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2名公安局副局長在內的17名警務人員成為盜墓團伙保護傘，一些民警還“親自”組織盜墓——被稱為山西“掃黑第一案”的“盜墓黑幫”案偵破後，隱藏在公安局裡的保護傘團伙也浮出水面。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根據公開資料梳理發現，山西聞喜縣的這一系列涉黑盜墓案件，目前至少有27人先後被判刑。
今年以來，在掃黑除惡的專項鬥爭中，各地已查處大量黑惡勢力保護傘。據最高檢統計，今年前9個月全國檢察機關逮捕黑惡勢力保護傘200餘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保護傘案件中，多地已查出“窩案”。
從各地查處的情況來看，這些保護傘“窩案”，有不少出現在基層的黨政機關和執法部門。被非法庇護的那些黑惡勢力，不但影響地方社會治安，還在民生領域損害群眾利益。
接受澎湃新聞採訪的專業人士指出，對於黑惡勢力及其背後的保護傘團伙，一方面要加大力度，一查到底，另一方面要綜合治理，嚴格依法行政，如此才能做到標本兼治。
隱藏在政法隊伍裡的保護傘團伙
山西聞喜的系列盜墓案，以侯氏兄弟“盜墓黑幫”影響最大。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該案追繳被盜文物2895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24件。
2018年9月29日，山西省高院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侯氏兄弟等人的上訴，維持原判。此前運城市中院對侯氏兄弟等9人作出一審判決。在此之前，“盜墓黑幫”的多名保護傘被判刑，包括聞喜縣公安局原副局長景益民、金勇，以及民警李安吉、李曉東、張選忠。
法院審理查明，景益民、金勇為涉黑盜墓團伙提供保護，還組織盜墓造成文物流失和古墓損毀；民警李安吉、李曉東實施盜墓犯罪，並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另一民警張選忠也與盜墓人員相互勾結，造成國家文物大量流失。
據央視和法制晚報報道，聞喜“盜墓黑幫”保護傘包括該縣公安局副局長景益民、金勇，以及另外15名民警、協警，其中該局文物犯罪偵查大隊民警“全軍覆沒”，均參與盜墓犯罪活動。
“公安局內部一些人和盜墓分子沆瀣一氣，充當盜墓者的保護傘，這正是多年來聞喜盜墓屢禁不止的原因。”2016年調任聞喜縣公安局局長的張少華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相比黑惡勢力的某一個保護傘而言，一群保護傘形成的利益鏈條給犯罪人員帶來的“安全係數”更高，對社會的危害則更大。從今年來各地查處的保護傘窩案分析，犯罪分子往往會想方設法拉攏腐蝕政法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公安幹警。
據廣東省紀委監委今年8月13日通報，深圳有公安幹警為暴力催債團伙充當保護傘，共21人被逮捕（含10名警務人員），其中包括一名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周至縣朱群羊團伙涉黑案，是陝西省掃黑除惡審理的第一起涉黑案，27名團伙成員被判刑。據華商報10月22日報道，該團伙的保護傘名單中，除已判刑的周至縣委原副書記劉武周外，該縣公安局涉案的26名警務人員也被追責，包括副局長、大隊長、教導員、所長、法醫、片警、內勤等。
據今年9月28日的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山西“小四毛”任愛軍涉黑、減刑一案，從省監獄管理局局長、副局長到監獄長、監區長、管教民警，形成系統性腐敗，共有90餘名公職人員涉案；山西省監獄管理局局長王偉、山西省檢察院原副巡視員賈文聲、山西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原專職委員關中翔被查，均與“小四毛”案“緊密相關”。
澎湃新聞梳理發現，曾備受矚目的山東聊城吳學佔涉黑案、河南“十八兄弟會”涉黑案、河北衡水馬立輝涉黑案、湖北恩施嚴金涉黑案等案件，背後都牽涉保護傘窩案，涉及當地政法機關及其他部門一些執法人員。
查處“肉霸”及保護傘後，豬肉價格大幅下降
在一些保護傘窩案中，受到庇護的違法犯罪人員在民生領域頻頻侵害群眾利益。
在福建省福清市的北林村，林德發、林風父子素有“村霸”之稱。據人民日報9月7日報道，林氏父子糾集閒雜人員橫行鄉里，涉嫌操縱基層選舉、濫伐林木、強買土地等，村民敢怒不敢言。福清市委原常委、組織部長羅曉暉等人充當其“保護傘”，一些行政執法部門和司法工作人員不作為。林氏父子一案中有66名黨員幹部被查，其中包括充當“保護傘”的13名公職人員。
在今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湖北、山東、廣東等地查處了一批在豬肉市場欺行霸市的“肉霸”，背後的一些保護傘也被揪出。
10月16日至18日，湖北咸寧“肉霸”阮建國等23人涉黑團伙出庭受審。公訴機關指控，阮建國、佘益功、胡細華等人從事生豬屠宰經營後成立“地下稽查隊”，禁止豬肉經營戶到其他屠宰廠進購豬肉，壟斷當地豬肉市場。
