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同學
2018.10.02
前段時間吳X平那篇認為民企已經完成歷史任務的“民企退出論”文章非常膚淺而拙劣，但它為何在大企業家階層圈子裡也引發如此大的反響？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我並不贊同極端自由經濟派的某些說法，並不認為國企是錯誤的經濟理念的產物。國企誕生另有淵源。
一、 戰爭的威脅造就了國企
在1980年代全球私有化大潮發生前。即使最正宗市場經濟的歐美也有不少國有企業。歐洲英國法國的國企佔比並不輕。撒切爾夫人在1980年代的改革，一個主要發力點是私有化國企。法國國企的佔比更重，1986年左右法國國企就業佔比23%，產值佔比40%。
全球國企的產生不是源於錯誤的經濟理念，而是源於戰爭的威脅——更明確的說，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不僅前蘇、中國大搞國企主要出於這個原因，印度、歐洲也是如此。
一戰1918年結束，二戰1939年開始，間隙期不過21年。若按照這個間隙，二戰1945年結束，三戰應該1966年左右開戰。當然，實際上一直到現在並沒有爆發三戰，但在當時，誰敢打包票不會？
在之前的文章裡我多次說過，市場不會自發生產飛機大炮原子彈導彈衛星，市場自發生產的東西相對比較”短視“，主要為滿足人們的日常吃喝玩樂等生活需要，因而戰爭工業不得不由政府來主導規劃完成。在綜合經濟科技力量比較強大，地緣政治相對安全的美國，戰爭工業對市場的扭曲自然比較小，而在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戰爭工業對市場的扭曲自然比較大。
英國和法國在二戰期受到侵略，尤其法國遭受奇恥大辱（在幾個月內被德國擊敗）。法國英國在戰後的國企比較大不難得到解釋。而對於更落後的蘇聯、中國、印度等國，為了避免在即將到來的”三戰“中又被打個稀巴爛，不得不更加註重戰爭工業，不得不違反比較優勢而扭曲市場，從市場裡汲取資源補貼戰爭工業——國企就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1970-1980年代，美國撤出越南戰場，美蘇緩和，世界和平的趨勢加大，各國的戰爭威脅減弱，世界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大潮於是發生。英國在撒切爾夫人的領導下首先開始改革，中國獲得了美國的戰爭保護承諾，同英國差不多同時改革（鄧選裡記錄了1970年代末鄧對大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的判斷），法國再隨後。而蘇聯、東歐、印度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才開始，差不多比英國中國晚了10年。
國企主要是戰爭威脅的產物，和理念（意識形態）的關係並不大。太多的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相信純粹理念改變社會的力量——其實，絕大多數政客（政治家）不是依據理念行事而是依實用主義見機行事。由於實用主義往往被指責為機會主義，牆頭草，所以政客們又不得不用文人們發明的各種美好的理念為自己的實用主義鍍金。
可以說，絕大多數政客是披著理念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誰都別說自己比別人更理想主義。政客們”理念“上的差異不過是對當下局勢判斷，審時度勢上的差異——法國國企比美國比重大，並非法國政客們更愛社(主)會(義)，而是歷史的屈辱、地緣政治造成的國防不安全感而不得不為之——從文化上說，法國人更浪漫更不喜歡國企才對。
二、漸進的雙軌制比休克療法好
戰爭的威脅減弱，國企存在的必要性降低，於是主張私有化的市場派成為顯學。接下來的問題時是國企應該如何改，漸進還是激進。哈耶克、弗裡德曼、薩克斯、楊小凱等堅定的市場論者很自然的主張對國企激進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改革，即使讓經濟休克也在所不惜。”休克療法“應運而生。
為何激進市場化改革會讓經濟休克呢？
1. 大規模私有化後，私營業主必然砍掉沒有市場需求的項目，大規模的裁員。而這 反過來更加降低經濟總需求——消費和投資雙雙急降，如果堅持私有化的應有之義——降低國家補貼，這又將引發更大規模的企業破產倒閉。
2. 激進市場化改革裡還有一條是激進的對外開放國內市場，放開對國內企業的保護。由國企剛剛改制過來的的新生私企仍沒有足夠的競爭優勢，在低關稅下，國內企業的產品無法和物美價廉的外國產品競爭，因此，國內企業也不得不大規模的破產倒閉。
而林毅夫等少數派從歷史沿革、比較優勢、政治穩定的角度出發主張漸進市場化改革的雙軌制。
1. 讓國有軌道和私有軌道同時運行，一方面培訓新生的市場軌，逐漸縮小國有軌的份額（張維迎前期也主張雙軌制，後來轉向了激進），另一方面也對國有軌的一部分（軍工、基建、上游生產要素等等領域）實施保護，繼續補貼。
2. 逐步對外開放，一邊保護，補貼國內企業，補貼出口，一邊降低包括關稅在內的貿易壁壘，逐步廢除外國企業投資限制、外國產品進入限制。
