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20世紀丨書評

編者按：《事實改變之後》是託尼·朱特的最後一本文集，由他的遺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並作序出版。作為當代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託尼·朱特的公共寫作始終圍繞著20世紀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及知識分子在其中的責任，這本文集也不例外。

這些由朱特寫就的書籍同樣也關於我們這個時代。在《事實改變之後》一書中，朱特論及了戰後國際秩序的瓦解、“超級資本主義”對美國政治和公共生活的侵蝕，這使他對未來政治發展的方向感到擔憂和沮喪。那些執政者和知識分子似乎遺忘了人類曾集體遭受苦難的20世紀，相似的敵對、仇恨、區分論調又開始出現。

朱特由此指出了這個時代在對歷史的繼承上常見的兩種態度：一則是後現代流行的解構概念導致了一種傳統的歷史教學方式的消失——經由解構的歷史碎片不能構成一個將我們所有人聯合在一起的共同的歷史；另一則是對於歷史有目的地利用與扭曲。官方的紀念活動傾向於包裝和美化歷史，或只是選擇一些痛苦進行回憶——因為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與之前不同的、更好的時代。

令人唏噓的是，縱觀當下，朱特對未來的憂思都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應驗。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重木為《事實改變之後》撰寫的一篇書評。作者認為，朱特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從20世紀的經驗和教訓中尋找思想資源，以期能建構出一個有別於糟糕當下的更好的生活方式。他的思考路徑、道德理念對我們，甚至對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類處境都至關重要。

被遺忘的20世紀

前幾年，我看納丁.戈迪默的小說集《貝多芬是1/16黑人》，其中有一篇叫《夢會亡友》，講述的是作者自己在夢中與那些年去世的幾位老友相會。其中我熟悉的有蘇珊.桑塔格（1933-2004）與愛德華.薩義德（1935-2003）。如今，寫這篇小說的戈迪默（1923-2014）亦去世了。而無論是桑塔格、薩義德還是本文將討論的託尼.朱特（1948-2010），他們都死於病魔之手，無奈卻令人無比遺憾（桑塔格71歲，薩義德68歲，朱特62歲）。就如有文章指出，隨著桑塔格的離世，曾經令人敬仰的紐約知識分子傳統也就此消逝。

而就我個人而言，這三位無論在智識還是個人品格與精神上都給予我重要支持的學者的逝世，也直接導致對於這個混亂世界的認識與理解變得再次模糊與迷惘。就如戈迪默在那篇小說最後說的：一切都太遲了，他們不會來了。隨著這一代人中的思考者去世，我們開始按照他們所留下的遺產去學習認識與理解這個世界，學習我們的過去，從中塑造我們應該所努力的未來。這或許是對於仰慕者的最好紀念。

由朱特遺孀珍妮弗.霍曼斯女士所編的這部文集（《當事實改變》，以下只標頁碼），收錄了朱特生前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講稿，其中大都是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書評。但不同於國內的書評，朱特通過評論一部（或幾部）著作來集中討論一個主題，涉及過去的歷史與當下的社會政治。這些書評更像是一種“借他人的鍋，下自己的面”，圍繞所評論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些論據與結論展開討論。

對此朱特的一支筆嚴厲而溫情，毫不妥協地指出一些書中觀點的錯誤和荒謬，並且直接批評一些作者的不誠實與偏見。在《罪過與過失》一文中，朱特不僅批評了廣受讚譽的《歐洲史》作者諾曼.戴維斯所犯下的種種膚淺之錯，也批判了眾多書評者對此的忽視和奉承，直指英國“新引進的集中式的學術評價體系”（頁069）對書評文章犀利性的傷害，而導致其產生一系列彼此吹捧的陳詞濫調文章。

也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朱特的認真和正氣。他毫不避諱地說出自己的意見，直面問題與可能引起的衝突。在他評論巴以問題的文章中，這一點表現的更為明顯。在霍曼斯女士所寫的序言中，她指出朱特雖然沒有自己的英雄，“但許多已經故去的人一直陪伴著他，其中有他認識的人，也有他只在書裡認識的人”。（頁011）在這其中，“託尼親近的人是加繆和奧威爾”（頁012）。而收在第三部分的第一章便是《論》。也正是在這篇他為加繆新的英文版《鼠疫》所寫的序言中，朱特稱讚了加繆於這部小說中所展現出的道德主義。

