。
滅門血案已經罕見，更別說是涉及“善福會”這類反動組織的滅門案了。武漢市公安局在第一時間向中南公安部報告了該案。中南公安部楊奇清部長對偵查該案下達了指示，滅門血案與“善福會”案件串案並偵，要求以武漢市局為主，各區局全力協助，中南公安部派員指導，三級公安部門協力偵查，務必迅速破案，抓獲兇手。
次日，9月21日上午，武漢市公安局朱滌新局長下令：增派三名偵查員充實專案組，仍由汪清德擔任組長，負責偵查仲氏滅門案與“善福會”案，名謂“9·19”二案偵查專案組——一干偵查員則將該專案稱為“雙料專案”，中南公安部派來指導偵查工作的劉渠生科長擔任副組長。
午前，專案組舉行了案情分析會，對於“大鼎昌”滅門碎屍案的作案情節再次進行了分析，一致認為符合之前汪清德等人的判斷。然後，對滅門血案究竟是否與“善福會”有關進行了討論。在這方面，來自中南公安部的劉渠生科長最有發言權。
劉科長是陝西米脂人氏，少年時當過道士，識得一些字。1936年參加紅軍，次年被組織上派往延安中央社會部從事政治保衛工作。後來又在部隊和解放區擔任過情報股長、縣公安局長、太原市公安局股長，北平解放後作為接管幹部參與了接管北平市警察局的工作。1952年春，楊奇清從公安部副部長任上調往武漢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黨組書記、部長時，從北京抽調了若干名公安骨幹前來中南充實公安幹部隊伍，劉渠生就是其中之一。劉渠生對案件性質作了如下分析——
菸紙店的兩側分別是“大鼎昌油醬店”和“君利鐘錶眼鏡店”。油醬店的經營成本遠比鐘錶眼鏡店低，“大鼎昌”的門面也比“君利”小半間。若論這兩家店鋪的資產，自然是“君利”高，不說什麼金錶、金絲眼鏡，一塊普通手錶就不知要抵“大鼎昌”多少罈子醬油了。況且，“君利”的老闆出身漢口棉紗大戶，財富根基不知要比仲以川厚上多少倍。而對於兇手來說，以菸紙店為潛伏地實施作案，對左右兩家商鋪下手的作案成本、風險是一樣的，“君利”晚上在店裡的人只有一個(守夜的店員)，比“大鼎昌”的一家四口更容易對付。這兩個目標一比就可以知道，如果是為圖謀經濟利益，再笨拙的歹徒也會選擇“君利”下手。可是，本案的兇手偏偏舍多求少，放棄“君利”而衝“大鼎昌”下手，那說明他們並非為求財，而是另有目的。也就是說，滅門案件多半與“善福會”案件有關。
那麼，滅門案跟9月19日的抓捕行動失利是否有關係呢？也就是說，兇手殺害仲以川全家是不是因為察覺到公安局要對仲以川下手而採取的滅口措施呢？專案組討論下來認為不應該這樣認定。其理由很簡單：專案組是9月13日向市局朱滌新局長打報告要求收捕仲以川的，9月18日局裡才批准行動，只傳達到了專案組長一人。組長汪清德到19日下午三點才召集全組成員告知今晚行動之事。而兇手一夥早在9月14日那天就已經出現在菸紙店裡，並張貼出了準備裝修開飯館請眾高鄰見諒的告示。
往下，就是商討如何開展偵查的問題了。當時專案組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面臨的是一起難度甚高的案子。兇手是向菸紙店已自殺老闆的遺孀陳王氏租下的房產，那不但得有租房合約，還得在區政府房管科備案，所以，是能夠查得到兇手下落的。於是，專案組決定立刻著手對租下菸紙店房產的房客進行調查。
調查分兩路同時進行，一路是偵查員張錦城、紀小果前往武昌區政府房管科查閱出租房屋登記合約備案情況；另一路是偵查員景義、柳毅、週四海前往福成區三里灣莊向原菸紙店的老闆娘、該處房子的產權人陳王氏瞭解房子出租情況。
景義三人在三里灣順利地找到了陳王氏。陳王氏是個未見世事、膽小如鼠的女人，見來人出示公安局證件，不禁嚇了個激靈，說話也有點兒結巴了。偵查員讓她不必驚慌，說我們來了解一下你在城裡的那處房子出租的情況，先說清楚，不是因為房子有問題，要充公什麼的，而是為了調查房客。陳王氏這才定下心來，說了以下情況——
前面說過，陳王氏自從丈夫畏罪自殺之後，就關了原先經營的菸紙店，帶著三個子女返回鄉下孃家過日子。菸紙店的房產是其丈夫陳得富的，當時也沒有什麼繼承法，按照規矩，丈夫死了房子就是妻子兒女的了，白髮高堂即使還健在，也不會有主張自己有一份產權的念頭。這樣，陳王氏就決定把房子出租以補貼日常生活開支。可是，由於陳得富是上吊身亡的，該房產被視為“凶宅”，出租啟事貼出了數月，竟然沒有人對此感興趣。直到十天前，才有人根據出租啟事上寫明的地址前往三里灣找陳王氏說要租借房子。
那是一個三十多歲、臉上散佈著若干麻子的瘦高個兒男子，身穿黑色竹布短衫，頭上戴著一頂細萱草編織的遮陽禮帽，看上去像是商行的老闆、賬房、掮客之類的角色。他問明面前這個體態略胖的女人就是房主陳王氏後，點頭致意，然後說明來意：他想租借菸紙店的房子，準備開一家小酒館。
陳王氏好不容易等到了一個有意向租房的對象，心裡自然高興，不過她膽小，丈夫出事她成了“反屬”後，更是走路都怕樹葉掉下砸破了頭，擔心人家說她“隱瞞真相，詐騙房租”，所以就主動說了菸紙店屬於“凶宅”的情節，請對方慎重考慮。那男子顯出一副豁達的樣子，呵呵笑道：“什麼凶宅不凶宅的，這都是舊社會的封建迷信思想，如今是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這一套不行了！要說死人，我們腳下踩著的這塊地上哪裡沒有死過人？中國歷史悠久，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嫂子，這點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不會計較的。我們還是說實在話吧——房租每月多少鈔票？”
陳王氏搖頭說：“我並不知道市面上像我那樣的一處房子可以租多少鈔票，大哥您是做生意的，一定知道。我想比市價低一點兒就行了，畢竟那是一處凶宅嘛。”
對方說：“嫂子你真是一個老實人，我在生意場上的規矩就是不能讓老實人吃虧。這樣吧，我按照市價支付房租。你那套房子一共是前後兩進四間，另有廚房、小屋，這樣吧，我每月付房租十二萬元(舊版人民幣，下同)，先租一年，租金三個月付一次，行嗎？”
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這樣的價格其實已經超出正常市場價了，陳王氏聽了自然點頭。對方頗有誠意，說：“既然這樣，那麼揀日不如撞日，今天嫂子有空嗎，我們就去看房子行嗎？”
陳王氏當然求之不得，於是就進城去看房。那人表示滿意，於是兩人就去請人寫合約。當時文盲較多，遇到寫信函、契約之類的事，就得請專人代書，當然是要付一點兒錢鈔的。這類代書先生，通常會在馬路旁、郵電局、銀行門口等處設攤服務，有的還兼帶測字、看風水。那個房客是識字的，但他為了表示公道，免除陳王氏的擔心，所以主動提出請人代書。這樣，兩人就去了附近的郵電局，請門口那位設攤代書的秦老先生起草了一份契約。按照規矩，還需要兩名見證人在契約上簽名蓋章或者畫押。一個自然就是秦老先生，另一位是秦老先生臨時找的在郵電局門口擺攤頭賣文具的小販，姓華，不識字，就由老先生代簽姓名後讓他畫押按指印。陳王氏聽秦老先生將契約讀一遍後方才知道這個房客名叫薛明貴。
當下，偵查員讓陳王氏拿出那份契約來，一看，上面的內容如同她所說的一樣。陳王氏所能提供的情況就是這麼些了，景義、柳毅、週四海商量了一下，決定拿著這份契約去找那位代書的秦老先生核實情況。秦老先生證實了陳王氏所言，還把那個姓華的文具小販叫過來作了證。偵查員問他們是否認識那個薛明貴，兩人都搖頭說不認識。
與此同時，前往武昌區政府房管科調查出租房屋契約備案的偵查員張錦城、紀小果也已經獲得了上述情況。他們的收穫甚至比景義三人還大些，因為他們在房管科的檔案材料中獲取了那個房客薛明貴的地址——武昌區三道街湘竹巷口。這就彌補了景義三人調查時的不足——當時的租房契約上，房客和被稱為“中人”的見證人都是隻寫姓名，不註明住址的。
