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家麟，1920年8月8日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著名加速器物理及技術專家、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原副所長，被譽為“中國粒子加速器之父”。
1943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物理系。1951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博士學位。1960年，成功研製我國肪衝功率最大的速調管和我國最早的一臺可向高能發展的30MeV電子直線加速器。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5年，獲胡剛復實驗物理獎及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2012年獲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2016年2月20日，謝家麟先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歲。
8年前的一天，謝家麟在自家幾十平方米的小屋接待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來訪的同事。當時對方正為他準備申報國家最高科學進步獎的材料，很多證書都需要找到原件。
結果，謝家麟顫顫巍巍地從房裡抱出一摞廢報紙。
整個下午，在那堆“廢報紙”中，兩人一會兒抽出一張戳著部委章子的獎狀，一會兒又翻出鎏金大字寫就的“國家級”硬殼證書，可左找右找，也不見那張標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的證書。
那一年，謝家麟90歲。他的記憶力已大不如前了，他搞不清證書放在哪兒。記者採訪時，他偶爾會露出“茫然”的表情；同事和他回憶過去的科研歲月，他“彷彿在聽別人的故事”。
這個“什麼都不怕”的物理學家在1955年離開斯坦福大學回國，回來就遇上“最糟糕的情況”。用他自己的話，就是“一無所有”再加“一無所知”。加速器試驗用的元器件和裝置，基本是“要啥沒啥”，試驗人員全是新分來的大學生，不少人連加速器是什麼都沒聽說過。
“我們想吃饅頭，但什麼都沒有，能怎麼辦？”
“從種麥子開始！”謝家麟自問自答，扯著嗓子喊出這句口號。
這位剛過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帶著十幾個大學生、一篇論文和一張加速器外形圖，從畫圖、打造零件開始做起我國最早的電子直線加速器研製工程——順便還給“同事”挨個補習“核物理”“電子學”“微波技術”等課程。
謝家麟說，他“有自己動手的習慣”。那年頭，中午只有一個小時做飯休息，可做飯還要燒煤，大家都趕不及。謝家麟就把鬧鐘和小電機連成一個新機械，到點了自動打開煤爐。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員李廣林還記得昔日“熱火朝天”的景象，在工廠研究試驗器材，戴著黑框大眼鏡的謝家麟把中山裝一脫，襯衣袖口一挽，就加入了學生搬運大件兒的隊伍，“一點兒領導架子都沒有”。
這和李廣林印象中“大科學家的形象”完全不符。謝家麟能和大學生“打成一片”。上百萬元的子項目，他組織討論後，當著眾人面宣佈採用新同事的意見。
初出茅廬的大學生把試驗器材做砸是常有的事兒，但人們始終沒見謝家麟生氣過。他不訓人，只叫齊了人再把器材的原理仔細梳理一遍，最後撂下一句“咱們再接著做”。
一次，李廣林半夜折回實驗室，發現自己的“老師”一個人默默坐在實驗臺前，煙一根接著一根地抽，菸蒂落了一地。
高導無氧銅的波導管、加速腔、電解槽……一個個器件完成後，十幾人的小團隊還多少掌握了些焊接、車床技術。8年後，我國第一臺高能量電子直線加速器建成，隨即投入“兩彈”研製工作。後來，這臺加速器還陸續在滅菌保鮮、腫瘤治療、環境保護等領域應用。
那時，常常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的謝家麟已患上肝炎。
他戒了煙，但沒有停止工作。
有一句話謝家麟始終掛在嘴邊：“科研工作就是解決困難問題，沒有困難就不叫科研，科研工作的根本精神就是創新，沒有路可走，你自己就得想出一條路。”
“文革”後，中央決定下馬高能加速器工程，謝家麟又一次做了“先種麥子”的決定。他和同事朱洪元全世界跑，張羅著不同膚色不同語種的專家坐到一塊兒，談談“加速器的未來”。最終，他們確定了正負電子對撞機方案。