我們可以把這篇文章看作朱特某種程度上的夫子自道，即通過對於加繆《鼠疫》的討論，朱特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一點，在接受2007年漢娜.阿倫特獎的那篇演講稿中也有所表現。在這裡，朱特通過對阿倫特優秀品質的讚美來進行自我認同：“直面讓人痛苦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法；不符合官方觀點；不但在她的批評者中間也在朋友間激起論戰；最重要的是，她會挑戰被人們廣泛接受的觀念，讓人們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些觀點。”（頁146）而這些也不正是朱特於這部文集中的許多文章中所展現出的寶貴品質嗎？

這一點尤其表現在第二與第三部分。這兩部分的書評和文章都直接涉及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從巴以衝突到“9.11”之後的美國反恐戰爭。在此，朱特表現出了上面他所稱讚阿倫特的那些優秀品質。在巴以問題上，他毫不妥協的批評以色列政府以及其領導人的殖民、暴力、惡毒和愚昧。並且在這個糾纏了近半個世紀的問題上，始終能腳踏實地，而不為妄想所迷惑。就如霍曼斯女士所言，朱特是“一個頭腦清晰，相信事實、時間、數據的現實主義者，也是一個追求過上一種良善生活，不只為自己也為社會而生活的理想主義者。”（頁005）一方面他能夠立足現實，討論真實的問題，尋求合適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他也不停地從過去的教訓中尋找歷史與經驗，以期能建構出一個有別於糟糕當下的更好的生活方式。無論是巴以所糾纏的建國方案，還是小布什政府在反恐戰爭的大旗下所產生的一系列嚴重反智行為對於共和國所造成的傷害。

託尼.朱特（1948-2010），被稱為當代“西方最好的左派公共知識分子”（圖源豆瓣讀書）

霍曼斯女士把這部文集命名為“當事實改變之後”，據說它來自凱恩斯的一句話（即“當事實改變之後，我的想法也隨之改變。您呢？”（頁005））朱特在他的幾篇文章中也提到這個小故事。隨著事實的改變而相應的改變自身的觀點和立場，這本應該是最基礎的常識，但也正是這一關於“隨事實改變而轉變”的行為卻在20世紀有著十分艱難且複雜的歷史。在那個一切以意識形態為先鋒的年代，人們畫地為牢，把自己束縛其中，而導致眾多荒謬決定被作出，背德者產生以及——最嚴重的——對於獨裁者、政府以及國家暴力的忽視，甚至是對其的維護與辯解。但朱特並非這樣的人，他“不會執著於自己的想法，或者執著於它的語言。當事實改變之後，當別人提出一個更好的、更有說服力的觀點，他就會改變主意，然後繼續前進。”（頁006）也正是因為能夠做到這一點，或許才能使得眾多知識分子走出自己為自己打造的黃金大牢，看清現實與變化，而不至於被自身的驕傲和狂妄所矇蔽。

朱特能做到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他所十分讚賞的經濟學家凱恩斯那裡找到一些線索。在他生前最後一場公開演講（《社會民主主義的生與死》）中，他指出凱恩斯對於經濟理論的貢獻之實質“就在於他對不確定性的堅持：與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許多自信的妙方大不相同，

在朱特關於巴以建國方案的討論中，他從曾經提倡“兩國方案”轉而支持“一國方案”，原因很簡單：因為事實已經改變，再堅持曾經的解決方案對解決現實的問題沒有任何益處。朱特批評那些忽略現實變化而一味紙上談兵的學者，因為正是這些頑固使得討論越來越模糊而雜亂，最終除了增添了一些文獻資料外，並未對尋求現實的解決方案起到作用。

