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 婁峰[1]
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摘要：2025年之前是中國經濟進一步擴大規模和調整結構的關鍵時期。本文在綜合考慮了未來影響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的若干主要因素及其傳導機制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系統動力學-計量經濟學-投入產出綜合經濟系統模型，對2025年中國經濟規模和結構變化進行了預測。結果顯示：2025年之前中國經濟可保持年均5.7%-7.2%之間的潛在增長。面對發達經濟體可能低速增長的國際環境以及新增勞動力將逐漸減少的國內情況，2015-2025年中國經濟要實現6.6%-7.4%的樂觀情景增長，需要進一步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強研發和教育投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努力擴大消費，在經濟規模擴大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投資消費結構的改善。
JEL:O11 O40
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隨著人口及入世紅利逐漸消減、原有改革紅利逐漸釋放；同時，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國外技術外溢效應不斷減弱，再加上國內自然資源約束逐步增強，環境汙染日益加劇，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從外延式的規模擴張向內涵式的結構調整、從投資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從政策刺激向內生增長轉變的新階段。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闡述了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徵，並做出中國經濟未來將長期處於“新常態”階段的判斷。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潛力如何？過去30多年的成功或經濟奇蹟是否意味著未來還能保持平穩、較快增長？這是學術界和社會各層都十分關切的問題。
一、文獻綜述及模型構建思路
從文獻上看，不少中外學者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的發展趨勢進行了預測。比較有代表性的有：Jianwu He and Louis Kuijs (2007)，HSBC（2012），胡鞍鋼（2008），王小魯、樊綱、劉鵬（2009）等。總體來看，國內外不同學者和機構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趨勢的預測結果差別較大，尚未在中國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上達成共識。從方法技術上看，關於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預測方法，目前主要可以分為三類：①時間序列分析法；②生產函數法；③其他經濟理論或經濟結構分析方法。時間序列分析法的優點在於應用簡便，擬合性較好；其侷限性在於：缺乏經濟學理論基礎，不能體現潛在產出的供給面特徵等。生產函數法具有較強的經濟學理論內涵，經濟含義較為明確，考慮了潛在產出供給面的部分特徵，但缺乏對貿易、能源、資源和環境等諸多現實問題或約束條件的整體考慮。
然而，由於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系統，生產、消費、投資、貿易、儲蓄、分配、人口、能源、環境、財政、貨幣金融等經濟變量相互聯繫，互相影響，觸一發而動全身，這些經濟變量的任何顯著變化都會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產生影響。因此本文從經濟系統建模理論出發，結合已經運行25年的中國宏觀經濟年度模型以及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的建模預測經驗，構建了一個系統動力學-計量經濟學-投入產出綜合經濟系統模型，該模型具有如下特點：（1）運用協整理論，對各方程進行協整性檢驗，並引入誤差修正模型，使得模型不僅包含經濟理論中隱含的長期均衡關係，而且能反映變量短期波動之間的關係；（2）以“LS-LM模型+菲利浦斯曲線”為理論核心，依次估計了中國消費需求函數、投資需求函數、淨出口需求函數和貨幣需求函數而建立中國的LS-LM模型，通過擬合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而建立盧卡斯函數形式的中國AS函數模型，並且引入中國稅收政策規則和貨幣供應規則，從而將總供給和總需求有效地聯繫起來；（3）納入了更多金融變量，加入反映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行為方程，加強了金融模塊，有助於對貨幣政策效果的作用與效果進行分析；（4）適當減少了虛擬變量，儘量避免方程擬合過程中自由度的損失。該模型分為產出、價格、收入、消費、政府稅收、金融、貿易、人口就業、投資儲蓄、能源和環境共十一個模塊，包括216個變量、199個方程、17個外生變量。
二、主要外生變量與情景設定
本文數據來源於歷年的《中國經濟統計年鑑》、《中國教育統計年鑑》、《中國科技統計年鑑》、亞洲經濟數據庫（CEIC）以及世界銀行等。國內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投資、消費等時間序列均處理成1980年不變價序列，資本存量的計算採用永續盤存法。
在基準情景、樂觀情景與悲觀情景三種情景中，人口增長率、城鎮化率、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率、研究與開發(R&D)經費實際增長率、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世界GDP增長率、人民幣匯率等主要外生變量設定如下：
（1）人口增長率
人口數量及其結構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資源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重要指標。中國人口數量從1980年的9.87億人上升到2011年的13.46億人，但中國人口增長率不斷下降，從1987年的1.67%持續下降到2010年的0.48%。本文在中國曆年育齡婦女生育率、各年齡段人口死亡率、新生兒性別比等統計數據基礎上，假設各參數繼續遵循其歷史變化趨勢，經計算：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個時期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428%、0.311%和0.176%。由於中國人口增長趨勢穩定，短期內一般不會發生劇烈變動。所以本文的基準情景、樂觀情景和悲觀情景中人口增長率均保持一致。而勞動力總人數、行業就業人數是人口總數量的函數。