於是，偵查員張錦城、紀小果兩人就按照那個地址找上門去。那是一家兩開間門面的小飯館，門前招牌上書三字：“品味館”。偵查員在馬路對面只一看就心生疑竇：若論開飯館，這邊地段甚佳，旁邊就是一座香火很旺的古剎，附近則是一個民間自發形成的中藥材交易市場，每逢陰曆三、六、九，四面八方的藥販、老闆、掮客、江湖郎中都趕來交易，風雨無阻。憑這兩個優勢，在這裡開飯館應該是不錯的選擇，那個薛明貴為何要放棄這個黃金地段而搬遷到糧道大巷那裡去呢？
於是，兩人就穿過馬路意欲打聽是怎麼個路數。到得飯館門口，一張告示解答了他們的疑問——原來，“品味館”與原先房東簽訂的租房契約馬上就要到期了，將遷址經營，最後一個月光顧該館的食客，不論消費多寡，一律以原價八折收費。
偵查員問正在門口擦拭玻璃窗的跑堂：“貴號老闆姓甚叫甚？”
跑堂看了看兩人：“老闆姓薛名明貴。二位先生找他？”
正說著，薛明貴聽見聲音從店堂裡迎出來了，見是兩個公家人打扮的男子，便滿臉堆笑，雙手作揖道：“二位先生找在下有何見教？”
偵查員問：“你就是薛老闆？貴號要遷址了？有點兒事想問問閣下。”一邊說，一邊亮出了證件。薛明貴趕緊把兩人引領入內。三人在樓梯旁邊的那個小小的賬房間坐下後，偵查員先查看了薛明貴的身份證明。那時候還沒有居民身份證，這邊也並非對方的家，戶口本不會隨身帶著，好在有區政府工商科頒發的工商營業執照，上面有老闆的照片，於是對方的身份就得到了確認。往下，話入正題，詢問是否在糧道大巷那邊租了房子，正在裝修準備開飯館。
薛明貴聞言大吃一驚，連忙搖頭否認，說他半個多月前貼出優惠顧客的告示後正要著手選擇飯館新址時，房東又來告知說願意續約。這邊的地段很好，他自是樂意續約。至於那紙告示，既然貼出了，就不便揭下將許諾的優惠措施取消，否則讓老顧客認為這是耍弄欺騙手法招攬生意，一生氣以後就不登門了。他準備到一個月優惠期快滿時，與房東聯名出具一紙啟事說明情況。因此，薛明貴這邊根本就沒去尋覓過飯館新址。
偵查員打量薛明貴，覺得跟陳王氏所說的那個臉有麻子的男子長相確實兩樣，情知有異，但還是要求薛明貴跟他們走一遭。去哪裡？到秦老先生、華小販那裡讓他們辨認一下，做個筆錄，也好有個否定的依據——這是一起特別重大的雙料案件，容不得一丁點兒差池。
秦、華兩人的辨認結果是，否定此人是那天請他們代書、見證租房契約的麻臉男子。
線索斷了！
四、釣友和酒鬼
當晚，專案組舉行會議，研究下一步如何進行偵查。
根據之前向一干鄰居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仲以川跟包括那個租下菸紙店後宣稱準備在此開飯館的麻臉男子(即出面向陳王氏租房的那個人)在內的三個兇手並不認識，他剛聽說有人租下隔壁菸紙店準備開飯館時一陣高興，因為飯館烹飪是離不開油鹽醬醋的，正好就近從他的“大鼎昌油醬店”購置，那就是一個穩定的大客戶了。可能他認為自己的運氣不一定有那麼好，所以還特地去跟那三個裝修匠人搭腔套近乎打聽情況。由此可以斷定，仲以川以前跟這三人並無直接利害關係。可是，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殺人兇手就是這三人！所以，偵查員有理由認為兇手背後還另有幕後策劃者。
那麼，幕後策劃者為何要製造滅門血案呢？專案組認為，原因只有一個：仲以川的存在對幕後策劃者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這樣，大家就有理由假設：仲以川與幕後策劃者是熟人，之前，雙方肯定有過密切交往，至少在交往中所涉及的利害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於是，專案組就形成了下一步的偵查思路：圍繞仲以川生前的社會交往進行詳盡調查，從中尋覓可疑線索。
那就制定一份調查對象的名單，眾偵查員分頭進行調查吧。這份名單如若放在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制定起來是比較容易的，可在那個時候就顯得很是犯難。因為仲以川是一個沒有檔案的傢伙，有關其歷史情況的全部材料，就是他在武漢解放後根據市軍管會的命令，以歷史上曾經參加過偽政權軍憲警特等組織和反動會道門人員的身份主動前往公安局登記時填寫的那份表格，以及1949年秋工商聯讓每戶商家都填寫過的那紙與各自當前經商情況相關的一份簡單材料。這兩份材料並未涉及仲以川跟哪些人有過交往、為何交往、交往到什麼程度、產生過什麼利害關係等情況。因此，專案組只好先向仲以川的親戚、鄰居、行業公會同行調查瞭解。
從9月22日開始，專案組全部出動，分頭訪問各類調查對象，一連進行了五天，至9月26日晚上結束調查，沒有發現跟仲以川生前關係特別密切或存在重大利害關係的人。仲以川生前跟人交道打得很廣泛很頻繁，可是調查下來卻發現他似乎並無特別親近、特別密切的交往對象。他是孝感人，在武漢沒有親戚，而孝感老家雖有兄弟姐妹，可平時基本沒有來往；其妻邵佩珍倒是漢陽人，孃家有一些親戚，也有來往，但仲以川並不參與，因此孃家親戚對於他的情況並不清楚。專案組之前曾寄予很大希望的關於“善福會”的情況，一點兒也沒有調查到。所有調查對象都沒有聽仲以川說過什麼“善福會”之類，只有少數幾人聽他說過“一貫道”，但那是政府打擊“一貫道”的時候，仲以川曾經登臺進行現身說法。
沒有特別密切的社會關係，那麼降級後的次密切關係有沒有呢？這倒是有的。仲以川的小姨子在接受調查時曾經說過仲以川喜歡釣魚，隔三差五都要花上半天時間和幾個釣友去東湖釣魚。釣友！誰呢？聽說他們經常在一起釣魚的有四五個人，其中有一個黃陂人老郝好像是在稅務局工作。
仲以川不是靠捕撈水產河鮮謀生的漁夫，釣魚應該不會對別人的切身利益構成威脅。可是，釣魚是一項比較悠閒的活動，野外空曠無人，是很適宜討論某些不宜在茶館、飯店之類需要提防“隔牆有耳”的環境中談論的話題的，仲以川會不會就是利用這種機會跟老郝他們討論關於“善福會”的事兒，最後導致滅門之禍的呢？
在沒有其他線索的情況下，這種推測就是一條線索了，那就查一查吧。偵查員先翻閱了這五天裡查摸到的所有調查對象的名單，一個個報出來，結果，調查過的一百七十七名對象中竟然沒有一人談到過釣魚。這樣，釣友就成了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了。於是，專案組決定圍繞著這個問題進行調查，指望能夠查摸到線索。由於只知道老郝，那就只能從尋找此人著手了。
9月27日上午，專案組全體出動，分頭前往全市五個區的稅務局尋找仲以川的釣友老郝。一個圈子轉下來，所獲得的結果是：武漢稅務系統姓郝的工作人員是有的，還不止一位，也有黃陂人，一共有三個，可是一個已經因病死亡，一個是女性，還有一個是年輕的南下幹部。被稱為“老郝”的只有病亡的那位，那麼他是不是仲以川的釣友呢？前往調查的偵查員任忠特地問了，他的同事說這人是個肺結核病人，國民黨時期的稅務人員，武漢解放後整頓稅務隊伍時原本是要將其清退的，因念及其弟系革命烈士，就留用了。這人平時沒有什麼嗜好，身體又不好，上下班騎自行車不過兩三里路，也累得氣喘吁吁。這樣的身體，想去郊區釣魚也是去不了的。
專案組副組長劉渠生聽了任忠的彙報後說：“還是盯著稅務人員這條線索查下去，會不會這個老郝是解放前國民黨稅務局的人員，解放後已經給清退了？”
調查已被清退的舊稅務人員比調查現任的稅務局工作人員要麻煩一些，得翻檔案。但還是順利查到了，果然有一位姓郝的黃陂人，原在國民黨漢口市第七區稅務局工作。偵查員於是抄下了這個老郝的家庭住址，通過派出所查下來，此人名叫郝獻智，仍居住在原址，在一傢俬營水產品加工廠謀到了一份賬房工作。偵查員於是就去找他，郝獻智承認跟仲以川是釣友，在解放前一年多因釣魚而結識。之後一直保持著聯繫，不過僅限於釣魚，基本上每月兩次去東湖釣魚，有時半天，有時一天。最近那次釣魚是在9月7日，那天是星期天。
