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出生在常州北門外林莊。
說起來，這個村子還是有些典故的。北宋名臣鄒浩（人稱鄒忠公）就葬在村東北角。過去，到了村前，“文官下轎，武官下馬 ”。我國現代著名文學家、戲劇家洪深（常州人）有部名作叫《五奎橋》，這五奎橋就在鄒浩墓旁邊，現在還在，只是西移了二三里。
雖然我們家世代為農，但父親青年時代就進城“挑籮”（做搬運工人），收入不低，他捨得出力，大家稱他為“北門街上一條牛（父親就屬牛）”。家裡幾畝薄田，一般農活由母親幹，大忙時便請“忙工”（主要是親戚和同村的壯勞動力），凡是遇到不能錯過季節的特殊活如栽秧等，父親會請“籮行”的工友來家突擊，半天一天搶完，我們家則以好菜好飯相待，父親也經常給同事“還工”。
1954年，父母哥哥幾個妹妹又進了城，半年後我也進了城，全家“農轉非”。因為父親收入還可以，母親便做了家庭婦女，操持家務，一家日子過得比較和順。
1957年，家，幾乎塌了——父親出了工傷，他從幾丈高的棉花包堆上摔到地上，昏迷了幾天才醒來，雖經多方搶救，仍然給他的身體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北門街上一條牛從此成了病牛，這為他過早去世埋下了伏筆。由於母親是家庭婦女，沒有經濟收入，為了養家餬口，父親在身體稍有好轉時便強撐著去上班。這時“籮行”已經改成“常州搬運公司”，單位上還是挺照顧他的，讓他半天上班幹些行政雜務，半天在家休息，還讓他到無錫太湖工人療養院休養了一個月。
父親摔傷後，我們家的收入當然大打折扣，日子從此過得緊巴巴的。20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家中經濟狀況日益吃緊，母親不得不去紡織廠做些“替工”，頂替病假工人，但是這種機會是不多的。隨著小弟小妹的到來，家裡經濟狀況亮起了紅燈。誰知屋倒連夜雨，小弟小妹又感染了急性肺炎。那時只有用青黴素鏈黴素急性肺炎才有救，可父親借到的錢只夠一人用，救了小弟就沒法救小妹了，全家人只能眼睜睜看著她離去。女兒是母親身上的肉，母親對小妹的離去更加痛心疾首，她終身都沒法忘懷這個聰明伶俐的“九斤姑娘（四妹生下時體重9斤）”。
日子再難，總得過。當時全家兄弟姐妹七個加上父母一共九人，僅靠父親60元病假工資生活，我、哥哥、大妹、二妹、三妹還要讀書，就是有仙法也轉不過來啊！記得那時每月我能夠要到的零花錢是2毛錢：一毛錢理髮，一毛錢買鉛筆，一直到高中。怎麼辦？母親不得不重操舊業——打草鞋（常州人叫“推”草鞋）！之所以叫“舊業”，是因為父親工傷前幹活大多數穿母親打的草鞋。平時她在家裡打，夏天家裡太熱，就到對面弄堂裡打。
打草鞋是有一系列工序的。首先得到家鄉買稻草，這稻草既要白亮，又要長，這種稻草打草鞋既省時省工，打出來的草鞋也漂亮。回家後，取稻草頭一個（直徑約20公分），去（第四聲）“殼”（每根稻草最外面2張葉子），噴水，在條型青石板上用木榔頭使勁捶，使生稻草變成“熟”稻草，這樣稻草不脆且有韌性，打草鞋時不容易斷。接下來是搓繩。這繩約1公分粗，要搓得緊、勻，打出的草鞋才不會“爛屁屁”，才耐穿。這些前期工作完成後，母親就可以“推草鞋”了。只見她坐在一張約一尺寬三尺長的木櫈上，櫈前架個五齒木耙，用搓好的草繩分別套住木耙上的五個齒，再把草繩系在腰間，蹦緊，開始打草鞋。不難想見，每打一雙草鞋，母親的腰要承受多大的壓力？一天下來，更是腰痠背痛，從此，她患上了腰疼病。母親打好的草鞋只是毛坯，還不能穿。下面的工序是“依（第四聲）”。所謂“依草鞋”就是從毛坯根部繩頭子繼續搓草繩約一米長，將繩子依次穿過毛坯前部五個孔（常州話叫“襻襻”〈平聲〉）到根部留一副鞋帶，再“依“一隻，一雙草鞋才算最終完工了。這“依草鞋”可是父親的絕活，一是他要求高，二是穿了頭二十年草鞋，他知道怎樣“依”才跟腳，才經穿。母親每天打出的草鞋都是父親利用半天病休時間“依”出來的。
母親“推草鞋”也離不開我，捶稻草的是我，賣草鞋的也是我。哥哥初中畢業便進工廠學徒，常住廠裡。我在家裡排行老二，是男丁，下面四個妹妹加小弟，捶稻草的任務自然落在我身上。從初中到高中到回鄉，我一共捶了八年。都是早晨起床後開始幹，要捶好兩個稻草頭，完工後擦身換衣，吃早飯後再上學。我家旁邊有一條北塘河，夏天和秋初，捶稻草停當後，我都是跳進北塘河，順水90度轉彎，上岸，混身臭汗洗得乾乾淨淨，那真叫個爽啊。
我們家草鞋賣得掉嗎？賣草鞋是驚險的一跳，跳不過去，摔壞的不是草鞋，而是打草鞋人自己。可喜的是，我們總是能夠跳過去。為什麼？第一是我們家草鞋貨真價實；第二，我們家草鞋的買主都是父親的工友，他們照單全收，除了質量好，更包含著工友們對我們一家艱難生活的真誠援助。記得一個星期天，我挑了30雙草鞋到離家十幾裡的常州火車站新貨場去賣（其實就是送貨），草鞋賣完，因為肚子空空，已經一步路也走不動了，正好父親的一個鐵哥們走過，他毫不猶豫去食堂拿了三個饅頭塞給我……人間自有真情在！
母親“推草鞋”，父親“依草鞋”，我賣草鞋，一條街上人就叫我“推草鞋佬”家兒子。（作者：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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