在上世紀80年代，這個想法是“極為大膽”的。此前，高能所的研究都集中在已有一定研究基礎的質子領域，唯獨他提出的方案是全新的。那時大多數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不過3萬元經費，要把差不多9000萬元的“天文經費”用在這兒，沒人敢打保票。
很多人回憶，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過程，就是一段漫長的“廢寢忘食”的日子。
謝家麟因為肝病，落下了嚴重失眠的後遺症。為了工作，他需要足夠的休息，這個60多歲的老人開始偷偷地吃安眠藥。嚴重的時候，他一晚上連吃三次藥才能入睡。
第二天早起開會，他走起路來歪歪扭扭，甚至無法掌握方向。
一年後，他找到中科院領導，請求辭去工程經理的職務。那是在1986年，工程已走過設計、預研、部件加工，就剩下最後一環——安裝。
“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的，可謝先生說，自己精力不夠了，應該退位讓賢，交給年輕人去做。”張闖很敬佩，“謝先生真是一點不計較名利。”
在給謝家麟整理申報材料時，所裡的同事一點點向老人確認當時工程的細節，沒想到，謝家麟滿口都是“這個不是我做的，我只提了些意見”，“那個是某某做的，你得問他”。
在高能所這麼多年，謝家麟似乎從來沒學會“人情世故”。有時，看到他在指導學生論文時做了大量工作，學術秘書把“謝家麟”的名字也放在作者之列。謝先生會生氣：“對學術界‘搭便車’的陋習，我是十分反對的。”他堅決要求把自己名字劃去。
還有同事曾悄悄地問他，當年是怎樣評上中科院院士的，他說，“我至今不知道誰是我的推薦人”。
他在沒有電梯、老舊的樓裡住了快60年，和當律師的父親一樣，他喜歡字畫和寫詩。在狹小客廳的牆壁上，他搭了一根彎彎扭扭的木條，用來掛一些收藏的字畫。可他太忙了，甚至沒時間給這些“寶貝”挪個地方。
在他逐漸衰老的大腦裡，只裝得下發展越來越快的加速器事業。
他的辦公室裡，偌大的辦公桌被一摞一摞、厚厚的、裝訂好的外文期刊堆滿。90多歲的年紀他仍堅持看郵件和論文，“還得學習，要不然跟（高能）所裡完全脫節了”。
人們那時才第一次瞭解，多年前，在日本人佔領北京時，燕京大學物理系學生謝家麟每次回家，都不得不在日本兵的崗哨前停步。眼看過往的老百姓遭到毆打、搜身，謝家麟一字一句地寫下，“那時除了覺得屈辱，更有了強國圖存的念頭”。
1943年，他與新婚妻子範緒籛，跟著單位輾轉於桂林、貴陽、昆明等地，在日本人的炮火中一邊轉移，一邊度“蜜月”。他們的行李箱裡，裝了半箱準備燒製高壓絕緣材料的滑石，每到一個地方，夫妻倆就去找鐵匠鋪繼續燒煉。
抗戰勝利，大兒子剛滿4個月，謝家麟就決定赴美留學。那時候他腦子裡想的，是“報國”。
1950謝家麟和斯坦福大學同事
在美國，他寫過這樣的詩：黃河橫渡渾相似，故國山河入夢遊。
瞭解了這些往事後，張闖說，自己能理解謝先生對年輕人的期待了，“在謝先生眼中，青年才是科學的未來”。
他把國家最高科技獎的獎金悉數捐給所裡，老人唯獨提了一點要求，“要用到青年身上”。最早時，謝家麟就想方設法地給團隊裡的年輕人爭取出國學習的機會。1978年，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加速器教研組安排學生前往高能所參觀，時任“八七工程”的總工程師謝家麟親自接待了這些學生。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員高傑還記得，穿著四兜藍色工裝的謝先生花了大半天的時間，詳細向他們介紹了未來加速器的發展計劃。
“我們這些剛入學的大學生，在他心裡分量一定很重，他對年輕人的未來給予了很高的期待，才會用心準備那麼多內容。”
在擔任高能所副所長時，張闖“壓力很大”，謝家麟拄著柺杖一路從中關村趕到所裡的控制室，安慰他，“你們年輕人要敢於承擔責任”。後來，張闖計劃，對謝家麟領導建造對撞機建設時的加速器相關研究室的設置進行調整，他一度“忐忑不安，怕謝先生反對”，可在加速器中心成立大會時，謝家麟坐到他旁邊，笑著跟他說，“學科在發展，你們做得很好”。
還有一次，臺下有個膽大的學生提問：“您從美國回來以後，後悔過嗎？”
在現場的張闖有些擔心，生怕氣著謝先生。當年謝先生動手寫書時，是一個字一個字往電腦裡敲，但一次誤操作讓電腦中的文字全部消失。一著急，謝家麟腦中風，住進了醫院。
可這回謝家麟沒著急，他笑著告訴那名學生：“不後悔。我留在美國，是錦上添花。回到中國，卻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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