楚天都市報10月18日報道，咸安區紀委監委調查發現，阮建國等涉黑“肉霸”背後隱藏8名保護傘：該區食藥監局局長聶選明、稽查分局局長王永武等8人，為“肉霸”壟斷市場非法謀利提供保護。
據報道，上述涉黑“肉霸”及其保護傘被查後，鹹安城區的生豬市場趨於平穩，豬肉價格平均每斤下降了3元。
山東日照市也曾存在涉黑“肉霸”欺行霸市的現象。今年9月14日的山東掃黑除惡新聞發佈會上，日照市張氏兄弟涉黑團伙案被通報：該團伙非法成立“地下稽查隊”，壟斷控制日照市豬肉屠宰和銷售市場。當地商務局屠宰辦4名工作人員包庇縱容該犯罪團伙，收受財物充當保護傘，被一同查處。
廣東江門警方今年9月查獲一個農村涉黑團伙。據警方通報，犯罪嫌犯人蔣某等26人在新會區一帶的鄉村，通過強迫交易等手段壟斷建材、豬肉和水電市場。該案查處保護傘6人，其中縣區人大代表2人、村幹部4人。
在9月2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林偉雄介紹，江門新會的涉黑團伙及其保護傘查處後，當地的豬肉和水電價格恢復到正常，“豬肉價格每斤下降約5元，生活用水每噸下降約3元，電費每度下降約1.4元。”
“打傘”成主攻方向，多地仍存不足
掃黑除惡、打保護傘，成為今年各地政法機關和紀檢監察部門的“重頭戲”，地方黨委政府也將此項工作上升到“提高政治站位”的高度。
我國的“打黑”歷程要上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時期公安機關多次開展“嚴打”行動，涉黑暴力犯罪被重點打擊。2000年底至2003年，公安部組織全國公安機關進行“打黑除惡”，這是我國首次開展打黑除惡專項行動。2006年中央政法委牽頭成立“打黑辦”，部署開展打黑除惡工作。
今年掀起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始於中共中央、國務院一月下發的《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從以前公安部部署開展，到現在黨中央、國務院發文，從“打黑”到“掃黑”，從“行動”到“鬥爭”，此輪掃黑除惡相比往年，決心和力度可謂空前。
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副教授孫煜華告訴澎湃新聞，近年來我國個別地方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黑惡勢力死灰復燃，中央在目前的扶貧攻堅關鍵時期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除了整治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外，還要以此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促進國家長治久安。
與歷次打黑相比，這次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有個任務被重點提及——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據最高檢統計，今年1月至9月，全國檢察機關逮捕黑惡勢力保護傘200餘人，起訴150餘人。
查處的這些保護傘案件，已有多地呈現“窩案”。有的公職人員包庇縱容黑惡犯罪，有的為違法犯罪提供便利條件或幫助犯罪分子逃避懲處，有的甚至參與涉黑涉惡違法犯罪，從中非法牟利。
比如廣東五華縣民警涉黑案，鍾輝雄、李任炫等6名公安幹警被查出充當賭場保護傘，收取“保護費”；河南杞縣王朋舉黑惡團伙一案查出保護傘15人，其中包括杞縣公安局原副政委王華，辦案人員在其包裡和車上搜出7部手機——後來查明，王華經常變換手機為王朋舉等人經營的賣淫場所通風報信。
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為何許多地方頻發保護傘窩案？孫煜華博士認為，黑惡勢力在非法經營和犯罪活動中，為獲得特許經營許可或其他非法利益的保護，會拉攏腐蝕相關行業、部門握有權力的公職人員，這些包庇黑惡勢力的公職人員便形成保護傘團伙。
孫煜華認為，要徹底剷除黑惡勢力及背後的保護傘團伙，一方面要加大“打傘”力度，一查到底，另一方面要深入推進依法行政、簡政放權，規範行政權力運行，整治灰色經濟並發展健康產業，“只有通過綜合治理，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
今年一月以來，各地掃黑除惡工作在“打傘”方面取得明顯成效，但有些地方仍存在不足。中央第一輪督導組進駐10省市督導發現，有些地方存在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不到位、查處保護傘層級較低、“掃黑”與“打傘”銜接不順等問題。
在10月16日召開的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推進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要把深挖徹查黑惡勢力保護傘，作為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和衡量成效的重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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