（2）城鎮化率（RUB）：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7.5%，提高了29.6個百分點，年均增加0.92個百分點，有兩三億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其中，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間，城鎮化速度進一步加快，城鎮化率提高了11.3個百分點，年均增加1.13個百分點；2011年，國家公佈了“十二五”規劃綱要，預計到2015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由2010年的47.5%提高到51.5%，年均提高0.8個百分點。結合“十二五”規劃和中國城鎮化發展現狀，並借鑑國外相關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發展的基本規律，我們在基準情景中，假定2014-2015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0個百分點；2016-2020每年提高0.7個百分點，2021-2025每年提高0.6個百分點，即2015年城鎮化率達到52.5%，2020年城鎮化率為56.0%，2025年為59.0%。在樂觀情景中，假定城鎮化率在2014-2025年期間每年均比基準情景高0.1個百分點，即2015年城鎮化率達到53.0%，2020年為57.0%，2025年為60.5%；悲觀情景中假定城鎮化率在2014-2025年期間每年均比基準情景低0.1個百分點，即2015年城鎮化率為52.0%，2020年為55.0%，2025年為57.5%。
（3 ）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的比率（RFEDUGDP）：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在GDP中佔比呈現先減少後增加的變化趨勢，其中1980-1995年期間，該比率逐步下降，從1980年的5.1%下降到1995年的2.3%，年均下降0.18個百分點；自1996年以後，隨著國家大力加強了教育支持力度，財政性教育經費在GDP中的佔比開始穩步上升，到2010年已經達到了3.57%，年均提高0.08個百分點。考慮財政性教育經費在GDP中佔比的歷史變化規律，我們在基準情景中假定：2014-2015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在GDP比重介於3.9%-4.0%，逐步有所提高，2016-2025年期間該比率維持在4.0%水平；在樂觀情景中我們假定：2014年即可實現財政性教育經費在GDP中佔比為4.0%的目標，2014-2025年一直保持這一比率。在悲觀情景中，假定2014-2025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在GDP比重介於3.8%-4.0%，逐步有所提高，2025年該比率為4.0%。
（4）研究與開發 (R&D)經費實際增長率（RRD）：1980-2013年研究與開發(R&D)經費實際增長率有兩個高峰時期：1982-1986年為第一個高峰期，該時期內最高增長率為13.8%；1997-2002年為第二個高峰期，該時期內最高增長率為29.3%。總體來看，1980-2013年期間，研究與開發(R&D)經費實際增長率平均增長12.1%；對於該增長率在2014-2025年的未來變化趨勢，本文基於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研究與開發(R&D)經費在GDP中佔比2.2%的目標，基準情景假定“十二五”實現這一規劃目標，即2015年R&D經費在GDP中佔比2.2%，並且經過試算，若實現這樣的規劃目標，需要2014-2015年研究與開發(R&D)經費實際增長率平均增長14.6%；另外，考慮其他國家的R&D經費在GDP中佔比的發展基本規律，假定基準情景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末，該佔比均提高0.1個百分點，即2020年和2025年研究與開發(R&D)經費在GDP中佔比分別為2.3%和2.4%。類似地，在樂觀情景中，2015年R&D投入佔GDP比率為2.3%，比“十二五”規劃目標高0.1個百分點，2020年為2.4%，2025年為2.5%。在悲觀情景中，2015年R&D投入佔GDP比率為2.1%，比“十二五”規劃目標低0.1個百分點，2020年為2.2%，2025年為2.3%。最後，根據各情景設定目標，經過試算可以得出不同方案各時期的研究與開發(R&D)經費平均實際增長率。
（5）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FDI，現價美元）：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保持高速增長，其中1985-1986年為第一個高速增長時期，增長率高達60%以上；1992-1993年為第二個高速增長時期，1993年的增長率為102.9%。整體看來，1980-2011年期間，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變化趨勢，“十一五”期間，外商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5.3%。在綜合考慮未來世界經濟（美國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家庭開支“去槓桿化”長期制約；歐債務危機短期內很難解決），以及我國的製造業成本持續上升等因素，基準情景假定2014-2025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年均增長3.5%，樂觀情景假定2014-2025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年均增長5.0%，悲觀情景假定2014-2025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2.0%。
（6）世界GDP實際增長率（
WGDPC，不變價）：根據世界GDP的歷史變化規律，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後未來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基準情景假定2014-2025年按照匯率折算的世界GDP年均實際增長2.5%，樂觀情景假定2014-2025年世界GDP年均實際增長2.8%，悲觀情景假定2014-2025年世界GDP年均實際增長2.2%。（7）匯率（EXRA）：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際貿易持續快速增長。2009年，中國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出口份額佔全球近10%；進口份額佔全球8%，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同時，我國外匯儲備也從1978年的1.67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如今，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已經退出，隨著美國經濟的強勁、持續好轉，2015年美國加息已經成為國際市場的共識，這正在並將進一步導致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面臨貨幣高估壓力或者房地產泡沫壓力的經濟體，可能出現資本外流或流入減少、貨幣貶值、股市下滑、債券收益率攀升，融資成本上升的局面，極可能面臨著金融市場劇烈震盪的風險。2014年11月-12月期間，我國人民幣開始小幅貶值，趨勢明顯，考慮到在未來美國加息預期以及未來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貶值預期的壓力，以及我國的匯率政策和基本原則，假設2015-2025年期間，人民幣匯率將保持小幅貶值的平穩發展趨勢，年均貶值2.0%。
