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大公報》於1902年 6月17日在天津創刊。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報紙影響較大,後在上海、香港等地創辦大公報上海版和香港版。

上海《大公報》1947年公開招聘三名翻譯,參加競考的人很多,其競聘場面有點像現代的公務員考試。時年23歲的查良鏞,因種種原因大學肄業,但是,才思敏捷的他第一個交卷,最後以優異成績從109名應聘者中第一個被錄用,擔任國際電訊翻譯。

《大公報》香港版在1941年停刊後,於1948年3月5日復刊,查良鏞從上海調往香港。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數十年前舊香港】

1949年7月,陳文統前往香港《大公報》應聘,筆試內容是翻譯新聞稿,一條中譯英,另兩條將路透社與法新社的英文稿譯成中文。查良鏞算是老員工了,時任《大公報》國際版的翻譯,成為了此次招聘的時主考官。

多年以後,查良鏞回憶起此事,並謙虛地說:“當時我覺得文統兄的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師。”

這位查良鏞主考官,誰都知道他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金庸。

這位應試的陳文統,如果提起他後來的大名梁羽生,知道的人也多了去。

兩個人很快成為了同事,在一家報社工作,做了翻譯兼編輯的工作。

金庸出生日:1924年3月10日(甲子年農曆二月初六)。

梁羽生出生日:1924年3月22日(甲子年農曆二月二十)。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從公曆看,二人同年同月,農曆亦然。從農曆年份上也是同年同月,兩人屬相同為鼠,而從農曆月份上看,兩人皆為兔(丁卯月);只是在日子上二人各不相同,金庸大12天屬鼠日(戊子日),梁羽生屬虎日(壬寅日)。這樣的巧合,倒也算是一段緣分。

二人雖然同年同月,但是,星座卻是各不相同的。

金庸,屬於雙魚座梁羽生,屬於白羊座。所以,在性格上二人各不相同。

1950年10月,《大公報》子報《新晚報》,在香港創刊。

羅孚擔任《新晚報》總編輯。他原名羅承勳,廣西桂林人,只比金粱大3歲,不過也才29歲。這位羅孚真正的身份是中共隱密戰線工作者,當時大家並不曉得(30多年後才知道)。)羅孚自己文筆不出眾,但具有較強的組織能力,對查陳二才子十分欣賞,於是將二人招至麾下,分別負責副刊性質的“天方夜譚”和綜合性質的“下午茶座”等版面的編寫。

查良鏞以比較女性化的筆名“林歡”“姚馥蘭”發表文章。陳文統亦然,以“馮瑜寧”、“梁慧如”、“李夫人”等筆名撰文發表,還開闢“李夫人信箱”,專為讀者解答“戀愛、婚姻、家庭、交友”之類的情感問題。

這一時期,查陳二人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他們有著兩個共同愛好,一個愛好是下圍棋,但凡有了空隙,二人就在辦公室裡殺上一盤,有時候幾個小時,有時候通宵達旦,反正年輕精力旺盛。第二個愛好是談論武俠小說,經常一起口若懸河的議論他們當時能夠閱讀到的民國武俠小說,比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宮白羽的《十二金錢鏢》、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二人對還珠樓主評價頗高。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金粱在辦公室裡下圍棋】

這個時期,無疑是奠定了二人後來寫作武俠小說的基礎,同時使二人成為密友。梁羽生算是個吃貨,為助談興,有一段時間,他會每天下午去買二兩孖蒸、四兩燒肉,一邊飲酒,一邊請金庸吃肉,同時談天說地,議論民國武俠小說。二人談得興高采烈,好不愜意。