促成朱特這一觀點的另一個原因我們或許可以從他對於20世紀曆史的重視與反覆提及中尋找。在這分為五部的文章中，從1989年的歐洲革命到“9.11”時代的美國，關於當下但卻又無處不顯露著對於剛剛過去（收錄的文章大都完成於21世紀的前十年中）的20世紀的頻頻回首。而朱特在涉及當下的第二第三兩部分的多篇文章中，更是直接指出，正是當下政府執政者與人們（尤其是以色列與美國）對於20世紀教訓的不同記憶（與歐洲相比。頁302）和遺忘，才使得所作的選擇越來越壞，不僅導致一個時代走下坡路，也讓美國陷入衰落。

在這些博學的批評文章中，我們再次看到那個寫出多卷本《戰後歐洲史》的朱特。他以自己淵博的歷史知識與思考，指出上從小布什政府，下到美國學界中眾多知識分子在為了維護他們不正義戰爭和行為時所說的謊言、扭曲的歷史以及對於其他國家的種種偏見。從美國學者攻擊聯合國（《聯合國已窮途末路了嗎？》），到小布什政府指責法國為“舊歐洲”帝國主義（《海外的反美國主義》），朱特一一以史實對其進行駁斥和批評，並指出這些無能平庸的執政者不僅未能從過去的歷史中學到教訓，反而破壞了戰後一代政治家所努力建構的藍圖，導致整個局面每況愈下。

萊澤克·科拉科夫斯基，波蘭籍著名哲學家，代表作有《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與《經受無窮拷問的現代性》等。託尼.朱特稱其為自己的精神導師之一。（圖源網絡）

當我於前些年讀完朱特的《戰後歐洲史》時，我最大的感受便是這是一部有如孔子作《春秋》般的史書。通過它們，朱特揭露了上到國家政府與獨裁者的狡詐、偽善的勾當和暴虐，下到官員以及知識分子囿於意識形態所造成的背叛……後世評價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在我看來，朱特的這部史書同樣如此。其中有一個小例子我印象深刻，是關於英國政府的自私，在東歐動盪以及其後的薩拉熱窩戰爭中，英國政府對於難民的冷漠。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在官方的掩蓋和粉飾中原本應該消匿，但朱特記下這些，以告訴讀者，這些事情曾經發生過，如果不對此進行預防，這樣的事情將會再次發生。這幾年的西方難民問題，不是再次重蹈覆轍？

朱特說：“放棄一個世紀的努力是對我們前人的背叛，也是對後人的背叛。”（頁367）但遺忘似乎是掌握權力者們最友善的朋友，或者我們可以說，它是權力得以突破界限而必然所造成的不幸。

首先是隨著研究歷史範式的轉變而產生的一系列新的規範，如後現代中常見的解構、發明、建構這些概念。在評論兩部關於東歐史的著作一文（《自由與弗裡多尼亞共和國》）中，朱特批評後現代這些概念的肆虐對於史學書寫的影響，尤其是這些解構最終導致一種傳統的歷史教學方式的消失。這種傳統的歷史教學“通過參照過去賦予當下以意義：今天的人名、地名、銘文、思想和典故都可以裝入我們記憶裡對昨日的敘事中。”（頁298）這樣一種傳統敘事能夠形成一個“能將我們聯合在一起的共同的歷史”（頁298），而那些被解構的碎片化拼接“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的世界變成了許多個世界且每個世界都在迅速發展著，我們每個人與同時代人之間的共同點越來越少，與先輩的世界之間的共同點就更不要說了。”（頁299）

正是這種碎片化的分離，讓朱特憂心忡忡，因為“它對未來的民主治理的影響令人擔憂”。（頁299）而關於“想象、發明、發現、建構、佔有或東方化的結果”也就會掩蓋一個真實地點和生活在其上的人們的真實生活，因為——朱特強調——“這本身就是一個事實。”（頁117）

對於20世紀曆史研究與運用中的另一個問題便是對於歷史的有目的性利用與扭曲。朱特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有別於傳統歷史敘事的敘述發生了，即“過去只有通過人們當下關切的眾多事情（經常是極不相同的事情）才能獲得意義。”（頁298）因此歷史成了一個用以維護當下目的的擋箭牌與辯護藉口，或是一個遙遠的“道德記憶的宮殿”，除了提供“教育意義”外，如死物般沒有任何其他意義。（頁297）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式的歷史觀使得歷史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方面為權力和謊言所利用，另一方面使得那些歷史教訓被忽視，於是錯誤的決定再次被作出，而悲劇依舊。（頁305）因此朱特在《我們學到了什麼？》一文最後再次強調：“我認為我們需要回溯20世紀，更仔細地去審視20世紀，而不是逃避。我們需要重新學習（或者可能是第一次學習）……”（頁308）

