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變法：演一出古代版的《紙牌屋》
作者 貝 加
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揭露袁世凱背叛了他們，才使“六君子”被殺於北京菜市口。兩人死裡逃生後，連續不斷地刊發言論，表示效忠光緒皇帝，聲討頑固派。在他們看來，變法失敗是一個天大的陰謀。
很多人以為在120年前，即公元1898年的那場政變經過就是這樣的。不料最近，歷史學家馬勇先生，用全新的視角，顛覆了教科書中的“戊戌變法”。他的考量周密，脈絡清晰，將大家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戲中”人物，全都覆盤一遍。
袁世凱為什麼被康有為視為眼中釘？答案一定要有兩個角色，一個是犯了錯的罪人，一個是質疑他犯錯的證人。康有為在當時被光緒皇帝調任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也就是擁有隨時可以向皇上進諫的權利。他幾乎每天都在提交建議，其中一些建議例如廢除科舉考試曾遭到軍機大臣兼禮部侍郎他塔拉· 剛毅等人的反對，說：那些考生已經複習了那麼長時間，你突然宣佈廢除此制度，考生們怎麼安撫？公務員怎麼錄入？他們希望慈禧能夠對維新派做出一些限制。而恭親王臨死前也對他的嫂子慈禧太后和侄子光緒皇帝說過，要警惕康有為與翁同龢。特別是翁同龢，攛掇皇上與日本人進行甲午海戰，結果除了賠款，還割讓了臺灣。這段歷史連翁同龢自己也承認其後果：“覆水難收，聚鐵鑄錯，窮天地不塞此恨也”。不久，兩代帝師的翁同龢就被慈禧太后以皇上的名義“開缺回籍”、“永不敘用”。但是，光緒皇帝對康有為還是留有情面的，他還想依靠康有為等人，覺得面對英法等列強的侵入，中國應該變法維新，踏上走向世界強國之路。
康有為是個有人格障礙的人，他的思路太活躍也太跳躍。翁同龢的出局，他認為是慈禧太后斬斷了皇上的左膀右臂。而他們這些人在變法中是無任何實力抗衡頑固派的，於是謊稱皇上在宮中受到威脅，試圖讓握有陸軍大權的袁世凱助他們一臂之力。袁世凱出身世代官宦家族，少年時儘管勤奮讀書但卻連舉人都沒有考上，只好棄文從武。他對康有為並不陌生，每次見到都鞠躬問好，從骨子裡還是仰視高級知識分子。這讓康有為覺得袁世凱是在對他的示好，便安排剛上任的江蘇後補知府、維新派成員——譚嗣同去見袁世凱。九月十八日農曆八月初三，譚嗣同到北京法華寺夜訪袁世凱，勸其助行新政，然後殺了阻礙變法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榮祿，救出光緒皇帝，圍頤和園困住老太婆慈禧太后。袁世凱一聽馬上說，軍隊是有監兵（即類似政委的職責）的，自己不能隨便調遣軍隊，況且大部分彈藥武器還在天津。同時，要譚嗣同出示皇帝的硃諭。譚嗣同說硃諭在林旭手中，自己只有手抄件，這讓袁世凱心裡感到有些端倪。但是，作為證人的康有為卻向世人宣稱，袁世凱在此時告發了他們。
那麼，袁世凱真的告發了沒有？時光穿越到120年前的天津小站，這裡是袁世凱起兵的地方，那晚在他送走譚嗣同後一夜未眠，第二天便回到他的新建陸軍督練處，但此時榮祿早已從天津向北京出發，兩人沒有接上頭，也就沒有告密之說。三天後政變發生，慈禧太后下旨逮捕軍機四章京：楊銳、林旭、劉光第和譚嗣同。光緒皇帝由大內移駐瀛臺，注意這裡是移駐，不是囚禁。袁世凱聽到政變的消息後趕回北京，卻被榮祿“扣住”，袁世凱這才說了經過。由此可見，如果真是袁世凱告的密，那麼逮捕的首要分子應該是譚嗣同，而不是最後一個才動手。慈禧太后對袁世凱的這種表現也非常不滿意，還被說成“首鼠兩端”，差點治罪。
而如果不是袁世凱告的密又會是誰？多年後，梁啟超認為即使是袁世凱告的密，那他也不是主動的，而是在慈禧太后發佈訓政消息之後。也許告密的秘密只有康有為自己知道。
傳統觀點，常把戊戌維新的失敗，歸咎於“頑固派”的阻撓。其實，在1898年，根本就沒什麼成氣候的“頑固派”，求變已是朝野內外一致的共識。據史料記載，年初，李鴻章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已有“年來事多取法泰西，……欲蠲舊習之澆漓，致維新之政治”的說法；元旦前後，袁世凱也兩次向帝師翁同龢提議實施變法；張之洞、嚴復、伍廷芳、張謇等，或通過報紙，或通過私人關係，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變法方案……甚至在變法期間，連榮祿也曾給過“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過諸多建議，比如努力推動軍隊改革，向西方學習；比如在保定、天津等地籌資設立了多所新式學堂。後世之所以給榮祿扣上一頂“頑固派”的帽子，全因為康有為在《自編年譜》裡替榮祿偽造了一句名言即：“祖宗之法不可變”。而事實上，在戊戌維新開始之前，榮祿早已用實際行動，變了很多“祖宗之法”。
戊戌年的變法頗像古代版的《紙牌屋》，康梁遭背叛後，發誓要將頑固派趕下臺，並不擇手段地編造了一系列故事，來挽回他們另類的面孔。也許若讓張之洞或者嚴復這類人物來做旗手，其績效未必能盡如人意，但至少不會釀成喋血政變。不可否認的說 ，康梁導演的這場戊戌變法，更像是為了政治目標而結成的聯盟，他們對朝廷權力結構重組的關心，遠遠超出了對變法本身的關心。
貝加，本名賀曉閩，作家，發表過長篇小說《無法解毒》 散文集《阿芙蓉》 人物傳記《吳宇森的堅守》 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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