三、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預測
表1給出了2014-2025年中國經濟主要指標預測。可以看出，儘管中國經濟增長率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但整體上中國經濟仍然能夠保持平穩、較快的發展態勢。在基準情景下，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個時期GD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6%、6.8%和6.1%。在樂觀情景中，如果中國加強研發投入，提高產品附加值，促進製造業轉型與升級，增強產品國際競力，並且進一步加大財政性教育經費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素質，穩步推進城鎮化，那麼中國在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個時期，也可能保持年均7.9%、7.2%和6.6%的較快增長率。在悲觀情景中，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個時期的GD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4%、6.4%和5.7%。綜合考慮基準、樂觀與悲觀三種情景，2014-2025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區間為5.7%-7.9%。
從居民收入上看，在基準情境下，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個時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率分別為7.6%、7.0%和6.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率分別為8.5%、7.4%和6.6%；到2015年、2020年和202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7946元、39777元和54748元（2010年不變價），分別是2010年的1.46倍、2.08倍和2.8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9018元、13046元和18222元（2010年不變價），分別是2010年的1.52倍、2.20倍和3.08倍。
2020年，悲觀、基準和樂觀情景中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38562元、39777元和41034元（2010年不變價），分別為2010年的2.02倍、2.08倍和2.1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2630元、13046元和13477元（2010年不變價），分別為2010年的2.13倍、2.20倍和2.28倍。因此，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計劃在悲觀情景、基準情景和樂觀情景下均可以實現。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計算研究”（12AZD096）階段性成果之一。
2014-2025年期間，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本形成的實際增長率將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但2014-2020年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本形成仍將保持較高的實際增長率。在基準情景中，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個時期，固定資產投資的實際增長率分別為12.8%、11.8%和10.5%，資本形成實際增長率分別為11.9%、10.3%和8.4%。
2014-2025年，最終消費實際增長率將呈現逐步小幅提高的發展趨勢，在基準情景中，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個時期，最終消費實際增長率分別為10.2%、11.0%和11.6%。
考慮到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2014-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個時期，預計中國出口名義增長率分別為：7.3%、6.0%和4.0%，進口名義增長率分別為：9.5%、7.0%和4.1%，中國的進口增速將略高於出口增速。
表2給出了基準情景下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5年四個時間點的中國經濟結構變化趨勢預測。從三次產業結構變化趨勢來看，2010-2025年期間，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都將逐漸降低，第三產業增加值佔比將逐漸提高。從支出法GDP構成上看，最終消費比重在2010-2025期間將逐漸提高；資本形成比重在2011-2020期間繼續有所上升，但在2021-2025期間將開始有所降低；貨物與服務淨出口比重逐漸降低，對外貿易將基本平衡或有小幅逆差。
以上分析表明：2025年之前是中國經濟進一步擴大規模和調整結構的關鍵時期，面對發達經濟體可能低速增長的國際環境以及新增勞動力逐漸減少的國內情況，2014-2025年中國經濟要實現高方案情景增長，必須加強研發和教育投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提高投入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推進科技進步和製造業的轉型與升級；必須加快推動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推進城鎮化進程和第三產業發展。
四、政策建議
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明，當一個經濟體快速持續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速度就必然會發生轉折，進入逐漸放緩下降階段。與西方眾多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類似，我國正在進入潛在經濟增長逐漸下降的發展階段，但是，我們在坦然接受這一客觀發展規律的同時，仍然需要積極地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因素努力減緩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幅度，因為我國仍然處於發展中國家行列，我國的科技進步與創新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制度改革紅利還有進一步的釋放潛力，不斷升級的居民消費還有巨大的需求市場。具體建議如下：
