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票的故事
小的時候在農村生活，對糧票沒有什麼認識。吃的糧食是生產隊裡分的，乾糧是自家做的，要糧票做什麼用？
第一次認識糧票的作用，是在七、八歲的時候。村醫叔叔說我可能得了“急性黃疸型肝炎”，到了公社的衛生院，衛生院的大夫扒著我的眼皮一看，就對我父親說：“你趕緊帶著孩子進城，到大醫院看看吧。”
父親騎著自行車馱我在市立醫院看了病。在醫院外的小飯店吃飯的時候，我仔細觀察：除了給服務員現金外，還要給一種叫做糧票的東西。我不解地問父親：“什麼叫糧票？為什麼還要給糧票呢？”
“城裡每個人吃的東西都有計劃，憑發給的糧票才能買糧食和乾糧。”
“咱農村裡為啥不發給糧票呢？”我不解地問。
“生產隊分給了糧食，就不能發糧票了。有的地方農村只種菜，那也發給糧票。”父親想給我說得更清楚些，可我還是糊里糊塗的，只覺得這糧票是個神秘的好東西兒。
過了不久，十六歲就參加工作的大姐回來對父親說自己找領導換了工作。父親問她：“人家領導看你是個小女孩，身體又瘦弱，讓你幹保管是照顧你。我看這工作挺好的，你為什麼要換呢？”
老實又直爽的大姐說：“我問師傅了，幹鉚工能多給糧食計劃。咱家裡人多，糧食又不夠吃的，多發給幾斤糧票也好啊！”
聽了她的話，父親無奈地苦笑了一下，沒再說什麼。從此，為了每個月能有幾斤糧食計劃，大姐放棄了清閒、乾淨的保管工作，到車間裡幹起了滿身是鐵鏽、滿耳是噪音的鉚工。
1983年，我到北園濟南郊區第一中學讀高中。學校位於城鄉結合部，一半是市區的孩子，一半是農村來的孩子。來自農村的孩子因為沒有糧票，只能靠從家裡帶乾糧。每週一次，從家裡帶點乾糧和鹹菜。
冬天和春天好說，天氣涼些，帶來的乾糧可供吃上一週；夏天和秋天就不行了，前兩天吃的乾糧味道尚可，第三天就開始變味兒。到第四五天後，帶來的乾糧（主要是饅頭和玉米麵兒窩頭）有的就已經佈滿黴菌，扒了這層皮兒還得照常嚥下——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姐姐給的幾斤糧票打打補，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糧票的重要。
言談舉止中，城裡有糧票的孩子有種說不出來的優越感。在學校裡，農村來的孩子和城裡的孩子無形之中有一條看不見的界限。可以說，當時的農村孩子都把能“跳過農門”當成最大的願望，為了它，甚至是一些最優秀的孩子寧可選擇上初中中專，放棄讀高中、上大學。
高中畢業後，我到工廠當上了一名焊接工人，也總算是用上了糧票。這年的國慶節前夕，偶然聽到了泰山舉辦“第一屆國際登山節”的新聞，我忽然覺得離泰山這麼近，自己還沒有去過，應該去看看。十八歲的我便買了一斤包子、一瓶蘇聯產的酒（伏特加？記不準了。），坐上火車就去登泰山了。登完泰山，回到火車站準備買車票返回濟南。這時我才發現——留著買票用的五塊錢不見了！一個人第一次出門，又丟了錢，急得我直想徒步走回家。
慌亂中，我翻出紅塑料皮的《工作證》，在夾層裡發現了還有十五斤糧票，幾乎絕望的我如獲至寶！拿著這些糧票去逐一問停在馬路邊的蹬三輪的師傅：“誰要？”最初人家還認為我是個“二道販子”，不願搭理。急得我直截了當地說：“俺的錢丟了，這5斤糧票只要三塊錢，夠買一張回濟南的火車票就行！”（按當時的交易價，大約值五塊錢。）這樣一來果然奏效，終於說動了一位想給孩子上學用的三輪車伕，成交。
18歲，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登泰山，第一次丟了錢，第一次賣糧票-----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歷歷在目。
1988年，我所在的連隊在即墨店集海邊的金口農場擔任農業生產任務。連隊幾十口人，單獨駐紮在荒涼的曠野之中，遠離村莊。吃的淡水都要用獨輪車到4公里外去推，生活極苦。
有一次，我請假去青島買書，快要返回營房時，遇到了一位推著一獨輪車西瓜的農民。他從很遠的海邊過來，想到店集去賣。他正在樹蔭下休息時，已經步行走了很久的我口渴得厲害，想買個西瓜解解渴。
又黑又瘦的農夫幾乎用乞求的語氣求我多買幾個西瓜：“太沉了！又賣不了幾個錢。”我每個月僅有十幾塊錢的津貼，幾乎都用在買書和文具上。剛剛買書回來，心裡想幫幫他，卻拿不出錢買更多的西瓜。他忽然像想起了什麼，急忙問我：“同志，俺賣西瓜是為了給嫚兒買糧票，她在外邊上學，你要有糧票也行！”
我想起來了——參軍入伍時，老父親特意囑咐我帶上一些全國糧票，到了部隊才發現根本用不著它。我從錢夾中找出來，“這裡有三十多斤，夠麼？”他喜出望外，幾乎連數也不數就說：“夠了！夠了！同志，這下子你可幫了我的大忙了。”就這樣，他跟著我把西瓜推回連隊。我讓他先悄悄的停在大門口，別出聲——怕領導知道後批評我浪費。我偷偷地往每個班都送了幾個西瓜，並要求戰友們趕快吃掉！平日裡撈不著吃的小夥子們撐得肚皮鼓鼓的。
前幾年和二嫂的孃家媽拉呱，才知道她還有一位在北京任高幹的親戚，只是因為一點小事，兩家已經多年不來往了。我問她：“為什麼？”老人家張著沒牙的嘴笑著說：“都是為了糧票。”
原來，她叔叔家的弟弟自幼跟著她家長大，後來又供他讀書上學，當上了北京的“大官”。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生活困難、吃不飽時，她去投奔他求些幫助。但人家說：“吃飯可以，但必需要交糧票。”“當時，你大爺（指她丈夫）打成歷史反革命又下了鄉，咱上哪裡去弄糧票？這不是難為人嗎？從打那，再也沒去找過他。”
昨天，在班車上偶然談到了“糧票”這個話題，司大哥也頗有感概地說：“我當兵復原回濟南時，帶回了四百斤全國糧票，一直留著，沒捨得用。後來說廢除糧票時，能換點錢，我還是不放心——萬一用著怎麼辦？一直留到今天，沒想到真的用不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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