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這兩年因為網絡訪談節目《十三邀》火了一把。我看過他大部分訪談，但是每次看的時候都有種提心吊膽的感覺。他真的是在尬聊，每個問題好像都是即興發揮的，他不屑於做那種寫在紙上的提綱和準備工作。現場聊的時候，你完全不知道他會用什麼樣的方式發問，也不知道他的思維跳躍到什麼問題上，有時候他會讀一個問題窮追不捨，有時候他會問讓嘉賓感覺尷尬的問題，有時候你會忍不住想，這個傢伙，是不是在調戲女嘉賓？
但是，看訪談視頻的時候是一回事，當把視頻中的內容轉換成文字的時候，給人的印象全部變了。我說的是近期的一本書叫《偏見》，這本書是《十三邀》部分訪談嘉賓的文字實錄。談話落在了紙上，你就會忽略掉訪談者雙方的那些沒有必要的表情和停頓，許知遠的尬聊就變成了知識分子式的追問。
這大概也是我們對許知遠的認知差異。在我的印象中，許知遠還是傳統型的知識人，這個人開著一家單向街書店，主辦過報紙，主持單讀和東方歷史評論，還擔任著許多叢書的主編，好像近期還正在寫作一本近代人物的傳記——現在，又多了一個身份，一個網絡訪談節目的主持人。從任何一方面看，許知遠都是傳統型的知識分子，但是這個時代瞬息萬變，知識付費的潮流興起，傳統型的知識人都面臨著一種生存焦慮症，找不到真正的出口：一方面覺得知識不該如此被賤賣，他們放不下身段去委身於這股不明不白的商業浪潮；另外，他們似乎也感覺到了，傳統型的讀書人在這種新媒體環境下，需要轉型，需要適應新的環境，他們需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讀書再也不是那種孤芳自賞的時代了，你的知識需要轉化成生產力，轉換成資本。
大概就是這種矛盾的心態，催生了許知遠的《十三邀》，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他就像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走在大街上，抓住人就不停地追問，你焦慮嗎，你幸福嗎，你的理想呢。有時候別人會不耐煩地懟回去，他也不生氣，繼續找人追著問。當然，許知遠的訪談中，大都是社會名人，不是大街上隨便拉過來的，他也毫不介意自己的功利性，之所以這樣選擇，“不僅因為他們有豐富的故事可供講述，也源於他們可能帶來的影響力，我多少期待藉助這種影響力，能對知識分子日漸邊緣的趨勢做出某種報復”。
估計你也注意到了，他用了“報復”這個詞彙。知識分子趨於邊緣化大概是所有時代的特徵，左右歷史發展，世界格局變化，國家變革的從來都沒有知識分子的份兒，知識分子最大的作用是鼓吹或抗議，是出謀劃策的謀士，或者不合時宜的牛虻，這樣的人群從來都是邊緣化的，這種報復又有何用？大概，他覺得知識分子在我們這個時代裡不被重視，或者被商人玩弄於鼓掌，或被大眾嘲諷為公知，或被譏諷為固守書齋的書呆子，與現實生活脫節太久了。從這個意義上，倒是能理解許知遠為何要在訪談中“尬聊”了。
比如，《偏見》中第一章就是跟羅輯思維的創始人羅振宇的對談。我相信這本書把這篇放在第一位是故意為之的。這篇對談的重要性體現在許知遠與羅振宇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人在當今知識付費大潮之下的不同立場。這裡面有個小插曲很值得提一下，在視頻對談中，羅振宇提到過他當年在在央視工作的時候，曾經邀請過一些專家學者來去做策劃，所謂策劃，其實就找一般人來順便談，做個頭腦風暴，看看能不能激發出新的創意，邀請的嘉賓中就有許知遠。還說當時給了天價策劃費，每人一千元。但是請許知遠去做策劃的這個段子在文字版中被刪除了。這個段子倒不是什麼敏感部分，我只是對其中彰顯出來的微妙的地位變化感興趣。當年的羅振宇不名一文，伺候許知遠這些專家學者畢恭畢敬，但是自從羅輯思維成為知識付費大潮中的領頭羊之後，許知遠反而要來“請教”他，這其中總有幾分志得意滿的樣子。所以，我們能看到在羅振宇在言談舉止上的那種文化自信，他揮灑如意地旁徵博引，想證明自己是個成功的文化商人，是把知識推上了文化生產線的領頭羊，是第一批靠知識致富的文化資本家，是對著那種傳統文化精英唱輓歌的人——許知遠就是其中的代表。
知識分子的自嘲在許知遠身上得到了完美展現。也許他做好了心理準備，他知道去採訪羅振宇、馬東、蔡瀾、馮小剛這樣的成功人士會受懟，但是他同樣做好了一種心理建設，那就是這些表面光鮮，一心想著掙錢，高票房，吃喝玩樂，玩世不恭的人心目中一定有著未曾丟失的理想，而他的作用就是激發出他們內心深處的精英意識，激發出他們身上的那種傳統知識分子的感召力。
但是，有幾位名人認同他的這種情懷呢？這個時代中，娛樂已經是最高的意識形態，我們被各種粗淺的信息洗腦，就連知識這種與娛樂最不相關的文化形式，也需要用娛樂的方式表達出來，才會有人去閱讀和體驗。沒有人在乎過程的意義，我們一眼就看到了人生的底，那就是我要不擇手段地成功。成功是話語權，是引發別人關注的最好形式。所以，許知遠的訪談才變成了尬聊，因為你永遠都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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