1、創新投融資模式，著力引入長期權益性社會資本，推進可持續型的基礎設施和新型城鎮化建設
從短期來看，我們認為投資仍然是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這是因為，儘管我國的人口結構已經在向著不利於經濟增長的方向行進，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國的勞動力供給仍然較為充裕。與此同時，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是一個儲蓄率很高的國家，這種高儲蓄在很長時間裡不會改變，高儲蓄為高投資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必須掌握好投資的效率和方向。其中，關鍵是促進研發、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生態環保、基礎設施等領域投資，優化投資結構。
世界城鎮化歷史表明，城鎮化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城鎮化率處於30-70%之間是城鎮化中期階段，發展速度較快。目前，中國城鎮化建設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城鎮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8%。從國際經驗看，城鎮化率只有達到70%左右，一個地區的城鎮化進程才會穩定下來。城鎮化建設不僅僅是提高“城鎮化率”的問題，應該注重將“城鄉一體化”寓於“新型城鎮化”建設之中。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未來6年內將努力實現規劃提出的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意味著每年將近1700萬人要實質性融入城鎮，即實現人口城鎮化；過去35年城鎮化進程中，城市戶籍人口年均增長不超過1000萬。隨著城鎮化水平持續提高，大、中、小城市建設將需要修建鐵路、公路等交通設施，以及電力、燃氣、自來水和汙水處理等基礎設施，需要提供養老保障、教育條件、醫療系統、住房保障等，戶籍人口城鎮化的提速勢必帶來巨大的投資需求。
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無論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公共服務均等化都需要巨量資金投入。據財政部估算，2020年城鎮化率要達到60%，由此帶來的投資需求約為42萬億元。但在當前，並沒有建立適應城鎮化資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資機制，融資方式仍以銀行貸款為主，最終還款來源仍是土地收入。隨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銀行借貸困難以及地方債務突顯等問題日益突出，巨大的資金缺口成為新型城鎮化面臨的最直接難題。面對巨大的資金需求，如果不創新融資機制，基礎設施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將是難以承受和難以持續的。鑑於中國高儲蓄率還將維持一段時期，必須根據交通等基礎設施和新型城鎮化建設項目進行分類，並深入推動投融資體制機制改革，著力引入長期權益性社會資本，交通等基礎設施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巨大潛力才可轉化為經濟增長可持續型的重要動力。
2、打破壟斷，放鬆准入，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大力發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
當前，中國的一些行業、一些領域形成了較為嚴重的壟斷，儘管在國內依靠壟斷地位賺取較高利潤，但浪費嚴重、服務質量差等問題突出，嚴重製約了現代服務業以及一些壟斷性行業中競爭性業務的發展。打破壟斷，放鬆民營資本的准入門檻，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是提高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和服務質量的要求，又是未來提高潛在增長水平的重要增長點。從產業結構的變動來看，2013年儘管中國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但是中國第三產業發展仍然非常不足，特別是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
行政性壟斷是服務業發展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行業，准入門檻高，不利於競爭和行業整體進步。比如在教育培訓業，自1999年中國高等教育擴張之後，中國大學生入學率逐年增加，2014年中國大學畢業生規模將超過700萬人，然而，中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僅1000多萬個。龐大的大學畢業生給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而另一方面，隨著中國人口結構轉變，無數企業面臨著用工不足，尤其是一些高級技術工人用工嚴重不足，這表明中國勞動力供給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匹配程度較為嚴重。中國就業市場上結構性問題必須主要依靠調整教育供給的結構、提高教育質量，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等結構性政策去解決。要加快高等教育改革轉型，加快發展職業技能教育，必須放鬆准入，加快民營資本進入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市場，鼓勵企業與高等學校聯辦職業技術學校，不僅可以解決就業市場上結構性矛盾，還能夠緩解財政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壓力。
再比如在醫療服務業，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醫療保健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其增長速度超過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速度。近年來出現的“看病難，看病貴”突出地暴露了現有醫療服務能力特別是優質醫療資源不足，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保健需求。解決這個矛盾，參考發達國家經驗，同時結合國內的實踐來看，僅靠政府投入是不現實的，需要全社會參與。因此，國家鼓勵社會力量辦醫療，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醫療服務業，尤其是高端醫療服務業，一方面讓民營資本有利可圖，另一方面讓一些願意多花錢看病的人享受更優質的醫療服務。當然，鑑於目前中國醫療和養生行業中的魚龍混雜現狀，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醫療副業的同時還得強化資質的認定和完善監管。此外，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進一步的發展，消費需求的結構會發生改變。居民購買的製成品會減少，而健康、退休有關的產品與服務需求將會持續增加，因此未來養老與醫療健康服務業的需求將十分巨大。