中國漸進改革避免了俄羅斯出現的”休克“——俄羅斯1989年、1990年、1991年、1992年的GDP分別為0.51萬億、0.52萬億、0.52萬億，0.46萬億美元，休克療法後確實休克了。1999年普京上臺前，GDP降到了不到0.2萬億美元，不到1989年的一半，只有39%，61%的GDP消失了。
隨著GDP消失的是俄羅斯的前幾十年的工業技術積累消失了——這些技術和人才流入了歐美，還有部分流入了中國。
我做了一個1989-2017年中俄GDP比較圖，此圖展示了俄羅斯和中國的GDP增長情況（數據來自世界銀行）。
1989年，中國GDP為俄羅斯的0.7倍。1994年，中國GDP真正超越俄羅斯，為1.2倍，1999年，中國GDP為俄羅斯的5.6倍。
你會說，俄羅斯經濟”休克“一段時間之後，會比中國經濟更有後發優勢，實際上並不如此。在圖上也可以看出，1999年之後，中俄差距繼續擴大，2017年中國GDP為俄羅斯7.7倍。
事實證明，中國實施的後一條路比前一條路更成功。我之前有多篇文章論述過這個問題，最近的一篇是《當年若依楊小凱，現在中國將是什麼樣？》。
當然，不應過分誇大經濟學家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起的作用——即使沒有林毅夫，政客們也不會贊同哈耶克、弗裡德曼、薩克斯、楊小凱等人支持的”休克療法“。反過來，即使沒有後者的激進市場化催促，政客們也會進行國企改革。激進還是漸進，不由經濟學家們說了算。再一次重複說，經濟學家的理論建議更多的只是政客們出臺政策的包裝。
政客們考慮的變量比事後諸葛亮的經濟學家們多得多。在經濟發展指標之外，社會穩定、自身權力維持（集團權力博弈）、話語權爭奪等等是解釋各項改革措施出臺更為關鍵的變量。
三、國企改革不應如此緩慢
我不認同激進的改革，並非不認同國企改革的方向。縮小國企的佔比，國企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這個方向不能動搖，動搖的這個方向，就是倒退，就是借改革之名反改革。
最近10多年，國企改革似乎已經停滯下來，國企改革的步伐，國企改革展現的魄力不僅遠離張維迎等人的期待，也遠不如1990年代朱時代。尤其最近幾年，重提GCH主義，做強做大，似乎還呈現倒退之勢。我以為，與朱時代相比，與40年前的1978年相比，與20年前的1998年相比，當下的國企改革應該更大膽的向前。
首先，1978年中國雙軌制（寬泛意義的）發展至今，當下中國自然比1970年代末更安全，比1990年代末更安全，只要中國外交上不出大亂子，沒有任何國家敢於對中國主動發動軍事進攻。
其次，中國民企已經初步發展壯大，有能力有意願進入各個國企原先佔據的領域——比如最近幾年，民企復星集團已經進入高速鐵路領域，比亞迪也已經進入城市軌道交通領域，甚至在火箭發射領域，民企也已經進入。
再次，在除基礎材料（新材料以及芯片、面板等等），國防之外的絕大部分消費品領域，民企面對外國企業的競爭毫無懼色，基本無需國企來幫忙競爭。
國企的歷史任務基本上完成了，因而中國應該在制度語言上更大膽的”解放思想“——當然你懂得，解放思想也是幌子，其實質是破除大大小小官僚相關的既得利益。
前些天，劉副Z·L用“56789”再次強調了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城鎮就業，90%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既然民企已經佔據國家經濟半壁江山以上，為何每次開會還堅持什麼”公有制為主體“，為何還說要”做強做大“。難道意思是，國企不為主體了，所以我們要拉一拉，把國企拉到主體位置上來？
已經改了40了，是時候與時俱進的把”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前綴去掉了。40年前，中國不能像英國那麼大規模私有化國企，30年前中國不能像法國那麼大規模私有化國企，20年前，中國不能像俄羅斯那麼大規模私有化國企，現在還不能麼？
就我們熟知的電器領域，酒類，汽車……領域而言，格力電器需要國資控股麼？茅臺還有必要是國企麼？一汽、二汽、上汽、廣汽為何還要留在國資內部呢？民企沒能力，沒意願進入這些行業麼……
目前中國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危險，”公有制為主體“像一座大山一樣壓抑著中國經濟的創造力，壓抑著中國民間投資，壓抑著中國民企的信心——它像一把劍一樣抵在中國民企企業家的胸口，抵在中國優秀專業人士的胸口，迫使他們一隻腳在中國，另一隻腳在美國——有恆產者有恆心，只要”公有制為主體“還在憲法裡，中國有產者永遠擔心自己的財產被公有。
只要去掉”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原教旨意味強烈的前綴（或者改為公有制為補充），進一步”解放思想“，中國經濟將如1998以後一樣朝氣蓬勃，重新恢復高速增長——依韓國的歷史經驗，再保持10年7%左右的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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