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貝兒》
早在幾個月前，這張海報就刷爆了朋友圈。
在第43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公佈的片單中，多部華語片入圍並展映，包括：
張藝謀的《影》、姜文的《邪不壓正》、賈樟柯的《江湖兒女》、畢贛的《地球最後的夜晚》，以及這部劉傑的《寶貝兒》。
相比前面幾個大名，導演劉傑和《寶貝兒》的知名度都要低得多；
但影片卻在首次展映後，收穫了來自《綜藝》、《寬銀幕》、《好萊塢報道者》等多家國外權威媒體的好評——
爛番茄零差評，新鮮度高達100%。
不久後，該片又入圍了國際五大A類電影節之一的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成為本屆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獨苗。
與此同時，還提名了第2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首映單元的最受歡迎影片。
影片聚焦了一個特殊群體，先天無肛患者。
「無肛症」，顧名思義，就是肛門直腸末端閉合或異位，中醫學名肛門閉鎖症，是新生兒中比較常見的先天性疾病。
由於無法正常排洩，患有無肛症的孩子往往要遭受巨大的痛苦，不僅嚴重影響發育，而且即使飢餓也不能過多進食。
手術是唯一的治療方法，但多次手術所需要的鉅額費用，卻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擔的；
且不說手術過程存在很大風險，即使救治成功，也可能留下智力缺陷或其他後遺症。
楊冪飾演的江萌，就因為患有此病，而被親生父母拋棄，淪為孤兒。
幸運的是，她被福利院成功救治，之後得以在寄養家庭中健康長大。
大家知道，為了避免沉重的經濟負擔，很少有家庭願意收養殘疾兒童；對此，政府出臺了針對殘疾兒童的特殊寄養政策。
由國家補貼寄養家庭一定費用，支持寄養家庭把孩子撫養到18歲，之後雙方可以自願解除親屬關係。
然而，江萌長到18歲後，卻不願意與日漸親密的母親分離，此時便有兩條路擺在她的面前：
要麼，接受福利院提供的基礎工作，並讓年邁的母親住進養老院。
要麼，自力更生到城裡賺更多的錢，再把母親從養老院裡接回家。
為了讓母親安享晚年，也為了證明自己能夠獨立，江萌堅決地選擇了後者，通過自己的能力討生活。
但殘疾人在這個社會終究是弱勢群體。
江萌的好朋友，李鴻其飾演的啞巴小軍，建議她辦理殘疾證，一邊領取殘疾人補助，一邊在他的店裡打工。
這個提議，卻被江萌一口回絕。
她堅持不辦理殘疾證，也堅持不接受朋友的接濟，因為她相信自己是健康的，並以此作為活著的信念。
不久後，她成功被一家醫院聘為清潔工。
在工作的時候，江萌遇到了一個與她患有同樣病症的殘疾兒童。
孩子的父親，是郭京飛飾演的徐先生。
徐先生深知，孩子可能會在救治的過程中身亡，也可能在治療成功後，留下智力缺陷和其他後遺症，永遠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對孩子而言，此生註定坎坷；對徐先生而言，高昂的治療費用也許會拖垮整個家庭。
可江萌卻想救活這個孩子，難道缺陷兒就沒有活下去的權利嗎？
冒著拐賣兒童罪10年有期徒刑的風險，江萌決定悄悄把孩子偷走。
一場驚心動魄的嬰兒盜竊案上演了...