產能過剩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惡疾，既浪費了中國本身就十分匱乏的資源，同時還汙染了環境。隨著中國人口結構轉變，勞動力成本上升，傳統產業利潤空間越來越低。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對產能過剩的產業放開民間資本准入，對拉動經濟增長作用不大。而在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領域中放開競爭性業務以及包含高端製造的競爭性業務，解除民營資本的進入管制將有利於更多民間投資的進入，併產生較高的資產回報率。上述行業發展潛力巨大，關鍵是要消除體制障礙，加快推動改革創新，打破壟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潛在增長率的提升。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面深化改革成為時代的主旋律。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增強各類所有制經濟活力，制定非國有資本參與中央企業投資項目的辦法，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公用事業等七大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一批投資項目。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激活民間投資增長潛力，穩定民間投資的增長。實施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在更多領域放開競爭性業務，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除了打破壟斷、放鬆准入之外，還應加大財政貼息及定向金融支持的力度，大力支持引導市場主體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集成電路、新材料等高端製造業，促進金融、保險、現代信息和物流、物聯網、文化創意、教育培訓、醫療養老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3. 促進研發、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生態環保、基礎設施等領域投資，優化投資結構
從20世紀末開始，世界製造業的中心逐漸向中國轉移，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提高我國的工業化水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從目前情況看，產能過剩成為制約傳統制造業投資的關鍵因素。政府可以從幾個方面，多措並舉，促進投資平穩均衡發展：通過逐步擴大貼息支持企業技術改造項目的範圍，逐步改善科技成果轉化環境等政策措施鼓勵企業和企業家進行技術改造和研發投資；以製造業梯度轉移和產業承接為契機，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高端製造業投資；打破壟斷，促進現代服務業投資；促進生態環保和低碳領域相關投資。
國際金融危機後外需擴張放慢，當前房地產投資受市場調整影響增長放緩，國內製造業投資受產能過剩約束增幅回落，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仍有很大空間，基礎設施投資成為加快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引擎。加快鐵路、交通、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的投資，既可對沖房產投資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可帶動鋼鐵、水泥、建材、裝備、儀表、信息等相關產業發展，為企業發展提供機遇，為擴大就業增添崗位，助推經濟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和改善民生產生積極效應。但是，在土地財政緊縮和地方債務負擔加重的制約下，靠政府投資以及平臺融資來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老路子難以為繼。為保持基建投資平穩增長，必須切實改善地方政府融資渠道單一和民間資本參與動力不足的局面。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破除行業壁壘，吸引各類資本進入，提高基礎設施行業的產出效率來促進基礎設施投資的穩定增長。通過財稅體制改革，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體稅種，擴大市政債試點地區和發債規模，平衡地方政府資金來源。創新並分類使用PPP模式。對不同類型的基礎設施，採取不同形式的PPP模式，充分調動民間資本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的積極性推動融資渠道多元化。完善多渠道投入回報補償機制，形成可持續的融資-使用-償還機制。
參考文獻：
[1] HSBC, the World in 2050, HSBC Global Research.2012
[2] Kuijs, Louis , China through 2020 —— AMacroeconomic Scenario, World Bank ChinaOffic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9 No.9.
[3] The World Bank, DRC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RC ,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the World Bank，2012.
[4] Zhang, Ping and Wang, Hongmiao, China’s EconomicOutlook into 2030: Transformation, Simul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China Economist, 2011 Vol.6, No.4.
[5] 王小魯、樊綱、劉鵬，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增長可持續性，《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
[6] 李善同，劉雲忠，《2030年的中國經濟》，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
[7] 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經濟研究》，2004年第10期。
[8] 胡鞍鋼（2008），中國經濟實力的定量評估與前瞻（1980-2020），《文史哲》第1期。
[9] 鄒至莊，《中國經濟轉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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