偵查員聽下來覺得這個老郝似乎還不知道仲以川已經死了，便說了仲已死亡的消息。老郝大吃一驚，連連搖頭，感慨不已。這人聰明，馬上意識到偵查員為何來找他，於是就主動說你們要了解什麼情況，請儘管開口，我如若知曉，保證知無不言。於是就聊到了釣魚和釣友，以及釣魚時仲以川聊些什麼事兒。老郝說聊的話題比較廣泛，但記憶中從來不涉及政治，連抗美援朝這樣的國家大事他們也沒有聊過，也不聊經濟，最多聊聊家庭、日常生活瑣事。至於釣友，也就那麼四五個，仲以川跟他們的關係還沒有跟老郝密切。
偵查員聽到這裡，難免有些失望。就在這時，老郝說及的一樁事情使偵查員頓感興趣。老郝說大約在六七月的某一次釣魚時吧，仲以川說過一件使他“特別氣憤”的事情，不過也只是說了三言兩語。什麼事呢？那天，一向比老郝先到的仲以川破天荒地姍姍來遲，抵達後一臉的憤怒。仲以川是這幫子釣友中資格最老的一位，他的釣魚經驗、複雜的人生經歷和那身足以對付有時出現的前來搗蛋、敲詐的地痞的武功，使他理所當然地成了這幫釣友中的領軍人物。大家已經習慣看其臉色行事，此刻見他這副神色，眾人就不便開口說什麼。只有老郝自恃年歲最長，過了一會兒開口問：“老仲，你遇上什麼不高興的事啦？”
仲以川“嗯”了一聲，火氣很大地說了原委：兩年前，他和人合作試製一種藥酒，是他的創意，他投入的資金，對方不過是拿著他出的錢縮在家裡操作，最後成功了，可是對方卻騙他說沒有成功，因為另有事情要做就退出這個項目了。仲以川信以為真，哪知最近得知對方早在去年就把這種藥酒釀成功了，秋天就自己擺了個攤頭出售了。由於銷路甚佳，那人開始大批製造，現在竟然開了家一個門面的店鋪專門出售這種藥酒。
老郝勸了幾句，又給仲以川出主意讓他去向行業公會反映情況，請行業公會出面主持公道。仲以川聽了眼睛一亮。最後一次釣魚時，他告訴老郝說那件事已經得到了妥善解決。不過對方非常不服，揚言要請人“殺掉姓仲的全家”。
偵查員於是就打聽那個揚言滅門的傢伙姓甚叫甚，居住何處。老郝說這就不知道了，當時老仲沒有說。
不過要查清這個內容並不難，因為既然已經向行業公會反映過了，公會肯定知曉對方情況的。於是，就去找油醬行業公會，得知確實有這麼一回事。那人名叫杜用，住江岸區半市街小巷3號，原是醬園工人，後來失業了，不知怎麼跟仲以川認識的，還交上了朋友。關於藥酒之事，經公會調查，確如仲以川所言，應是兩人共同開發的產品，理應兩人商議經營，共享利益。行業公會主持調解，讓杜用拿出一半利潤給仲以川作為補償，之後如何經營，應由兩人商量著辦。杜用對出錢補償沒有異議，於是兩人就商量之後的經營和分成事宜，哪知仲以川拿了補償費後卻不同意繼續經營，說容他考慮一段時間後再作計議。杜用覺得自己上了當，大怒，兩人就在公會爭吵並動了手。杜用可能並不知道仲以川是會武功的，一交手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要不是仲以川手下留情點到為止的話，後來還不知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果哩。之後兩人之間又發生過什麼情況，那就不得而知了。
往下，就是偵查員任忠、姜志曦和紀小果找杜用了。有家庭住址應該是比較好找的，可是家是找到了，本主兒卻沒見著。杜用上哪兒去了呢？他的妻子搖頭說不知道，可是她那躲閃的眼神表明她不但知道，而且應該是知曉得非常清楚的。偵查員尋思故意隱瞞，說明對方心裡有鬼，於是就把杜妻請往派出所。到了派出所總該說實話了吧？杜妻仍然搖頭，不肯開口。這下，偵查員沒轍了。任忠、姜志曦對紀小果說老弟你向來巧舌如簧，死的可以說成活的，這份活兒就交給你吧。紀小果倒也不謙虛，說既然二位如此抬愛兄弟，那隻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可是，紀小果的水平沒有得到發揮，因為派出所長見他們的事兒似乎進行得不大順利，就問是否需要幫忙。姜志曦說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因為有的對象不懼分局、市局的人，卻最害怕派出所的警察。於是就把要找杜用調查之事說了說。派出所長聽了笑道：“問這個女人幹什麼，直接去問杜用那小子不就得了！”
偵查員大喜：“這當然最好了，可是杜用在哪裡呢？”
“在哪裡？在江岸區局看守所！”
杜用怎麼進了看守所呢？原來，兩週前杜用在外面喝多了酒，回家路上騎自行車撞了人，沒事一般重新上了車就要繼續前行，被撞者大怒，攔住他理論。杜用混不講理，於是雙方動了手。杜用喜歡打架，但打的都是王八拳，沒有章法，而且這次對方是兩個人，以一敵二，哪有勝算？吃虧後竟然拔出一把匕首刺傷了對方一人，於是就折進了局子。
再去問杜妻：“你丈夫已經被捕，為什麼不肯說呢？”
這回，杜妻肯說了：“因為生怕你們是來替傷者討醫藥費的！”
三個偵查員對於杜用的犯事覺得不可思議，便問杜用以前喝醉酒是否也鬧事。杜妻說丈夫喜歡喝酒，但酒量比較大，很少喝醉，偶爾喝多了也就躺倒呼呼大睡，從來沒有打架之類的舉動。這下，偵查員就懷疑杜用在策劃並佈置了對仲以川一家的滅門案之後，故意尋釁鬧事，以便躲到看守所裡去避風頭。即使追查到他身上，他也有理由說自己早在滅門案之前就折進局子了。
這個，杜妻自然是說不上來的，於是偵查員就去江岸區局看守所提審杜用，當然不問打架，只問跟仲以川的交往情況。杜用說了說，跟之前瞭解到的基本相符。偵查員說：“好的！既然你說過‘殺掉姓仲的全家’，那麼後來是怎麼做的呢？”
杜用聽了渾身一顫：“什麼怎麼做的？”
偵查員說：“你還不知道嗎？你的目的已經達到啦！”
杜用大吃一驚，結結巴巴問道：“難道……難道仲以川他已經死了？”
“哼哼！豈止是姓仲的本人，他全家都出事啦！”
在這方面，杜用跟前國民黨稅務官老郝一樣敏感，馬上意識到偵查員此番來者不善。他激動得從凳子上一躍而起，隨即意識到這個動作跟他此刻的在押身份不符，而且也是違反看守所規定的，於是又坐下，長長地喘了一口氣，然後表示自己跟仲以川死亡之事絕對無關，請政府調查，如若有關，寧願接受任何處理，包括槍斃！
偵查員說：“既然你願意接受調查，那就把你所有的社會關係都一一交代清楚，特別是被捕之前一段時間跟什麼人接觸過、有誰證明、接觸內容等等。”
杜用點頭如雞啄米：“是！是！是！”
姜志曦忽然發現杜用的神情已經平靜下來，心裡不由得一動：難道這傢伙跟本案無關？怎麼這麼快就平靜下來了？他看看紀小果和任忠，那二位似乎還沒意識到。他便拿了紙筆，起身走到杜用跟前，把紙筆遞給他，讓他把交往關係、活動情況寫出來。三個偵查員到外面去抽菸，姜志曦對任、紀兩人說了自己的直覺，那二位就有些擔心了：如果在杜用身上沒有發現疑點，那線索豈不斷了？往下又該怎麼做呢？
姜志曦的直覺是準確的，之後五天裡，專案組根據杜用交代的社會關係和活動情況進行了調查，沒有發現跟滅門案有關的線索。
五、木匠和屠夫
10月3日晚，專案組舉行會議，對如何開拓新的偵查思路進行了研究。這天，距滅門案發生已經整整半個月，領導的重視自不待言，不但武漢市公安局局長朱滌新多次來電詢問，連中南公安部楊奇清部長也來電瞭解過情況。因此，當晚專案組正在重溫卷宗材料，以圖對前一階段的偵查思路進行分析時，朱滌新局長的突然到來並未令專案組諸君感到特別意外。
朱局長聽取了專案組對偵查情況的簡略彙報後，沒有半句批評責怪，只是點著頭說“同志們辛苦了”。大家以為他接下來要作指示了，可是他卻只說了一句話：“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這個案子是能夠圓滿偵破的！”然後，就讓秘書拿出了三條“紅雙喜”香菸、兩斤茶葉慰勞專案組，便微笑著離開了。