《記憶小屋》是朱特逝世前寫的最後一本回憶錄，感人至深。（圖源豆瓣讀書）

隨著朱特知道自己的最終將為病魔（“漸凍人症”）所虜獲後，他便開始寫下許多具有自傳性質的文章，如《記憶小屋》或是與蒂莫西.施耐德的對話《思慮20世紀》。前者動情地回憶了他的人生，後者則是朱特的精神自傳，通過對20世紀的再次思考，朱特為我們當下所生活的世界點亮過去，也點亮了未來。某種緊迫感讓他後期的文章中流露出淡淡的悲傷與失望，因為“歷史在當下久久停留”（頁297），我們卻視而不見以及未從教訓中學到任何東西，依舊一路走到黑。

但朱特從來不是悲觀者，在最後一部分“我們終有一死”中，收錄三篇紀念文章，其中兩位（阿莫斯.埃隆與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給朱特帶來非常大的智力支持。（頁011）在這三篇短文中，朱特讚揚這些偉大靈魂於生前對於智識的追求以及對於民主公正所奉獻的努力。從他們身上，朱特找到了共鳴，因此對於必然的死亡沒有任何不安或恐懼。而通過對於這些舊友或共鳴者的紀念中，朱特再次強調那些他們共同信奉的觀念，即“我們要始終有以下意識：巨大的災難可能會發生，而在最壞的情況下，這樣的災難會被誤解為契機或重新開始的機會；人們會面臨將各種變化多端的思想統一起來的誘惑。這是20世紀的中歐教訓。”（頁397）

在《論》中，朱特寫下這些話：“加繆強調，在所有公共選擇中個體的道德責任都居於最首要位置，這一點與我們這個時代舒適的習慣大異其趣。”（頁195）在這些關於加繆和其《鼠疫》的句子裡，我們始終能看到朱特的身影，“他在對善惡的區分上毫不猶豫”，“他們信奉絕對真理，但是也接受可能性的有限”。（頁205）這裡還有兩句出自《鼠疫》的話：“如果你看到鼠疫給人帶來的痛苦以後還不去反抗，那你要麼瘋了，要麼瞎了，要麼就是個懦夫”；（頁203）“其他人將創造歷史……我能說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個人能做的是儘可能不要與鼠疫為伍。”（頁205）這部集子裡的文章以及朱特的其他文章，都做到了這一點。

最後，我在這篇文章裡發現一段一位當代觀察者對加繆的描述，抄錄於此。因為每當我想起朱特，回味他的文章，也曾有此相似的感覺：

“他的臉是那麼有人情味，那麼敏感，給我留下深刻的影響。他身上的那種正直非常突出，讓人立即尊敬起他來；很簡單地說，他和別人不同。”（頁197）

注：題圖為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本文轉載自「微思客WeThinker」傳媒（微信公號wethinker2016），網站地址www.wethi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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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改變之後》

[美] 託尼·朱特 著

陶小路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 :978-7-5086-7378-3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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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改變之後

託尼·朱特不畏懼修正自己

亦不畏懼站在潮流的反面

本書是由託尼·朱特的遺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並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後一本文集，收錄了朱特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所寫作的諸多重要文章。這些文章記錄了他思想的改變軌跡，也代表了他對公共生活持續的、充滿熱情的介入。無論是談論巴以衝突中人類所面臨的道德困境，還是“二戰”中對自己國家猶太人的遭遇選擇性失明的法國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繆和奧威爾，朱特都帶著一種公正的視角、清晰的道德判斷和絕佳的智識標準。他提醒我們這個時代潛藏的危機，讓我們在走進21世紀時不忘回顧20世紀的歷史，亦使我們更加接近當下世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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