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午集團下轄18個獨資公司、2個合資公司，固定資產20多億元，集團員工4000餘人，是集養殖、種植、農產品加工、溫泉旅遊、醫療養老、基礎教育、電子商務等行業多位一體的省級農業化經營重點龍頭企業。
第五屆中國民營企業投資與發展論壇在北京大學開幕
1954年六月初六，在滂沱大雨中，我出生在河北省郎五莊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中，因生於馬年，得名“大午”。我小的時候，特別淘氣，又沒人看管，我母親不是把我綁在門框上，就是把我扣在大笸籮底下。印象當中，大人們好像天天忙著在生產隊掙工分，一個工分摺合一毛多錢。那時候，過年給壓歲錢，最多就給一毛錢。有一次上馬莊趕廟會，五分錢買兩根冰棍，我吃一根，給我父親帶回去一根，可是怎麼也拿不到家!我就想，長大以後，我要多印一些錢，坐在飛機上往下撒。
估計很多窮苦出身的企業家，小時候和我一樣，都有這種歡樂美妙的“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貧窮引起了我最初的疑惑和夢想，也讓我對掙錢充滿了勇敢的遊戲精神。
八九歲的時候，我開始學做小買賣，每晚挎一籃瓜子和菸捲到賭場裡去賣；十三四歲的時候，跟著別人徒步到200裡外的北京倒賣自行車。後來知道了，這種活動在《刑法》上曾經有個專門的名稱，叫做“投機倒把罪”。1963年，著名的“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從江西販賣板栗到蕪湖，就因為這個罪名獲刑一年。我算是幸運，類似的小打小鬧一直是有驚無險。那時年齡小，也不太懂這些，不過緣於一件事情，我腦子中對一句話記憶深刻。有一次，母親讓我去看望在天津勞改農場工作的伯伯。在那裡，一個江洋大盜看上了我，請我在天津最好的飯館吃了一頓，且表明了心意想收我為徒。很多年後，我依然對那天飯桌上“指頭一樣粗的蝦段”記憶猶新，不過更對我母親當時說過的話沒齒難忘：“要看到賊捱打，不要只看到賊吃飯。”也是這句話讓我明白了，人不光要活著，還要活得光明磊落。對於生計，我母親的教誨讓我受益：“豬往前拱，雞往後刨，人吃轉動之食”。“轉動之食”就是誠實勞動。
1970年，我16歲，初中畢業參軍入伍。8年之後，我從部隊轉業到縣信用社工作，也從一個莽撞的孩子成長為青年。娶妻生子後，我開始肩負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擔。為了讓日子過得好一點，我私下與人合夥，僱用貨車販豬。每次在大平原上兜幾個圈子，躲過執法人員的圍追堵截，一車豬能賺出我一年的工資。我記得特別清楚，分錢的時候，和我一塊販豬的那個人，手抖得特別厲害，幾乎拿不住票子!
整個80年代，“投機倒把”的危險陰影伴隨了中國每一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的前商業時代。直到1997年修訂《刑法》時，這個古怪又嚇人的罪名才淡出了歷史的舞臺。1985年，隨著人民公社解體，我所在的郎五莊也開始了土地承包，當時的我已經從部隊轉業到徐水農行6年，已經不是農村戶口。而妻子劉會茹的一紙農村戶口，使得命運給我留下了一個伏筆。村西大片的荒地被國家投資開發成為國營農場，地勢較好的土地也被人們爭搶著承包了，只留下一塊被老百姓叫作“憋悶疙瘩”的荒灘。這片荒灘，地勢低窪，溝壑縱橫，瘦骨嶙峋地僵臥村頭。多年以來，不斷有人試圖來開發它，都半途而廢。到開始搞土地承包時，“憋悶疙瘩”上只有一座廢棄的磚窯，一個破敗的果園，還有數十個無主的墳包。村裡的大喇叭廣播了三個月，承包費低到了6元／畝，仍無人應標。最後，有幾戶農民找到我，要和我合夥承包這片荒灘。我說服了妻子，集資一萬元，後又貸了兩萬元，以我妻子的名義，和四戶農民合股開始了“憋悶疙瘩”的承包經營。我們僱用了十幾個工人，在這塊荒灘上養了1000只雞，54頭豬，成立了“郎五莊養殖場”，建了一個配套的小型飼料加工廠。而“憋悶疙瘩”上，也終於出現了一個叫作“郎五莊養殖場”的莊。1989年，“郎五莊養殖場”改稱“大午農牧公司”，1996年，改稱“大午集團”，2003年以後，外界開始稱它“大午村”、“大午城”，也有很多人客觀地叫它“大午莊園”。期間，整整用了18年。
最初的創業，也解決了當時“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郎五莊這個地方地廣人稀，土地多，糧食就多，每家每戶每年都會剩餘好多糧食。賣，不值錢，不賣，存在家裡蟲蛀鼠咬，損耗很大。所以農民那個時候開始搞養殖。我們剮開始創業的時候，自己家的糧食不夠用，我們就向廠裡的工人借，最後發展到向周邊村民借。農民把餘糧借給我們，到時候要糧食我們就還糧食，不要糧食我們就把糧食作價支付現金。價格上隨高不隨低。後來，有些農民到期後既不來取糧食也不來取錢，糧食款就自動轉成借款，開始計利息。農民怎麼算都不吃虧，所以大量的糧食就集中到這裡來了。這就是最初的“糧食銀行”，樸素卻很響亮，可是也平常得好比“水就溼、火就燥”的自然現象。“糧食銀行”雖然成為我2003年獲“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由來，卻也成就了大午集團的發展。“糧食銀行”的特徵是“好借好用，好借好還，隨高不隨低”，其本質是信用和道德。也是憑藉信用和道德，我和大午集團才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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