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黃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既創造了全球經濟增長的奇蹟，也是經濟轉型的經典案例。面對這個複雜的經濟改革，學者們“各取所需”總結出了截然不同的“成功經驗”，分別指向不同的未來前景。因此，如何正確地看待、總結和介紹中國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和教訓，使之對內有利於進一步深化改革，對外有利於進一步擴大開放，是事關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也是全球關注的大事。
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不同總結及其影響
對於四十年的中國經濟奇蹟，一種影響廣泛的觀點是強調中國經濟增長的特殊性，認為是“中國模式”創造了人類經濟增長的奇蹟，而對於“中國模式”特殊性的分析著眼點，則各有不同。
有人總結中國模式的特殊性在於政府的作用。其中，強調中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的既有傳統的計劃經濟派，更有90年代以來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信奉者；強調中央政府產業政策重要性的既包括80年代以來的傳統計劃經濟者，也包括最近幾年以林毅夫先生的新結構經濟學等其他學派；強調地方政府的作用如張五常先生，他認為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市、縣級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認為在把GDP作為主要政績指標的“競賽體制”裡，大部分地方官員都像企業家一樣努力，推動地方經濟發展，而一旦這種地方政府之間競賽機制被破壞，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會大為減弱。
還有很多學者如美國的文一教授則更多地從經濟史的角度，通過研究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條件，得出中國發生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時間裡用政府力量建立的各村的村隊企業、各城市的國有企業，正是這些工業化基礎為改革開放後的工業革命做好了產品、技術和其他要素的準備，而且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又在創造和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還有些國內外學者比較重視中國文化的重要性，認為是中國人儲蓄習慣、中國人的勤勞工作作風，以及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企業家，才是造成中國增長奇蹟的主要因素。
也有學者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張維迎教授。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是基於市場的力量、企業家精神，還利用了西方發達國家過去三百年間所積累的技術。
張維迎教授的解釋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令人信服，因為如果中國模式真的沒有任何特殊性，沒有任何值得總結的經驗，那麼同樣擁有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技術沉澱，為什麼增長的奇蹟沒有在印度、俄羅斯、非洲等國家發生，而獨自在中國發生？
顯然，中國模式派也許過分重視增長的條件，因而忽視了經濟增長的本質；張維迎教授則過分強調了增長的本質，因而忽視了增長條件的重要意義。為了正確地研究和總結中國經濟增長奇蹟和轉型的成功經驗，最好從增長的條件和增長的本質兩個方面分別進行分析，才能客觀全面總結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和教訓，使之對內有利於深化改革，對外有利於擴大開放。
改革開放如何解放思想並創造了經濟增長的條件
中國黃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開始的，是從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開始的。每個改革措施，放在四十年以後的今天看來，彷彿都是自然而然的正確選擇，都可以作為增長的條件和成功經驗來總結介紹，但是當初這些改革措施哪一個不是在激烈的爭議和分歧中破冰而行？
比如，1978年從安徽小崗村開始的“包田到戶”，當初是很多人冒著風險推動的改革，即便後來得到中央的肯定，成為全國推廣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仍然還有很多保守力量想不通。直到這種個體生產方式在實踐中迅速解決了農村溫飽問題，並且承包制在鄉鎮企業和城鎮經濟推廣中也獲得良好的實踐效果，“萬元戶”越來越多，類似個體經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提法，才逐步被接受。
又比如，在1984以後在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由高尚全先生等人小心謹慎地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是一個巨大的思想和觀念上的突破，比之後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認知背景不同——在之後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雖然總體是按照市場經濟的方向改革，但是實踐中究竟是“市場發揮作用多一點，還是政府的調控多一些”這樣的爭論從沒停止過。