先來聊聊大家最關心的，第一次出演文藝片的楊冪，究竟表現如何？
平心而論四個字，可圈可點。
在江萌身上，你可以看到《秋菊打官司》和《我不是潘金蓮》中的那股犟勁，可以不顧一切地守護心中的信念。
影片中給她最多的鏡頭就是在不斷奔走，在不屈服於命運的堅韌中拼命掙扎。
有人說，這是楊冪的演技顛覆之作。
若說顛覆，鏡頭中這個蓬頭垢面的鄉下女人，確實顛覆了楊冪以往的形象；
但顛覆得還不夠徹底，不論是臺詞功力還是情緒的表達都仍欠火候，有時不免讓人出戏。
相比之下，兩位男演員的表演更加亮眼。
郭京飛飾演的父親，把身為人父的焦灼和愧疚演繹得入木三分，尤其是那場爆發的哭戲，瞬間將觀眾拉到情境中去。
幾乎一個人承包了全片的淚點。
你們口口聲聲說要拯救這個小孩。
你們想過他以後嗎？
他沒有以後了。
你這是在往我傷口上撒鹽啊你要曉得！
更讓人驚喜的是李鴻其。
他飾演的啞巴小軍，全片沒有一句臺詞，全靠肢體動作（手語）和表情，極為細膩地表達出人物的喜怒哀樂，眼神中全是戲。
之前，他曾憑藉《醉·生夢死》獲得金馬獎最佳新人獎，以及臺北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
而在畢贛新片《地球最後的夜晚》中，他也擔任了主演之一，到時大家可以重點期待一下這個90後實力派！
這已經是侯孝賢第二次監製劉傑的電影了。
很多人知道劉傑是因為董子健主演的校園電影《青春派》，侯導不僅擔任監製，還親自出鏡客串。
而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劉傑也是聯合制片人。
劉傑最早是拍文藝片出身，因為被《黃土地》驚豔到而追隨張藝謀，懷抱著一腔熱血報考了北影的攝影系。
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冬春的日子》都是由他掌鏡；
之後自己當導演，從《馬背上的法庭》到《透析》再到《碧羅雪山》，沒拍過一部爛片。
而這部《寶貝兒》則是迴歸了他最擅長的情與法的主題。
同樣是「失孤」題材的電影，陳可辛的《親愛的》和呂樂的《找到你》，強烈的煽情段落都會讓人抑制不住地流眼淚；
《寶貝兒》的觀感卻不同，讓人想哭，卻又哭不出來。整部電影瀰漫著壓抑的感覺，始終找不到情緒的出口。
作為一部紀實風格的文藝片，《寶貝兒》去除了商業化的戲劇性處理，不渲染苦難，不預設立場。
單純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提出疑問：
有缺陷的孩子，有沒有活下來的權利？
作為父母，有沒有權利決定孩子的生死？
法制外的善良，是正義還是邪惡？
作為執法者，又應該支持哪一方？
電影只是問題的提出者，而不是問題的解決者。
導演劉傑說：
當我去調研、採訪、尋找答案的時候，我發現我找不到，所以我把我的困惑拍成了電影。
他把問題拋給了觀眾。
但這些問題在現實中本身就是無解的。到頭來你會發現，沒有對錯之分，只是角度不同，人生不是是非題，而是選擇題。
可怕的是，有時候無論你怎麼選，結果都是錯的，生命依然不可挽留地逝去，人們終究無能為力，讓悲劇不斷上演。
這就是赤裸裸的現實。
就像青峰在影片的主題曲歌詞中，引用了《海邊的卡夫卡》中的一句話——
幸福是寓言，不幸是故事。
更多不幸的故事，正在現實中上演。
電影結束後，銀幕上出現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
全國每年有100萬的缺陷患兒誕生。
網絡上查到這樣一組數據：
據統計，我國出生缺陷發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數約100萬例；平均每半分鐘就有一個出生缺陷兒降生；出生缺陷兒中約有30%在五歲前死亡，40%為終身殘疾；因病致貧返貧比例多年居高不下，目前高達44%。
如何拯救缺陷患兒，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難題。
一方面，我們要降低出生缺陷率，這就涉及到環境汙染、孕齡水平、基因環境交互作用、婚孕前檢查率低等等各種影響因素；
另一方面，我們應當提高對缺陷患者的社會保障，這又會牽扯到醫療體系的健全、醫保制度的完善、社會補助的落實等等現實問題。
社會和個體都希望能盡最大努力去推動問題的解決，但現實往往力不從心、讓人無奈。
就說一個最直觀的現象，中國目前有超8千萬的殘疾人，佔據了總人口的近1/15，但我們在大街上卻鮮少看到殘疾人的身影；
但在美國或其他西方發達城市，街頭則時常能見到殘疾人出行。
不是因為他們殘疾人的比例高，而是整個社會對殘疾人更包容也更體諒，完善的公共設施和社會保障能夠儘可能地減少他們的生活成本和生存壓力。
而我們身邊所謂的「無障礙設施」，更多時候只不過是說出去都令人恥笑的形式罷了。
「拒絕歧視」這四個字，在國家和社會的冷漠和無視中，淪為一句乾癟空洞的口號。
影片開始，江萌拒絕辦理殘疾證，認為自己可以過上普通人的生活。
影片結束，江萌獨自去辦理殘疾證，彷彿是對殘酷現實的委婉妥協。
從這個角度去看，這部電影呈現的是一種悲觀的態度。
更悲觀的是，導演道出了對普通民眾思辨力的不信任。
電影中有一幕印象深刻：
在徐先生決定放棄治療後，福利院從業人員不理解也不勸說，而是劈頭蓋臉大加指責，將這一行為上升到謀殺親兒的高度，發動社會輿論譴責他。
不出幾日，徐先生的家門口被潑滿了油漆，鮮紅刺眼的三個大字，殺人犯。
可徐先生的出發點何嘗不是為孩子好？世人又有什麼理由和資格去批判一個承受最多痛苦的父親。
人們舉起道德的大刀，卻成了劊子手的一員，究竟是缺陷患兒病了，還是我們病了？
電影結束，燈光亮起，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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