二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會很快提筆寫武俠小說。

那是1953年下半年,香港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剋夫,二人先是在報紙上打起口水戰,但難分勝負。轉眼到了1954年,二人乾脆簽下“各安天命”生死狀,相約以比武來分高下。香港禁止擂臺比武,他們將比武地點定在澳門。兩大門派高人真刀真槍比武,讓公眾沸騰,從香港一下子往澳門去了5000多人。這個數字在今天不算什麼,可在當時是非常可觀的了,成為當年最有影響事件。這也成為現實中武林的盛事。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作為報紙是唯恐天下沒事兒的,抓緊機會報道比賽狀況。實際上,高手過招沒多少花架子,在幾分鐘的巔峰對決中,最後,太極派掌門一拳將白鶴派掌門鼻子打流血而告終。比賽完後,此事成為輿論焦點,大眾興趣不減反增。羅孚主編抓住難得機會,當即在《新晚報》開專欄,即刻要求陳文統編個武俠故事給坊間解渴,以此拉動報紙發行量。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比武結束的第四天,陳文統的武俠小說處女作就開始連載,查良鏞當然得捧場,點贊評論少不了。《新晚報》銷量一路看漲。那邊廂總編輯羅孚高興得很,這邊廂梁羽生一炮走紅,成為武俠小說首位寫作高手。1955年2月,梁羽生的一篇連載剛剛完結,實在忙不過來,可是,大眾閱讀興趣不減。需求就是商機。羅孚總編便點名查良鏞,要他也接力新派武俠小說寫作。

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查良鏞臨危受命,毫無思想準備。在此之前雖然有閱讀有議論,可是,做的是報社翻譯和編輯工作,並沒有寫過小說。實在推脫不掉了,他硬著頭皮,愣起了一個標題《書劍恩仇錄》,憋出3000字來。羅孚趕緊安排發表,要求每天一更。結果,此故事連載了574天才最後完成。查良鏞將“鏞”字拆成金庸,作為他寫武俠小說的筆名。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從此,江湖上金大俠橫空出世,成名香港,然後天下皆知。

一時間,粱、金兩大高手,雙星同出,照亮香港,出現在《新晚報》上。

他們同年同月生又在同一報社並且同一辦公室,是同一工作的兩位同人,引得外界關注。數年歲月匆匆閃過,兩顆武俠新星升起,兩個人同時成長為“新派武俠小說”兩位宗師。

泰山北斗,如同雙子座,令人刮目相看,頭頂之上映照光環無數……

那麼,這二人的作品,到底誰更勝誰一籌呢?

金粱二位宗師心中想沒想此事外人不知道。可讀者有這樣心思,也有這樣議論。

外面說的人多了去。那麼,最能吸引眾人眼球的,肯定還是他們自己的評價!

可是,金庸和梁羽生兩位大師,似乎並不願意做這樣的比較。

怎樣做才能夠讓他倆開口,或者說,讓金粱二人說出內心的想法呢?

估計是有人出了主意,或者說本人想到了這一點。

這個“本人”當然不少金粱,而是他二人共同的老上級。

當年,作為梁金“新武俠小說”推手的羅孚,1966年又辦一本新刊物《海光文藝》。既然“新武俠小說”大行其道,大眾對金粱的作品有比較的意思,於是羅孚在創刊號上及時的推出了一篇縱論粱金小說特色的評論文章。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文章寫道;“近十年來港臺東南亞各地武俠小說大興,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這樣的評論,將二位新派武俠小說大師的出道,和對武俠小說的貢獻,比較客觀的描繪了出來。

其實,此文並非羅孚所寫,而是梁羽生以筆名“佟碩之”寫之。

這當然是羅孚請他寫的,粱估計是抹不開面子寫下的。

此文在比較梁羽生(實際上是他自己)作品與金庸作品的長短處時,梁羽生公允的認為,在情節的安排上自己輸金庸作品一籌。文章這樣寫道:“梁羽生對情節的安排,就遠不及金庸之變化多樣了。金庸小說情節往往出人意料,梁羽生則往往在人意料之中”;但金庸也有不足,“金庸是有點犯了為情節而情節的毛病”。梁羽生繼續評論道:自己在寫愛情上比金庸要變化多樣,在詩詞的運用上、史實的把握上,均勝金庸一籌。梁羽生指出,金庸小說最鬧笑話的是在《射鵰英雄傳》中讓“宋代才女唱了元曲”,指的是小說中黃蓉與“漁樵耕讀”的樵夫對唱《山坡羊》的曲子,三首《山坡羊》其實都是元代張養浩的。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梁羽生:新派武俠之風由我開,老金髮揚光大