專案組於是繼續分析，你言我語一番議論後，認為根據掌握的案件情況來看，之前的偵查思路和措施沒有錯，之所以未能取得效果，可能是沒有發現本案的亮點。副組長劉渠生遂提議，再次前往現場，看是否有新發現。這個建議獲得了一致贊同。接著，又有人提出有必要對死者之一仲以川的妻子邵佩珍的直系親屬再次進行訪查瞭解，這個提議也當場被接受。於是，專案組決定兵分兩路，一路前往“大鼎昌油醬店”查看現場，另一路訪問邵佩珍孃家。
次日上午，偵查員按照計劃分頭行動。組長汪清德與偵查員張錦城、柳毅、週四海、任忠去了邵佩珍的孃家。邵佩珍的孃家住在漢陽區青石橋，其父母還健在。邵老頭兒水手出身，在長江上漂泊了三十多年，後來用積蓄下來的錢鈔開了一家竹行，專門製作竹篙、纜繩、靠球等船用工具。長期的水手生涯練就了老爺子一副健壯的體魄，雖已年過七十，身板依舊硬朗，嗓音洪亮，中氣充沛。其妻邵周氏是個纏著小腳的瘦小老太太，比丈夫年長兩歲，也頗健康，思維清晰，語言表達能力較強。女兒一家被害不過半月，這對夫婦還沉浸在悲傷之中，對偵查員說他們相信共產黨人民政府，希望公安同志儘快破案，替女兒全家報仇。
偵查員說明了來意，想請二老把邵家在武漢的全部直系親屬都召集來，專案組想開一個座談會。邵老頭兒說這沒問題，我這就請人去通知小輩們。汪清德說不勞您老人家大駕了，請您把他們的家庭或者工作單位的地址告訴我們，我們有車，一個個去把他們接過來就是了，有工作的正好跟他們領導或者老闆說明一下，給請個假。
邵氏夫婦一共生育了九個子女，兩個幼時夭亡，加上邵佩珍被害，如今還剩六個，都已成家，分別住在漢陽、漢口，離老家這邊還算近，但也到午後一點多才把六個子女連同他們的五個配偶(一位在外地)請了過來。
之所以要舉行這麼一個家庭座談會，是因為在之前的調查中已經得知邵家有子女定期回老家看望父母並互相問候的習慣，一年中大約有四五次大家庭聚會。仲以川作為邵佩珍的丈夫，平時可以不來看望岳父母，這種聚會則是必須參加的。專案組認為這種家庭聚會是很容易使參與者身心放鬆的，也許仲以川在跟親戚的接觸中無意間吐露過什麼對於偵查工作有用的內容，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是線索了。
邵老頭兒的竹行在抗戰勝利後關門歇業，房子地皮都是當初創業時買下的，屬於私有產權，所以現在住得很寬敞。座談會就在原先堆放竹子原材料的後院舉行，葡萄架下放上竹椅竹凳，偵查員連同邵家方面一共十多人坐著還顯得很寬敞。汪清德把來意說明之後，要求眾人圍繞跟仲以川相關的內容，想到什麼就反映什麼，哪怕只是聽到仲以川說過別人一句什麼，或者別人說過仲以川一句什麼，都有必要說一下。
邵佩珍在邵家活著的六個子女中排行老三，上面是兩個哥哥，下面是三個妹妹。舊時大家庭中的這個排行是很容易受到兄弟姐妹重視的：在兩個哥哥眼裡，她是妹妹；在三個妹妹眼裡，她則是姐姐；並且又是家裡的大女兒，出嫁前是協助母親承擔著家裡的大小家務事宜的，所以，無論哥哥、妹妹對邵佩珍都很有感情。她突遭橫禍，使他們極為悲痛，頭天得到消息就一齊趕到武漢市公安局，要求迅速偵破該案，嚴懲兇手。因此，在之前偵查員找到他們要求提供情況時，都很是配合。現在專案組第二次找到他們，而且一來就是四名偵查員，領頭的是市局幹部、專案組長，使他們感受到政府對該案的重視，自是積極協助，汪清德的話甫一落音，他們便爭著開口，你一言他一語地說起了仲以川的情況。
這些人說了許多，卻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內容。看看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多小時，偵查員正暗自著急時，一直走進走出給大家端茶添水沒有好好坐一會兒的老太太邵周氏總算有空閒坐下來了。她還不知道偵查員想了解些什麼，但她具有強烈的參與意識，待到聽說公安人員要了解已故女婿的生前情況，馬上開口發言了，她一開口，偵查員頓時眼睛一亮！
邵周氏說，大女婿平時來這邊的次數是幾個女婿中最少的，可能是因為他做生意比較忙的原因，不過，他每次來倒是都願意待比較長時間的，半天打底，一天也有，他喜歡陪著別人說話。記得今年大年初二那天吧，他跟先端還說了好一陣話呢。
偵查員忙問說了些啥。老太太說：“讓我想想……好像是說到了什麼‘會’。對了，說到了‘善福會’。兩人談得還蠻熱絡呢！”
偵查員趕緊請教：“先端是哪位親戚？”
“先端是來生的妹夫。”
“那麼來生又是誰呢？”
來生是邵家次女邵寶珍的丈夫，與仲以川是連襟關係。來生也在場，於是作了說明：年初二那天，他們夫婦過來給二老拜年，先端那天外出赴婚宴，辦婚事的那戶人家正好就在附近，於是他就來看看、聊聊。不巧的是老岳丈拉著來生去打麻將，正沒奈何，仲以川過來說你去吧，我和先端聊天喝茶。偵查員自然要問：“先端是幹什麼的呢？”
來生說先端姓葉，三十三歲，是在長江客運碼頭上打雜的工人。那麼，老太太聽見兩人在聊的什麼“善福會”又是怎麼回事呢？來生說：“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善福會’。你們要了解的話，最好去找葉先端。”
這是專案組在半個余月的調查中第一次聽見有人提到“善福會”。別說在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就是手裡掌握著線索，也不會輕易放過，所以，自然要去找葉先端。於是，偵查員記下了葉先端的住址，再三叮囑在場的所有人必須對此保密。
汪清德四人返回武昌區局專案組駐地時，另一路前往“大鼎昌油醬店”調查的偵查員劉渠生、景義、姜志曦等已經回來了，他們這一路還真發現了亮點——
那三個兇手，之前一直被認為是裝修匠人，其中有木匠也有泥瓦匠。因此，法醫對仲以川等四具屍體解剖檢驗時所得出的結論是：“兇手是用刀斧之類的工具碎屍，屍塊的骨頭斷面表明兇手具有專業從事木工或者屠宰工作的技能。”偵查員對這一結論的理解是兇手中有人肯定是木匠，而忽視了碎屍者也可能從事屠宰工作的推測。在之前查摸犯罪嫌疑人的工作中，對被查者的社會關係中是否有木匠予以了特別注意。可是，儘管已經數次勘查過“大鼎昌”現場，竟然沒有人對案發前業已進入現場的兇手事實上並未幹過正規的木工活兒這一點予以注意！
這個情況，就是提議再次查看現場的專案組副組長劉渠生髮現的。劉渠生注意到，現場店堂裡亂七八糟堆放著的那些櫃檯、桌椅、木料，都是完好如初沒有進行過任何加工的，店堂迎門放著的那個臨時製作的長條形木工操作檯的周圍，散落著一些鋸斷的不超過半尺長的零星木料，乍一看，很容易使人認為是木匠幹活後留下的殘渣。可是，拿起來仔細查看，卻可以通過斷面的拼接發現這其實是從一根木料上鋸下來的。而且，這些木料的斷面明顯歪斜，顯然出自不諳木工活兒的外行之手。再看那工作臺，斷面也是歪歪斜斜，而且鐵釘也砸得不利索，十顆中有三四顆沒有一砸到底，而是砸彎後直接敲平在木頭裡的，這肯定不是木匠的手藝了。
如此看來，那三個兇手很有可能是冒充匠人師傅以裝修為名潛伏在“大鼎昌”隔壁店堂裡伺機下手的。下手之後，碎屍的不是這三位，而是另有其人，那人可能是木匠，也有可能是從事屠宰工作的人。兩者之間，以後者的可能性為大，因為如果對方有木匠的話，那指派一名木匠過來就是了，既能假裝裝修以免讓內行看出破綻，行兇後也能動手碎屍，不必另外派人來了。
一干偵查員有此發現後，原先沉重的心情略微顯得輕鬆了些。他們進入現場後，是關上了前面的大門的，這時覺得有些悶，於是就把大門打開了，順便每人點燃一支香菸抽著歇口氣。一支菸還沒抽完，有人在門口往裡探頭探腦，偵查員姜志曦便問：“什麼事？”
那是兩個中年婦女，臂上套著紅布袖章，上面印著什麼字看不清楚，但一看就知道是居委會的。果然，她們自我介紹是居委會的，前來檢查衛生。偵查員這時才看清楚袖章上印的是“武昌區愛衛會(即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檢查員”字樣。當時正是抗美援朝的當兒，為防止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細菌戰，國家對衛生工作抓得很緊，居委會隔三差五檢查居民家庭衛生，予以評比並張榜公佈。當下，姜志曦就搖頭，說這裡的事兒還沒有結束，新的住戶尚未進來，誰來搞衛生？
