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個特別奇怪的場合，做為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的我被要求當場簡單扼要地說出來，文化是什麼？
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議會里。從九月開始，官員每天四五個小時坐在議會里接受議員輪番質詢。
我是個新生，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麥克風再把音量加以擴大，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暈眩的症狀出現，我總在頭昏腦脹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長是學者出身，他的症狀是胃絞痛，想嘔吐。
到了十二月底，預算要三讀通過，第二年的政務才能執行。咆哮了四個月的議會為了要表現戮力為公，很戲劇化地總是通宵不寐地審預算，從下午兩點開始連審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
議員可以輪番上場，回去小睡一場或者吃個酒席再回來，官員卻得寸步不離地徹夜死守。
我坐在大廳一隅，看著窗外冬夜的雨溼溼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響，覺得全身徹骨的寒意。
就在這樣的一個溼雨焦灼不安、黑夜透著荒謬的清晨三時，我發現我被喚上了質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
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可能才有應酬，滿臉紅通通地，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麼叫做文化？”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
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
一隻長了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
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推人？
一個盲人和他並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
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
他如何低頭繫上自己鬆了的鞋帶？
他怎麼自賣菜小販接過找來的零錢？
他，獨處時如何與自己相處？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如何對待他人，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
在一個文化厚實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生命。
在一個空蕩蕩的議堂裡，半夜三更，這樣談文化，好像只有鬼在聽。
我心裡在想，我知道，你以為我會談雄偉的博物館、華麗的音樂廳和偉大的藝術家，不，如果你給我更多的時間，我會繼續說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澈骨：
胡蘭成描寫他所熟悉的江南鄉下人。儉樸的農家婦女也許坐在門坎上織毛線、撿豆子，穿著家居的粗布褲，但是一見鄰居來訪，即使是極為熟悉的街坊鄰居，她也必先進屋裡去，將裙子換上，再出來和客人說話。
穿裙或穿褲代表什麼符號會因時代而變，但是認為“禮”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的尊重，在農婦身上顯現的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底蘊。
何謂底蘊，不過就是，沒有學問、不識字的也自然會知道的禮數，因為祖輩父輩代代相傳，因為家家戶戶耳濡目染，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於焉而形，就是文化。
農婦或許不知道仲尼曾經說過“爾愛其羊，吾愛其禮”，但是她舉手投足之間，無處不是“禮”。
希臘的山從大海拔起，氣候乾燥，土地貧瘠，簡陋的農舍錯落在荊棘山路中，老農牽著大耳驢子自橄欖樹下走過。
他的簡單的家，粉牆漆得雪白，牆角一株薔薇老根盤旋，開出一簇簇緋紅的花朵，映在白牆上。
老農不見得知道亞里斯多得如何談論詩學和美學，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牆邊種下一株紅薔薇，顯然認為美是重要的，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環境的做法。
他很可能不曾踏入過任何美術館，但他起居進退之間，無處不是美。
在臺灣南部鄉下，我曾經在一個廟前的荷花池畔坐下。為了不把裙子弄髒，便將報紙墊在下面。
一個戴著斗笠的老人家馬上遞過來自己肩上的的毛巾，說，“小姐，那個紙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給你坐。”字，代表知識的價值，斗笠老伯堅持自己對知識的敬重。
對於心中某種價值和秩序的堅持，在亂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來。
今天我們看見的巴黎雍容美麗一如以往，是因為，佔領巴黎的德國指揮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徹底毀掉巴黎的命令時，決定抗命不從，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保住一個古城。
梁漱溟在日本軍機的炮彈在身邊轟然炸開時，靜坐院落中，繼續讀書，思索東西文化和教育的問題。兩者對後世的影響或許不同，抵抗的姿態卻是一致的。
對價值和秩序有所堅持，對破壞這種價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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