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川島芳子》片段
（一）批判和顛覆父權“話語”
在女性主義敘事視角下看電影《川島芳子》，除了人物命運的傳奇複雜引人入勝，更多的是一種替代心理，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有一個顛覆不破的倫理制度——父權制，在少年和少女時期，人都會有一種無法主宰命運的無助感，無關於男女，而電影《川島芳子》所搭建的結構體系中更多的是一種純粹的男與女的身份較量，而很少有父權制的枷鎖，假使有，它也被埋得很深，比較明顯的一次父權衝突是川島芳子成為“男裝的麗人”的契機，同時也伴隨著少年時期的川島芳子和山家亨的純潔戀情的終結。少女時期的川島芳子有著傳統教育下長大的女性的溫順，她與山家亨的戀情也是青澀的純潔的，儘管川島芳子表現出對自己命運的強勢，但川島浪速也明確表達過對山家亨的不滿。
通過女性口吻來表達對父權話語的反抗在影視文學中並不少見，女性寫作通常具有審視女性和女性審視自我的功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懺悔或自省意識，這在敘事學中成為“話語”層面，對於那些一直被壓抑而寂然無聲的群體和個人來說，這個屬於的意義不可忽視。通過作品中女子們的悲劇命運的反覆上演，李碧華對男權社會作出了非常獨特有力的挑戰。她揭示出悲劇的根源就是男性以及他們背後強大的社會文化體系。因此川島芳子追求的是獨立的權力地位以及更為光芒四射的“錦繡前程”，她義無反顧的追求權利而來追求權力而去。
（二）“身體政治”在電影《川島芳子》中的呈現
從川島芳子短暫的輝煌過的人生中，我們可以發現近代中國的女權主義發展任重而道遠，更多的時候我們只在於追求平衡與調節，更多的在於對“話語”的掌握，而男性也十分敏銳的意識到了這一點，將“話語”逐步的交予女性，而在這一“話語”交付的過程中所流失的實際權益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而女性真正得到的權利並沒有反應在社會權力與級別的掌握中，但一個明顯的情況是，對於“重大議題”的決定性“話語”的權力並沒有青睞於女性。
無可爭議的是川島芳子利用的是一種身體政治，其策略與後果也略顯簡單粗暴，作為一個獨立的女性個體，歷來男性中心社會將女性物化或他者化，為了將女性放在一個與男性的對等地位，使女性與男性成為對等的人，這種身體政治所代表的“話語”更具有無可爭議的說服力，身體的政治意義不在於實際的肉體上，而在於它涉及到的是“人”與“人性”。女人在擁有自己的身體之後，才能“學會講話”並“奪取講話的機會”，進而才能去完成更加遠大的目標。艾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中說：“在女性的身上，個人的歷史與民族與世界的歷史息息相關。作為一名戰士，她是一切的解放與不可割捨的一部分。她必須高瞻遠矚，而不限於一拳一腳的相互交鋒。”在女性主義者心中，“描述身體”是必須有一定的目的和手段的，而不是挫傷人性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會存在操行上的缺陷，而這種道德判斷無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影視文學中都對女性更加的苛刻。
川島芳子的權利不僅來自於身體政治，也來源於她的聰明與狡詐，小野菊子以第三者的視角評判著川島芳子的價值，當川島芳子輝煌時小野菊子的存在感就明顯，當她被遺忘或墮落是，這個女人就消失了，她是評估川島芳子的個人政治價值的標尺。被徹底利用過後的川島芳子很理所當然的失去了一切實際的權力，她從男性身上所得到的短暫權力，隨著他們的離開被而消失，就像古代帝王給予妃嬪的寵愛，具有很強的依附性，這也是那個時代的通病，女性幾乎不可能獨立的擁有權力地位，川島芳子在最後很明顯的意識到了這一規律，在追求自我獨立的權利失敗之後她渴望迴歸當時時代認同的女性身份，然而，最後她也沒能迴歸到當時的女性身份中去，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男性。可以說川島芳子是一個比較功利性的女權主義者，她的目的很簡單，身份的認同與權力慾望的滿足之間沒有必然的衝突，這兩者都是她想要得到的，現代更多的女性主義者也開始轉向了這種功利性的做法，她們對於權利與慾望的鬥爭沒有太大的興趣，尋求更多的是一種磨合與認同。於是衍生出了“綠色女性主義”和溫柔的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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