那二位正要離開，被劉渠生喚住，說大嫂歇會兒吧，我們聊聊。於是，她們就坐下跟偵查員聊了片刻，這一聊，就聊出了一個新情況：這二位中的一個姓戚的大嫂告訴偵查員，滅門案發生的那天下午，即9月19日下午三點左右，她在挨家逐戶檢查衛生時看見菸紙店裡有一個陌生人，跟三個匠人師傅抽著煙聊得挺熱絡的。此人三十歲出頭，個頭兒很高，體格健壯，穿著短袖汗衫，露出的兩條胳膊肌肉發達，就像運動員似的。
劉渠生追問：“你還記得那人另有什麼明顯的特徵嗎？比如臉上有疤痕、胳膊上文著青龍之類？”見戚大嫂搖頭，又問，“那麼，他穿的短袖汗衫有什麼特徵嗎？”
戚大嫂想了想說：“那人的那件汗衫有八成新，白色的，前面印著藍色的圖案，是一條輪船，好像還有一個很大的鐵錨；下面有兩行小字，您問是什麼字？對不起，我沒上過學，什麼字都不認識。”
劉渠生很有心，尋思即使是文盲，也是分得清漢字、英文和阿拉伯數字的形狀的，當下耐心啟發，終於得知那兩行小字，上面一行是漢字，下面那行是阿拉伯數字。
這個穿汗衫的陌生人引起了偵查員的興趣，劉渠生一行返回武昌區局後立刻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此人有比較大的嫌疑。於是就推測這個傢伙的身份，他是幹什麼職業的。劉渠生想起那件汗衫上的圖案，就拿了一張白紙在上面劃拉著。劉渠生沒有專門學過美術，但他自幼對畫畫頗有興趣，經常劃拉，畫出的東西也就有點兒像了，當下就畫了一件短袖汗衫。幾個人正圍著這張畫琢磨時，汪清德他們回來了，雙方一交換各自獲得的情況，劉渠生樂了，說那個穿汗衫的男子有可能就是葉先端啊！
劉渠生這樣認定的理由是：那件汗衫上印的圖案是一條輪船和一個很大的鐵錨，似乎可以理解為航運業的特殊標記，而圖案設計者把鐵錨設計得特別大，是為了突出鐵錨的特定意義。什麼特定意義？想來想去大概就是碼頭了——船舶停泊時不是需要用鐵錨來固定船位嗎？而這個姓葉的恰恰是在碼頭上工作的。至於那件汗衫，想來可能是獎品。可能是某項體育比賽，多半是籃球賽，不是說葉先端是個高個子嗎，正好能打籃球；下面印著的兩行小字，上面一行是漢字，內容應該是該項賽事的名稱，下面一行是阿拉伯數字，那就是日期了。
專案組於是立刻指派兩名偵查員前往長江客運碼頭去調查。長江客運碼頭是國有企業，當時的人事管理已經正規化，偵查員一查葉先端的檔案，又是一個激靈：這人十六歲開始工作，乾的就是屠宰活兒——殺牛，一直幹到抗戰勝利後才因閃了腰而改行到長江客運碼頭上打雜工。再往下看，又有發現：葉先端於抗戰勝利後的次年參加了“一貫道”，直到解放後政府打擊反動會道門時才響應號召，與武漢地區成千上萬的“一貫道”普通徒眾一併簽名退出。
如此，葉先端的疑點就驟然升級：“一貫道”分子，與仲以川聊過“善福會”；滅門案發生前數小時曾出現在兇殺現場，與兇手談笑風生；曾從事屠宰多年，具有碎屍的技術手段。專案組由此產生了一個新的推斷：會不會葉先端也是現場兇手之一，他與其他兇手事先潛入“大鼎昌”，在仲以川一家納涼結束返回時，忽然閃身亮相。當時仲以川肯定大感意外，但因為熟識，也不至於叫喊什麼的，隱藏在旁邊暗處的其他兇手就趁機下手行兇。
專案組於是決定採取行動，當晚，葉先端被悄然捕拿進了武昌區局。
六、兇手死了
葉先端對於自己的突然被捕顯出一副震驚的神色，所以一進局子就向偵查員提出質問：“為什麼抓我？”
負責訊問的是專案組長汪清德、偵查員姜志曦、景義、紀小果，汪清德主持，紀小果擔任記錄。汪清德便問葉是否認識仲以川，葉說認識。跟仲是什麼關係？葉說老仲是我大舅子陳來生的連襟。然後就問兩人是怎麼相識的，葉先端說是今年年初二他去參加朋友家的婚宴時因時間尚早，又正好在大舅子岳丈家附近，他知道那天陳來生在那裡，就去坐坐，喝杯茶聊聊天消磨時間。正好仲以川也去給岳丈拜年，就這樣認識了。
“那天談了些什麼呢？”偵查員問。
“大家都是武漢人，無非就聊些當地的事兒吧，解放前、解放後的都聊到了。”
“有沒有聊到過反動會道門組織？”
“這個……說到過‘一貫道’。因為我之前聽我老婆說起過老仲原是‘一貫道’裡的，在武昌那一帶有點兒名氣，解放後第一個站出來揭露‘一貫道’的黑幕，受到了政府的表揚，電臺記者都去採訪過他的。所以，我就問了他一些關於‘一貫道’的事情，因為我以前雖然也參加過‘一貫道’，但我是最普通的道徒，不瞭解壇裡的那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一直覺得有些神秘。”
“除了‘一貫道’，另外還談到其他什麼‘會’啊、‘道’啊、‘幫’的嗎？”
葉先端想了想：“我還聽仲以川說到過‘善福會’，他說早在解放前就已經有了，是一個跟‘一貫道’完全不同的、講究行善積德納福的組織，問我是否聽說過。我說沒有，有點兒好奇，就跟他聊了幾句。他說這方面很有話題的，讓我以後專門找他去聊。我臨走時，老仲給我留了他的地址。”
偵查員問葉先端後來是否去過仲以川那裡，他說去過，那是9月19日下午，就是老仲全家出事之前的那個下午。那天他輪休，去武昌看望一個生病的同事，順便就去了仲以川那裡。原是想聽老仲說說“善福會”的事兒，可是那天老仲有點兒忙，他店裡的一個放貨的木架子壞了，需要立刻修理。葉先端去後正好幫他一會兒忙，還到隔壁正在裝修的那家店裡去借過工具呢。
偵查員見葉先端從容不迫、神色鎮定地回答了上述問題，便知這人多半跟案子無關，於是就直截了當問他9月19日離開“大鼎昌”之後的活動情況。葉先端回答得也很利索：他是下午三點過後離開“大鼎昌”的，老仲一定要留他吃飯，但他因為跟一個鄰居約好了晚上去打牌，不能失約，就告辭了。不過，牌也沒能打成，因為他一到家就陪著老丈人去醫院了。老人家腹瀉發燒，必須立刻去醫院治療。這一去，醫院就讓住下了，次日下午才出來。他呢，當天晚上就留在醫院陪夜。
專案組當即派員前往醫院核查，證實確有此事。那天當班的護士長對這個姓葉的碼頭工人留有很深的印象，因為那天晚上來了好幾個急診病人，都是葉先端相幫從救護車上抬進急診室的。
於是，葉先端被當場釋放。這時已經是晚上十點了，公交車停駛了，專案組開了吉普車把他送回家。
線索再次斷了，專案組面臨著山窮水盡的境地。次日，汪清德、劉渠生兩位組長正交換意見，如何開闢新的偵查思路，轉機隨著一個打進來的電話出現了。
電話是市局總機打給專案組的，話務員說漢陽區局來電，有情況要跟專案組聯繫。汪清德對劉渠生說：“有戲了！”
9月19日中午，專案組組建伊始，汪清德就進行了佈置：以武漢市公安局的名義向全市各舊貨店鋪、鐘錶店、首飾店下達布控通知。因為不清楚仲以川家被劫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只能粗略地估計是金銀首飾、鐘錶、衣服等，考慮到兇手有出手銷贓的可能，所以有必要採取布控措施。之後，隨著對案情的分析，專案組認為滅門案應屬於與“善福會”相關的政治性案件，兇手作案後掠走仲家的細軟不過是一種旨在轉移偵查視線的手法，所以對於布控的效果已經不敢抱太大希望了。果然，案子發生半個多月，布控效果遲遲未見。哪知，就在偵查工作進行得極不順當的時候，半個月前的布控終於取得了成效！
漢陽區車站橫街有一家“寄昌舊貨行”，專門收購併出售各類舊貨，大到壽材，小至手錶，不論屬於哪一類商品，該行都收購，然後分門別類清點，尚具正常使用功能的立刻擺出來出售；損壞的予以修理，整修好後出售。老闆宋寄昌早在9月20日下午就接到派出所的布控通知，自是小心在意，每天親自坐鎮店堂裡留心著。半個月來已經懷疑過幾個疑似售客，但悄然報到派出所後都給民警排除了。這天上午，宋寄昌去區工商聯參加座談會，舊貨行照常營業。九點多鐘時，來了一個售客，是個三十多歲的男子，瘦高個子，臉上有些許麻子，手裡拎著個鼓鼓囊囊的洋麵口袋。