羅孚不愧是老報人,為了有看點和熱度,他又找到金庸,動員金庸寫文章回應這篇文章的批評。而且,估計羅孚一開始就有讓金庸發佈對批評發佈意見的預見,因為他將梁羽生寫的文章的筆名寫成了“佟碩之”,含義是“同說之”。羅孚的想法大概是,不但要讓梁羽生說,還得要讓“金庸”也能夠發表意見,共同來議論和總結他二人的武俠小說。

“佟碩之”背後的梁羽生,評論文章作者的真實身份,是在此評論後10多年的1988年才由羅孚公開的,所以,金庸當時不太清楚是梁羽生所寫,也許能夠嗅出老朋友的文風,但不一定能夠完全肯定。金庸寫成了一篇回應的文章,被羅孚發表在了《海光文藝》第4期上,文章名叫《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金庸:武俠只是一種娛樂,文無第一】

星座為雙魚座的金庸,估計不太願意多爭論,畢竟作家是靠作品說話,對作品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以他一生之中很少回應他人的批評)。所以,他有些息事寧人地說,自己寫武俠小說,只是報以“武俠只是一種娛樂”的態度,大家何必如此較真呢?他對於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只是指出其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的缺陷,金庸寫道:“小說本身雖然不可避免的會表達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用人物、故事、背景去遷就某種思想和政策。”

後人將這一段兩大武俠宗師之間的事情稱之為“佟碩之公案”。

當時,此案沒有引起多大風波,因為粱金二人並沒有直接對懟,似乎不存在“瑜亮之爭”。不過20多年後,有人寫了部《金庸傳》。此書讓香港另外一名曾經給金庸某部小說代過筆的作家倪匡有所不爽。他是金庸的好朋友,又是個“金迷”。於是1995年,倪匡在《明報》上發文章,批評《金庸傳》作者總是把金庸和梁羽生相提並論,並翻出“佟碩之”那段公案。倪匡因此寫了一段火藥味濃厚的文字,讓許多人以為粱金二人有所謂的“瑜亮之爭”。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圖:倪匡眼中,金庸是當仁不讓的新派武俠第一人

“這是懂武俠小說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寫的,目的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論。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俠小說和金的相提並論,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對武俠小說的功力是否深,萬試萬靈,金庸與梁羽生不能合論,絕不能。”在倪匡的心目中,金庸文章天下第一,梁羽生不能與之比肩。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更為溫和和客觀的,可能是坊間比較有代表性的比較,應該是這樣的: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論文學功底並不輸給金庸,但文風、創作思路,金庸更貼近我們這個時代。二人有如瑜亮,粱羽生與金庸生在同一個時代,對他個人來講,確實有點悲哀。

梁羽生與金庸成名之後,二人後來的人生軌跡已經不同。梁羽生以名士自居,一直在《大公報》工作,以“撰述員”的頭銜寫武俠,寫評論,雖然生活富裕,但終是文人身份。金庸從1959年起,單立門戶創辦《明報》,同時繼續武俠小說的寫作,直到70年代封筆;又過20之後,金庸不但成為武俠小說宗師,還成為了報業大亨;在97前,70多歲的金庸將民報賣了一個多億成為億萬富翁……

香港文壇關於金梁新派武俠第一人之爭的“佟碩之公案”的來龍去脈

【金庸本人】

如今,兩位宗師皆作古,留給後人兩座武俠小說高峰,如同雙星輝映!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邀撰稿人:懸疑大師/文(原創)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