再比如1986年吳敬璉先生和厲以寧先生關於價格改革和企業所有制改制的順序之爭，以及80年代的價格改革“放”和“調”的爭論以及雙軌制的提出，從1987年價格闖關失敗，到90年代初放開糧食價格，逐步放開生活資料價格、生產資料的價格，到建立和健全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等生產要素市場，直到現在涉及到就業與戶籍制度、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的關係、土地產權、知識產權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種種不同的認識，影響相關領域的市場化改革。
當然，在思想觀念上衝突最激烈領域還是所有制方面的認識，主要是伴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和國有經濟的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的一些問題，每個階段都有改革力量和保守思想的認識分歧。從90年代後期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改制過程中的職工下崗、轉崗的壓力逐步化解，到近幾年民營企業發展遇到的困難，可以說，我們在這一領域的思想解放和理論認識上的突破還沒有完成。民營經濟和私有財產的法律地位是明確的，中央文件也在不遺餘力地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但是我們也要深入分析民營企業普遍反映的原材料成本、地租成本、環保成本、稅費成本、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等等問題的原因。民營企業為中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可是一個時期以來在新增貸款總額中，國有企業佔了70%，而民營企業卻只佔了30%。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到底是哪些環節和機制阻礙了民營企業在獲取資金、土地、勞動（戶籍指標）、原材料、市場準入和產能配額等資源中的公平和效率原則呢？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在涉及到國有企業的定位上，原國務院研究室司長陳文玲近期撰文指出，“當前對國有經濟認識誤區之一就是認為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化身或者說是國家的代表，認為國有企業才是執政的基礎……在對國有企業的管理上，國有企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太濃，社會責任太重，應該給國企摘帽，使之像民營企業一樣參與市場競爭。”顯然，不解決這些認識上的問題，在保守思想的影響下，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會受到制約。
在對外開放方面，深圳特區的成功和作為改革開放試驗田對整個中國改革的積極影響，加入WTO後全球市場對中國經濟的需求拉動，都為中國創造了的經濟增長的條件。如今，面臨著來自外部的貿易摩擦等新挑戰，我們要繼續堅定改革開放的路線，向著先進生產力、向市場經濟開放的方向和進程努力。
此外，還有90年代“按勞分配與按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爭議，中央地方財政分權改革，政企分開到黨政分工的不同階段探索，建立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探索……改革開放在一如既往地向前推進，在這過程的每個階段，每個問題上的實踐中，改革力量與保守傾向之間都存在認識的分歧，解放思想永遠在路上。
改革開放行進40年，歷史節點，我們更應該認真研究、重新梳理4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如何一步步創造了經濟增長的條件，爭取在理念和理論認識上面有新的重大突破，才能在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實踐中有更大的成果！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不能說沒有形成中國模式，問題是如何總結中國模式。從計劃和市場的關係來看，為中國模式創造的增長條件並非逐漸退出的調控和干預措施，而是從價格逐步放開到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從所有制和產權方面的條件來看，經濟持續增長的條件是民營企業的不斷髮展壯大，以及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帶來的活力增加；從營商環境條件上，是地方官員與經濟建設指標直接或間接的相關的競爭機制；從外部條件來看，是吸引外資、引進國外技術、不斷深度融入世界市場。
因此，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模式的確有很多的成功經驗值得總結，所有這些成功經驗的共同點都是“放”而不是“收”：從計劃和市場來看，就是要更多發揮市場的作用，促進競爭，減少各種管制和行政干預和壟斷；從中央和地方關係來看，就是想辦法多放權給地方、多激發地方的積極性；從國企和民企的關係方面，就是要多激發民企的活力、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同時給國有企業以更好的激勵機制；從對外開放方面，則應該進一步擴大與先進和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
中國經濟增長的本質和供給側改革的初心
不管是什麼樣的背景孵化了增長的條件，也不管是什麼的條件開啟了增長過程，經濟增長的本質都是資本投入、勞動投入、技術投入和管理組織所產生的經濟成果。
經濟增長的本質，用新古典經濟學增長模型表示，Y=AF(K，L)，其中，Y是潛在GDP，A是技術水平，K和L分別為資本和勞動，F則代表資本和勞動的組織方式。也就說經濟增長的本質要麼是資本K和勞動L的投入增加，要麼是技術進步A和社會組織方式F變化所致。
用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經濟增長的本質就是供給側的五大要素的各種組合，具體包括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資本與金融、技術創新、制度和管理。短期靜態來看，是三大生產要素的變化，土地與資源、人口與勞動、資本與金融；長期看則技術進步、制度分工變遷都是財富增長的源泉。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把生產要素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叫做“庫茲涅茲增長”，把制度進步與社會分工變化所帶來的增長叫做“斯密增長”，把創新帶來的增長叫做“熊彼特增長”。
