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並強調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城鄉社區，社區治理中的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要實現良性互動。
當前一些地方對社會、市場、居民等要素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依然不夠重視，有些領導幹部對社區治理體系的認知還停留在概念層面，導致一些地方的社區治理僅僅停留在報告中、文件裡、口頭上。
如何才能充分調動和發揮社區治理各參與方的積極性，將鬆散的個體凝聚在一起，形成推進城鄉社區治理的強大合力，記者就此進行了採訪。
“不少工作都要做臺賬，定期彙總上報。”安徽省蕪湖市鳩江區銀湖社區黨委書記齊中祥坦言，有些工作涉及政府多個主管部門，要做幾份臺賬，導致社區日常工作主要圍繞政府交辦事項開展，服務居民的時間被擠佔。
社區治理體系中存在多方治理力量，這些力量應該有不同的定位。在全國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華中師範大學教授陳榮卓看來，在目前的社區治理實踐中還不同程度地存在治理主體職責不清、社區“兩委”承擔行政事務過多、社區居民自治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曾經在北京市東城區東四街道辦事處負責民政業務的閆磊也表示，社區治理主體力量不均衡、不同主體發揮作用不協調、參與治理活力不足是當前社區治理普遍存在的問題。
居民的參與度對社區治理至關重要。在上海市浦東新區川沙新鎮新德居民區黨委書記陳娜看來，社區年輕人多為上班族，社區事務參與度不強、社區歸屬感不強，再加上缺少互動平臺，居民活力很難被激發。
一些社會組織也表示，參與社區治理往往是以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由於這些項目普遍工作難度較大，機構需要投入較高的人力成本，如果僅僅依靠這些項目，很難維持正常運轉，一般都要同時承接其他項目，導致工作壓力較大，長此以往，機構的積極性很難被調動。
採訪中，還有一些基層民政幹部表示，目前有的社區對社會工作認識還不到位，存在“上熱下冷”的現象，同時社工崗位較少、待遇不高，以及相關經費投入不足等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區治理水平的提升。
“社區治理體系中各方治理力量有著不同的責任定位。”陳榮卓告訴記者，新時代城鄉社區治理，也必然遵循事物發展“分”與“合”的一般規律，分工共建，合力共治，持續共享，從而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
陳榮卓建議，要推動社區治理主體職能歸位，就要強化政府統籌負責的責任力，強化基層黨組織的引領力，提升居委會的連接力，提升社會力量的共治力。
在浙江省民政廳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處調研員秦新春看來，政府各職能部門首先要克服業務不協同、系統不關聯、信息不共享、配合不到位等問題，不能僅強調自己部門的重要性，而忽視社區治理的協調全面發展，導致政出多門，社區不堪負重。
秦新春告訴記者，民政部門要發揮好綜合“調節閥”的作用，統籌協調部門與條線、重點與全面、當前與長遠的關係，使社區治理各個要素、各個環節有序推進。
“專業社會組織是實現社區善治的重要力量。”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愛有戲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主任劉飛表示，通過發揮社會組織專業能力，與社區“兩委”協同合作，促進公眾參與，可以讓社區更加充滿活力。
“但在當前的社區治理中，政府發揮作用較大，社會力量發揮作用較小。”閆磊告訴記者，從具體實踐來看，不同主體發揮作用不協調的問題突出，且各主體間沒有實現較好銜接。
“解決不同主體發揮作用不協調的問題，推動多元主體間的有效銜接，這應當成為提升社區治理水平的重點。”閆磊表示，解決好這一問題，有利於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如何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在深圳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林剛看來，其核心在於激發社區共建人有序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面對繁雜的社區治理事務，各方參與力量都需要黨委和政府的合理引導、培育。
過去，最讓上海市閔行區莘莊鎮康城社區居民頭疼的問題就是“亂”，群租多、違建多、治安差。如今不同了，自打社區治理有了黨建引領，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居民們每天都想著要為社區多做點事。
在東北大學教授曹海軍看來，面對社區建設、服務群眾、矛盾化解等問題，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能夠像吸鐵石一樣把群眾緊緊地凝聚在一起。
“推動社區治理各方力量有效銜接，關鍵要發揮好基層黨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引領作用。”閆磊告訴記者，要避免“全能全知”和“單打獨鬥”的工作思路，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承載、整合和統籌功能，藉助駐區單位和組織的力量，形成互聯互通、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運行體系。
秦新春認為，要把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延伸到基層一線不走樣，作為民政部門，要堅持主職主抓，不能因為工作有困難而退縮，不能因為話語權不重而失聲，更不能因為人少事多而懈怠，要在城鄉社區治理中把民政元素髮揮好，把民政因子帶動起來。（來源 中國社會報 記者 柳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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