接待此人的是上月剛滿師的小仇，他示意對方把布袋裡的東西倒出來，是一件皮夾克和六件大大小小的毛衣，一番討價還價後，最後以五十萬元成交。前面說過，由於警方未能提供布控物品的名稱，加上之前已經數次虛疑售客，連派出所方面也有點兒不耐煩了，所以此刻小仇對此並未在意。一會兒，宋老闆回來了，進門就奔賬臺去看他不在的時候成交了什麼東西，一看付款單子上寫著“衣服七件，價伍拾萬元”，心裡就一動。解放初期生活水平低，五十萬元可供七口之家緊巴巴的一個月生活了，什麼衣服要值這個價位？當下就去看衣服，一看有皮夾克，就覺得值得懷疑了。因為在當時，一件普通的皮夾克已經屬於貴重衣物了。儘管眼前這件是舊的，但質地式樣都不錯，做工精細，翻到裡面一看，還釘著“軍用品”的標記。
宋老闆是一個膽子特別小的商人，當下，他想想不妥當，於是就帶了小仇拿著那七件衣服往派出所跑，向接待民警作了自案子發生以來的第五次反映。民警翻看了衣服，對那件軍用品皮夾克產生了興趣，因為派出所有一份市局印發的關於滅門血案情況的內部通報，當然裡面沒說到什麼“善福會”，可是有被害人仲以川的簡歷，其中仲以川曾當過偽警察、憲兵等情況給這個民警留下了深刻印象，眼下這件軍用皮夾克是否與國民黨憲兵有關係呢？於是，就立刻向主持工作的劉副所長彙報了。劉副所長看了皮夾克，覺得應該向分局報告此事。這樣，電話終於打到了專案組。
專案組自是分外重視，個個滿懷希望。汪清德與劉渠生商量後，決定由劉渠生率領三名偵查員前往漢陽區向舊貨行方面進行調查。劉渠生帶著偵查員張錦城、景義、紀小果去了“寄昌舊貨行”，先問了問情況，聽小仇說下來，認為那個麻臉售客跟9月20日專案組幾個偵查員去菸紙店時遇到的那個男子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也疑似跟菸紙店老闆娘陳王氏簽訂租房合約的那個冒充“品味館”老闆薛明貴的那位。
然後又看了衣服，確認那件軍用夾克系國民黨憲兵部隊所發的軍用服裝，從尺寸大小看來，跟仲以川的身材完全相符。再看其餘六件毛衣，其中兩件跟仲以川的身材尺寸相符，其餘四件一時難以判斷，於是乾脆拿著全部衣服奔漢陽區請死者邵佩珍的孃家人辨認。
邵老爺子一眼就認出那件皮夾克是女婿冬天常穿在身上的，老太太也認出了另外幾件毛衣是女兒和兩個外孫的衣服。正說著，正好二老的小女兒來孃家送東西，馬上認出其中一件紅色的舊毛衣是她親手給小外甥編織的。
劉渠生四人至此終於可以長長地噓一口氣：真正有價值的線索終於冒出來了！
可是，往下的事兒並不輕鬆，因為“寄昌舊貨行”方面無法提供那個麻臉售客的姓名住址之類的信息。那時候，市民向舊貨行出售物品還不需要出示戶口本、工作證之類的身份證件，舊貨行還是按照舊社會時的方式進行交易，對方的信息是不予登記的。不過，劉渠生等人還是想作一番努力，於是二赴“寄昌舊貨行”，四個偵查員分頭跟行裡的店員談話，指望他們能夠提供一星半點的線索。
好運氣再次降臨了。舊貨行的賬房先生想起了一個情節：那個麻臉售客拿著小仇開的領款單子到賬臺上來取款時，顯得很高興的樣子，掏出香菸要敬他一支。賬房先生說不抽菸，擺手謝絕了，付款時按照店裡定下的規矩說歡迎以後有舊東西出售時再次光顧“寄昌行”。麻臉售客點頭，微笑著嘟噥了一句：“我回家去翻翻，可能還有些東西，還拿到貴行來賣。”
專案組於是就想到了一個措施：守株待兔！
次日上午“寄昌舊貨行”開門營業時，四名偵查員已經化裝進入了崗位，其中兩個潛伏在店堂後面的庫房裡，兩個化裝成路人在附近溜達。根據事先擬定的計劃，潛伏在舊貨行內的那兩個偵查員是一天一輪，早上開門前進入崗位，到下午舊貨行關門才能離開；而在外面執勤的，則是輪流上崗，兩小時輪一次，連同汪、劉兩位組長在內的幾個偵查員輪班。
一天蹲守下來，沒有收穫。
第二天、第三天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
第四天也很快過去了，仍不見那個麻臉售客冒出來！
10月8日，第四天晚上，專案組舉行會議，討論是否還要繼續蹲守。一番熱烈討論後，全組達成了共識：蹲守措施是正確的，滅門案的兇手既然劫掠了仲家的細軟，而且已經出售了其中的部分物品，那肯定有再次出售的念頭。那個麻臉傢伙之所以沒有再次光顧，十有八九是由於其他原因，而不會是出於警惕。於是，專案組就向市局領導彙報了這個思路，領導同意繼續蹲守下去。專案組考慮到人手安排需要適應持久戰，所以將原先的四人一崗改為三人一崗。
又蹲守了兩天，麻臉售客終於再度出現了！
10月11日午前，這個偵查員盼望已久的對象貌似悠閒地踱進了“寄昌舊貨行”，從懷裡掏出一塊懷錶說請估估價。這次，宋老闆在店裡，全店也只有他懂鐘錶，自是親自出面接待。看下來，說這是一塊“英納格”老懷錶，至少已有三十年曆史了，裡面的零件還沒有磨損到不能走動，但不能保證今後幾年裡不出故障。對方點頭說他知道，請老闆開個價，看能賣多少錢，如果他覺得還可以，就成交。稍停，又補充了一句：“前幾天我也來過貴行，賣了幾件舊衣服，如果老闆開價公道，我以後還會來的。”宋老闆心跳如鼓，竭力保持著平靜，裝模作樣地考慮了片刻，說這塊表可以賣三十八萬元。對方說能不能再增加些，五十萬元怎麼樣。宋老闆搖頭又點頭，加了兩萬元。對方再要求加價，幾次三番拉鋸下來，最後雙方同意四十二萬元成交。
專案組事先制定蹲守計劃時已經決定，目標出現後暫不抓捕，由偵查員跟蹤，查明其下榻處，然後追查其他同夥。這是一個雙料案子，牽一髮可能動全身，發現目標後一定要慎重，幾時動，動哪一個等等都必須經過再三考慮。因此，偵查員就沒有驚動目標，任憑麻臉男子取了款離開了舊貨行。他的背後，店堂內外的三個偵查員立刻出動，拉開一段距離悄然跟蹤。
算來也是這個麻子合該倒黴，這天執行任務的三位偵查員是專案組副組長劉渠生和偵查員週四海、柳毅——正好是9月20日後參加專案偵查的，沒在菸紙店與嫌疑人見過面，否則沒準兒就驚動了目標。這三位都是具有相當經驗的精幹偵查員，別說三個盯一個，就是一盯一也足以保證像一帖老膏藥樣一直黏著目標。可是，現實中偶爾也有陰溝裡翻船的不測情況，這天這三位就不幸碰上了。
目標離開舊貨行後，先去了附近的一家麵館吃麵。吃完麵出來，就朝擺渡碼頭方向走去。一路走著，倒也不疑有他，頭也沒有回過。到了碼頭，劉渠生就覺得情況不大有利：由於先前江面上突然起了薄霧，輪渡開得很慢，碼頭上就積壓了一些乘客。面對這種情形，就只好對目標特別留心了。好在週四海、柳毅都是有經驗的，也不用劉渠生使眼色，早已擠上前去，在目標前面一左一右佔了位置；劉渠生則留在後面，形成了一個“品”字形包圍圈。從理論上來說，目標無論往哪個方向去，都可以確保有人在後面跟蹤。
三個偵查員就以這種陣勢跟隨著目標一起擠上了輪渡，輪渡啟航後，太陽從雲層中鑽了出來，薄霧頓時一掃而淨，江面上一片清晰，輪渡便加速駛到了對岸。偵查員還沒來得及高興，就被碼頭上的人群嚇了個激靈，劉渠生一顆心便吊了起來，尋思別把目標丟了哦！這份擔心不幸立刻就成為了現實。輪渡靠岸後，船上的乘客還沒全部上岸，兩側等著登輪的乘客就迫不及待地擠開了木柵欄湧了上來。劉渠生擠在人群裡，眼睜睜地看著目標上岸後腳不沾地樣地離開，而在他前面的柳毅、週四海兩人，已經被擠得不見影蹤了。劉渠生心裡非常焦急：目標一旦丟了，有可能再也不去舊貨行了，那豈不是到手的鴨子鬧飛了？即使目標手裡還有贓物繼續拿到“寄昌舊貨行”去銷贓，那還不知又要隔多少天！這可怎生奈何啊？
就在這時，劉渠生眼前倏地一晃，閃現出一顆寸草不生的光頭，一個胖胖的禿子從他身邊奮力擠過。劉渠生見之心裡頓時閃過一個念頭，立刻奮力擠開人群，緊緊跟著這個禿子。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先前在輪渡上時，劉渠生曾看見目標麻臉男子跟這個禿子說過幾句話，當時沒有在意，現在死馬當活馬醫，尋思既然說得上話，或許兩人是相識的熟人呢？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可以從這個禿子嘴裡獲知目標的情況——哪怕是些許情況，也比沒有好。