比如，中國1980年代的經濟增長主要就是因為生產組織方式和社會分工變化帶來“斯密增長”。以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例，在短期內，其實農業的土地要素，人口要素，技術要素都沒變，就是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和社會分工的變化，中國糧食產量就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國1980年代的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改革探索，以及全國統一產品市場的形成，它改變的既是微觀的企業組織模式，也是宏觀的社會分工，這就是“斯密增長”。
1990年代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比如1990年代以後中國大量勞動的投入，大量土地和資源的投入，大量的資本投入，都可以歸納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就是“庫茲涅茨增長”。
當然，真正決定未來增長潛力的還是以“破壞性創造”和創新為特徵的“熊彼特增長”。其實三次工業革命的本質就是“創新”拓展了人類財富的源泉，並改變了傳統農業用動植物繁殖和生長規律財富創造的方式。那麼，發達國家基本完成工業革命之後的增長動力又來自哪裡呢？來自知識產業、文化娛樂產業、信息產業、金融產業、高端服務業等在內的軟產業以及高端製造、智能製造、品牌製造等軟性製造業——其價值的源泉是人的創造性思維，擺脫了地球自然資源的限制，滿足的也不再是人們的基本物質需要，而是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比如，在喬布斯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喬布斯重新發明了手機，新供給創造了新的需求，然後我們就再也離不開它，潛在GDP的邊界就被拓寬了。其實，不止蘋果手機，十年前我們也不需要騰訊微信，十年後我們也不知道還有什麼新供給創和新的需求，只有這種具體的產品或服務被創造出來之後，才會有新的經濟增長。從這個角度講，未來經濟增長的本質，就是新的技術，新的產品，新的商業模式不斷的出現，不斷擴展財富源泉，滿足人們之前不能滿足的需求。
從上述經濟增長的本質分析，很多所謂中國模式所概括和描述的只是經濟增長的條件，而站在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背後的本質因素，還是中國豐富的人口和勞動的供給、豐厚儲蓄資本供給、三百年工業革命的技術供給、土地和資源供給、現代管理和制度供給，以及未來創新能力。中國經濟的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增長，的確得益於吸收了西方文明的成果，中國經濟未來能否行穩致遠，就看能否為人類文明做出我們自己的貢獻。
正是從這個增長的本質意義上，要保持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就必須保持上述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潛力，因此就要改革人口、戶籍、教育等政策以保持人才和勞動力的供給優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降低土地和資源成本，提高土地和資源的供給效率；深化金融改革，降低資金供給成本，提高資金供給效率；深化技術創新體制改革，保持技術供給優勢；同時推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管理和分工的效率，此外還應該減稅以降低供給成本，放松管制以減少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約束，全面鼓勵創新，鼓勵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並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就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呼籲“供給側改革”的初心和緣起。
結語
行文至此，正值安倍訪華，中日友好。想到今年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也是日本明治維新150年。明治維新，讓日本一步一步變為富庶文明的國家；改革開放，則讓中國走上了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現代進程。
日本的明治維新始於1868年，在長達150年的時間裡，除了發起侵略戰爭，日本幾乎把握了每一個關鍵步驟的戰略機遇，一步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僅吸收了先進的西方文明，也很好地繼承和發展了來自中國的儒家和佛教等傳統文化，社會穩定而有序，國民心態成熟而不浮躁，進入21世紀以來已經連續獲得18個諾貝爾獎。
相比之下，中國雖然同時期開始“洋務運動”，但是近代歷史卻連年戰亂、人民多災多難，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二戰以後，日本經濟再次乘上高速發展的快車，而我們又錯失了30多年的發展機遇。直到40年前開啟改革開放的偉大曆程，才終於沒有錯過，如今我們與日本的差距仍然不止一朝一夕。
40年，對一代人來說不算短，對一個國家發展來說則不算長。
持續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不僅是解放生產力的要求，也是順乎民心民意、合乎人性和歷史潮流之舉，是每一箇中國人的熱切期盼。
綠葉無悔，撲向大地/江河無悔，奔向海洋/萬物無悔，追尋著太陽……
每一箇中國人都應該投身改革開放大潮，為推動改革開放做出自己的貢獻，願我中華早日成為富強、文明、受人尊敬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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