劉渠生跟著出了碼頭時，已經汗流浹背，禿子人胖，更是大汗淋漓，駐步茶攤前掏錢買茶喝。就在這時，劉渠生見柳毅、週四海滿臉沮喪地返回了，一看就知道跟丟了目標。於是，便衝兩人使了個眼色，於是，三人就包圍了禿子。待禿子喝了兩杯茶忽然發現異樣時，一張褐色燙金字的證件在他眼前晃了晃，耳畔一聲低喝：“到旁邊去說幾句話！”
禿子是武昌一傢俬人營造行(如今稱為建築公司)的老闆，姓姜。他確實跟目標認識，但並不熟，只知道對方姓洪，是個營造業的小包工頭，好像住在郊區儀襄鄉。
劉渠生三人當即直奔儀襄鄉，找了鄉里的公安特派員小朱。小朱剛從原第六區(1952年7月前武漢市是以數字命名全市各區的)公安局調來三個月，對全鄉的戶籍情況還不熟，別說只有一個姓氏了，就是給他一個全名也不能立馬說出麻臉男子的情況。不過，好在有姓氏，有職業，還有很明顯的生理特徵，所以，他說還是有把握找到此人的。
這時已是傍晚，劉渠生三人決定不回城裡了，就住在鄉政府。鄉政府設在一座古廟裡，說是政府，其成員用現在的眼光看實在少得可憐：鄉長、書記、農會主席、民兵隊長、公安員各一，其中民兵隊長是半脫產的。晚餐後，住在附近的鄉民兵隊長趙世驥來跟小朱商量下週組織民兵打靶的事兒。小朱把趙世驥介紹給劉渠生等人。偵查員尋思民兵隊長應該是當地人了，於是就向趙世驥打聽麻臉漢子。趙世驥聽偵查員說完目標的情況後，倒抽了一口冷氣，失聲道：“啊！莫非是他？”
偵查員竊喜，看著趙世驥靜候下文。趙世驥定定神說：“你們要找的那個人好像是河塘村的洪彬啊！如果是他，那我是認識的。”
洪彬是何等角色呢？趙世驥作了一番簡單介紹：此人出身於一個世代泥瓦匠家庭，今年三十五六歲樣子，泥工手藝很好，為人甚是精明。他十四歲跟著父親學泥工手藝，十七歲滿師後即放了單飛。單飛了三年，就開始跟城裡那些營造商直接打交道，自己接活兒。到二十四歲時，已經是一個小小的包工頭了。據說洪彬的志向是做一個營造業老闆，可是直到現在也未能如願，只是一個連活兒也時有時無的小小包工頭。究其原因，人們都說那是洪彬為人過於精明的原因。
對於上述介紹，一干偵查員最感興趣的關鍵詞是“泥瓦匠、河塘村”，當下聽了就決定連夜去會會這個名叫洪彬的人，如若確是那個麻臉漢子，那就算是上上大吉，立馬逮捕就是！
於是就讓趙世驥帶路，一干人連同小朱一起前往河塘村。河塘村是個只有四五十戶人家的小村莊。農村人歇得早，這會兒已經家家熄燈，一路走去，除了一迭聲的狗吠聲之外，不聞其他聲音。趙世驥說他不知道洪彬家的確切位置，於是只好敲開一戶農民家的門打聽。過去後立刻將其宅前後通道控制住，然後推門而入，可是，洪彬卻不在家。其妻說丈夫一向這樣，一個月裡在家的日子不超過二十天。
劉渠生下令搜查，結果在盛米的那口大缸的底部搜得一個木盒，內盛金戒指三枚，小孩兒佩戴的金木魚兩個、銀項圈一個，銀洋三十五枚，這些金銀中的部分正是死者邵佩珍的孃家人向專案組提供的被劫掠的贓物。
至此，終於可以確定洪彬確係滅門案兇手之一。往下，就是抓捕洪彬了。
兩小時後，一張無形的大網即在武漢全市佈下，儀襄鄉更是如臨大敵，不但專案組全體人馬都趕到了，還從市局和幾個區局臨時抽調來四十名警察協助抓捕，各村民兵也全部出動。
如此陣勢，洪彬應該落網了吧？答案卻令人沮喪：次日晚上八時許，在距河塘村五里地的孝女莊外的孝女橋下，浮起了一具屍體——洪彬死了！
七、民兵隊長
法醫對洪彬的死因作了鑑定，確認是酒後失足落水溺亡。
專案組對此結論感到頗有些意外，有偵查員嘀咕說怎麼這麼巧，好不容易費了老大勁總算查到頭上來了，這小子卻溺死了？為此，汪清德、劉渠生特地約見了兩位主持解剖的法醫，當面聽取他們對於認定依據的解釋，然後跟法醫進行了探討。這兩位都是資深偵查員了，破案實踐經驗豐富，經歷得多，聽說得更多，法醫最後不得不接受他們提出的另一種可能：洪彬體內的酒精含量達到酒醉程度是事實，但並不能排除被別人灌醉的可能性；在酒醉之後，失足落水溺亡是一種可能，被人推搡落水也是一種可能。因此，洪彬之死也有可能是他殺——巧妙的他殺。
這樣，往下如何開展偵查，專案組就面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圍繞著洪彬的死亡進行調查；另一種則是暫時撇開死因不管，而致力於圍繞著洪彬生前交往的社會關係進行調查，以圖找出另外兩個參與制造滅門案的兇手。專案組內部在作何種選擇時產生了不同意見，由於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甚至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當然，最後還是達成了一致：暫時不查洪彬的死因，而將重點放在追查另外兩個兇手上面。
這個選擇意味著需要很大的工作量。洪彬生前是泥瓦匠出身的包工頭，這種人的社會交往極廣，被民間稱為“吃百家飯的”，要查清他的社會關係不但難度頗大，而且是否做得到還是一個未知數。但是，專案組還是要做。汪清德、劉渠生商議：先初步查摸一下，如果調查的對象確實很多，那就向領導提出借調警力相幫調查。
初步查摸下來，洪彬的社會關係確實了得，不但營造行業人數眾多，就是和他保持著聯絡來往的親戚也有上百個，此外，還有結拜弟兄、乾爹乾媽乾子女，以及非營造行業的社會朋友。名單彙總後，送到汪清德手裡。汪清德瀏覽了一遍，對副組長劉渠生說：“要不，先著手從這三百多人查摸？”
劉渠生看了看，表示贊同。然後，就把名單交給了紀小果和任忠，讓他們立刻把全部名單抄一份，分成十個部分，以便分派調查人員。那二位在抄錄時，其中的任忠發現了一條捷徑！
任忠抄錄的是洪彬生前的親屬和結拜弟兄、乾親的那部分，在抄到結拜弟兄時，發現了一個似曾相識的名字——趙世驥。任忠這個人，看上去土裡土氣的，十足一個鄉下人，卻有著驚人的記憶力，見到一個人、聽說一個名字，他都可以無意識地自動記錄在腦子裡，過一段時間如果不用才自動刪除。他作為對劉渠生三人的增援力量，隨專案組連夜趕到儀襄鄉政府後，在院子裡看到過貼出的鄉政府工作人員分工名單，就記下了那幾個鄉幹部的姓名。當下，見到洪彬的生前結拜弟兄中有這樣一個跟鄉民兵隊長完全相同的名字，不禁大吃一驚。
於是，任忠就向汪清德作了彙報。汪清德聞之也是大驚，稍一考慮，便問這部分名單是哪位調查到的，把那人叫來。片刻，偵查員柳毅來了，汪清德便指著趙世驥的名字問他：“這個人是誰告訴你的？”
柳毅說：“這是洪彬在武漢的堂兄洪金貴向我提供的。”
“洪金貴知道不知道這人現在是鄉里的民兵隊長？”
柳毅馬上搖頭，臉上露出吃驚的神色。
一旁的劉渠生說：“行了！跟這位趙隊長聊聊吧！”
趙世驥就在鄉政府另一間屋子裡跟公安員小朱待命。這兩天他為協助公安破案忙得臉色發暗眼睛布紅，聽到招呼，以為又有啥任務分派下來了，興沖沖地進來，見汪清德、劉渠生神色嚴峻，不禁一個愣怔。這個愣怔使偵查員加重了對他的懷疑，汪清德使個眼色，一旁的兩個偵查員立刻上前把他夾住。當時的鄉民兵隊長，相當於後來的公社武裝部長，因為清匪反霸工作的需要，是配發手槍的，當下槍自然給卸了下來。趙世驥急赤白臉道：“幹嗎？幹嗎？”
劉渠生喝道：“別嚷！坐下回答問題！”
可是，不管怎麼問，趙世驥都矢口否認他與洪彬結拜弟兄之事。這樣，就只好先把趙世驥就地看管起來。汪清德、劉渠生兩人商量下來，決定一面對趙世驥進行調查，一面查摸那兩個估計應該也是從事泥工職業的兇手。
劉渠生負責對趙世驥調查，先從區裡調取了履歷表。趙世驥是文盲，區裡決定讓其擔任鄉民兵隊長時要求他填寫履歷表，他是請區政府的文書代筆的。這份履歷裡看不出他有什麼歷史問題：1914年出生於儀襄鄉五牛莊，僱農成分；1934年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前往江西，兩年後逃離部隊，之後一直在武漢打工；抗戰勝利後回鄉，用打工攢下的錢買了兩畝田耕種謀生，農閒時做泥工，一直到解放。
劉渠生正對著這份履歷細細琢磨時，忽然傳來一個消息：抓住了一個姓鄒的泥瓦匠！
這個名叫鄒寶根的泥瓦匠說來還真很晦氣，他是在偵查員到他家裡去打聽其下落時忽然回家的。回家就回家吧，冷不防看見有公家人裝束的正在跟他老爹說話，不禁渾身一顫，竟然拔腿就逃。這樣，偵查員再不想動手也得行動了。被扭獲後，一個偵查員才發現這人曾經見過面的——那天前往菸紙店查看時，這傢伙正在化石灰啊！這樣，才明白他為何要拔腿就逃了。
鄒寶根的經驗沒有趙世驥老到，他到案後立刻作了交代，而且語速很快，以至於擔任記錄的那位偵查員不得不要求他稍稍說得慢些，好將供詞順利記錄下來。
根據鄒寶根的交代，專案組立刻去逮捕了另一個也在菸紙店曾經見過面的熟人孟慶生。孟慶生的交代也很利索。趙世驥在鄒、孟兩人的供詞夾攻下，不得不作了交代。
是日，1952年10月13日，這起被稱為“雙料專案”的特大案件終於徹底查清了——
趙世驥早年到武漢市裡打工的時候，就已經參加了“一貫道”，其入會引領人就是“大鼎昌”老闆仲以川。兩人關係甚為密切，趙世驥還時不時向仲以川請教武術，後者算是他的半個武功師傅。抗戰勝利後，趙世驥回鄉務農兼做泥工。這段時間，趙世驥仍熱衷於“一貫道”，倒並非信仰，而是想通過“一貫道”這座橋樑為自己謀取一個人生上升的空間。這點，跟仲以川可謂不謀而合。1948年春夏之交，仲以川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湖南“一貫道”內部發生分裂，有道徒宣佈與“一貫道”決裂，自己組織一個新的會道門，名謂“善福會”，不禁大感興趣，遂與趙世驥商量在武漢也發起組織“善福會”，以後形成氣候了，就可與“一貫道”分庭抗禮。趙世驥與之一拍即合，於是兩人就著手搞起來。可是，要想組建這樣一個組織是一樁難度極大的工程，兩人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要“理論”沒“理論”，所以，半年後趙世驥就心灰意冷不再想這事兒。而仲以川還是津津樂道，每次跟趙世驥見面的主要話題就是談他的建會理想，其實也不過是空想而已。這樣，趙世驥就漸漸對這個半師半友的油醬店老闆厭煩了，由減少接觸次數一直到不相往來。
解放後，政府取締反動會道門組織時，仲以川作為早幾年就已經公開反叛的“一貫道”骨幹分子成了一塊香餑餑，到處作報告搞現身說法。趙世驥得知後嗤之以鼻，只有他才知曉這其實是怎麼回事。仲以川偷聽敵臺，跟臺灣特務組織取得聯繫的情節，趙世驥起初並不知道，因為他已經跟仲以川斷了來往。8月中旬，仲以川忽然來儀襄鄉，出現在趙世驥面前。趙世驥大覺意外，連忙問對方有什麼事。仲以川見這個鄉民兵隊長公務繁忙，也就長話短說：“咱倆分手已久，老弟你可能已經忘記哥哥了，可我還是常常惦念著你的。我也留意著老弟的情況，知道你如今在共產黨手下混得還不錯，當了鄉民兵隊長，還加入了共產黨，屬於預備黨員了，呵呵，恭喜！恭喜！”
仲以川說到這裡，忽然話鋒一轉：“不過，我看共產黨的天下是坐不長的，聯合國軍出兵朝鮮已經一年多了，因此，我看老弟你還是適可而止，為自己留條後路吧。我不跟你多說，只是告訴你，我已經跟臺灣取得了聯繫，把我們當初組建的‘善福會’報告他們了，他們對此極感興趣，頗多鼓勵，不時在短波廣播裡呼叫呢。下一步，我準備跟他們取得實質性的聯繫。我已經搞了一份‘善福會’的名單，會長自然是我，你老弟呢，是唯一的副會長，成員呢，我已經把你手下的那些民兵都報上去了。你問名單是哪裡來的？呵呵，鄉政府牆上不是一個村一個村都貼出來過嘛，我已經不是第一次過來了……”
仲以川還要說下去時，被趙世驥一聲憤怒的咆哮打斷了：“滾！他媽的，你亂說些啥呀！”
仲以川哈哈大笑：“老弟啊，這件事你自己掂量吧，我不強迫你，你也彆強迫我。反正我要做的事，肯定要進行下去的，只怕到時候你還要再三道謝呢！如此，告辭了，後會有期！”說著，揚長而去。
趙世驥被仲以川的這次來訪整得心驚膽戰。解放後，他隱瞞歷史問題，偽裝積極，取得了組織的信任，不但混入了共產黨，而且還當上了半脫產的鄉幹部。照這條路順順當當走下去，以後的前途肯定不會差，吃皇糧當公家人是少不了的，甚至還有希望被提拔當官，這是何等輝煌的前程啊！而眼下仲以川卻要伸手拆臺，把他從光明大道上拉下來，打入地獄。趙世驥當然不幹，經過幾天的考慮，他決定將仲以川殺了滅口。
主意打定後，如何實施還是一個問題。趙世驥尋思先得穩住仲以川，於是就悄然進城拜訪了仲以川，佯稱經過考慮，願意繼續跟仲以川合作，一切都聽老哥的安排。仲以川哪知對方已打定主意要他性命，只道趙世驥權衡利害關係，已經想通了，甚是高興。趙世驥這次訪問“大鼎昌”，意外發現了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那就是隔壁貼著出租啟事的菸紙店。趙世驥的智商實在不低，他由菸紙店的那則啟事精心策劃了一個滅門方案。
之後，趙世驥就去找了他的結拜兄弟洪彬，指使其製造滅門案，並傾其所有拿出了五十五萬元鈔票作為作案經費。洪彬這人雖然精明過頭，但很講義氣，他認準的人就可以言聽計從。況且趙世驥還告訴他仲以川家頗有錢財，作案後概歸其所有。於是，他就答應下來，找了兩個鐵哥們兒鄒寶根、孟慶生作為幫手，許諾成功後所獲錢財均分。之後的事兒就歸洪彬進行了。前面說過，這人是做包工頭的，既熟悉市裡情況，又深諳社會行事道道，這種事兒雖然平生第一回做，可是有了趙世驥事先的策劃，他在這個框框裡足可充分自由發揮。很快他就假借“品味館”老闆薛明貴的名義向陳王氏租下了“大鼎昌”隔壁的房子，然後叫上兩個幫手假裝裝修。
一切都準備好後，洪彬、鄒寶根、孟慶生三人就決定於9月19日晚上下手，作案方式確是如同專案組勘查後所推斷的那樣進行的。將仲以川全家四口的屍體碎屍後埋在石灰池下面，是由趙世驥精心策劃的一個環節。因為他考慮到“大鼎昌”後面的那條小河是斷頭浜，拋屍後不久就會浮於水面。而他要給外界造成的錯覺是“仲以川舉家出走”——至於原因，那就不需要他解釋了，誰有興趣誰琢磨去吧，屍體一浮起來就露餡了。這樣，就只有碎屍後處理。河裡不能扔，只有往外面帶，然後扔掉，這樣容易引起鄰居的注意，須知“大鼎昌”只要半天不開門就會有人報告派出所的，哪裡還有往外攜帶屍塊的機會？所以，想來想去，只有先埋在石灰池下面再說了。
洪彬三人作案後，捲走了全部細軟，還從賬臺抽斗裡找到了那份“善福會”的名單。這份名單交到了趙世驥手裡，趙世驥看了看，上面果然有他和儀襄鄉九百多名民兵的姓名，哪個村莊都寫得清清楚楚。趙世驥看過後，立刻燒燬了。
三兇手獲得的贓物，根據洪彬與趙世驥的約定，由洪彬處置，但趙世驥反覆叮囑洪彬，必須藏匿一段時間後方能銷贓，銷贓前必須徵求他的意見。趙世驥沒有料到洪彬答應得好好的，之後卻變卦了，才過了半個余月就銷贓了。那天，當偵查員來到鄉政府瞭解“麻臉男子”時，趙世驥就知道出事了。大驚之下，脫口而出說他認識洪彬。當晚前往河塘村捉拿洪彬未果，趙世驥借佈置全鄉抓捕洪彬的機會，去找了另兩名兇手鄒寶根、孟慶生，指使他們找到洪彬後將其灌醉推入河中溺斃，否則洪彬一旦被捕，你們兩人也難逃法網。那二位尋思反正已經殺過人了，此刻不對洪彬下手，準定在劫難逃；殺了洪彬，倒還有活命的可能，於是就答應了。他們是知道洪彬最近的落腳點的，就連夜過去，佯稱有事相商，將其誆至孝女莊外的土地廟喝酒，把洪彬灌醉後推入河中溺斃。
1953年元月23日，趙世驥、鄒寶根、孟慶生三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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