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來，我連續參加了3次大運河主題文化論壇，一次在揚州，兩次在北京。在北京，我說了三個字，“大、運、活”；在揚州，我也說了三個字，“大、孕、活”。除了一個“大”字，北京重在國運，揚州重在孕育，而其共同之處，都離不開一個文化的活化。
關於一個“大”字
對於“大”字，在兩地講述的含義基本是相同的，無非是說時空層面，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大運河始於春秋，完成於隋，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疏通於明清，貫通6省18市，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因此為中國之大、世界之大。
如何讓“大”字映入現實？這就涉及大運河北京段、揚州三灣運河在京杭大運河、中國大運河乃至世界運河史上的地位問題。對於京津冀，對於長三角，對於中國，大運河是紐帶。藉助於其地理風貌、自然環境和歷史淵源，在文化紐帶之外，還可形成生態綠帶，進而形成經濟產業帶。
作為一個旅遊人，肯定得談及在大旅遊、泛旅遊和文化旅遊大背景下，大運河生態帶和文化帶在疏解大交通、緩解城市病方面的旅遊資源優勢，宜統一規劃、統一政策、統一管控，等等。
關於一個“運”字
對於“運”字，大運河貫穿5大水系，聯通南北，貫穿古今，幾千年間隨“國運”起伏而幾經衰榮。大運河文化是黃河流域的文化核心，與海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共同融合出的獨特的江河文化，並緊密與中原文化相承，與萬里長城同為中華民族文明的標誌和象徵，並與華夏曆朝歷代國祚聯繫在一起。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古代社會特殊的運行與發展軌跡，其不僅在政治上維護了國家高度統一，同時在軍事、經濟、交通、文化，以及各民族融合上具有深遠意義。
當下，中國適逢千載難逢的歷史發展機遇，中國的轉運也許就是世界的轉機。
關於一個“孕”字
對於“孕”字，專指大運河最早的地段——揚州古運河邗溝的三灣，為漕運之便，古人設計開鑿了一個“耳”形的3個彎道（如上圖），又如人類的胚胎。由這個“胚胎”，極容易聯想到是運河孕育了揚州，三灣作為最古老運河——邗溝段的重要節點，甚至說是孕育了大運河。
揚州，在歷史上曾經是世界上著名的大都會，有“淮左名都、竹西佳處”之譽，馬可波羅曾逗留數年而不返；隋唐大運河開拓者隋煬帝成也揚州，敗也揚州；京杭大運河有乾隆的六下江南的足跡；杜牧有詩“春風十里揚州路”；又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之佳句。歷史上的揚州曾經何等風雅？何等豔麗？
關於一個“活”字
對於這個“活”字，是我在3次論壇上特意強化的一個字眼，也是一個重要觀點。所謂“活”，就是文化活化，進一步說，就是文化的生活化。
對於大運河，我們知道，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但我想強調的是，大運河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不僅僅是物質的存在，更是非物質的存在。
大運河是一部百科全書，更是一座活態的博物館。2500年以來，大運河兩岸浸潤出了無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僅揚州一地，就有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3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9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46項、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6項、縣（市、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237項，共有國家級傳承人17名、省級傳承人82名、市級傳承人278名。至於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等6省18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數不勝數。
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囊括了各種傳說，傳統美術和藝術，傳統技藝、醫藥和曆法，傳統禮儀、節慶，傳統體育和遊藝等眾多門類；可以說，涵蓋了文學、地理學、水利學、藝術學、歷史學、制度學、政治學、民俗學、民族學在內的方方面面；涉及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一切元素，是最接地氣、最貼近生活、最討人喜歡的旅遊產品的文化創意來源。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最容易、最有價值的活態文化。作為文化本身，具備地域性、唯一性、特色性、誘惑性和技術性，作為文創資源，有產品、有品牌、有市場、有影響力、有壟斷力；作為旅遊產品，可觀、可賞、可參與、可體驗、可沉浸、可購買、科紀念、可珍藏。
作為旅遊規劃者，我一直鼓吹文化需要從書本中走出來，從歷史中走出來，從傳說中走出來，並提出“文化三化”，即：文化的物態化、活態化和業態化。文化物態化乃觀光旅遊所需，是初級版的景觀化和形象化；文化活態化乃休閒旅遊所需，可使遊客產生對文化的交互化、情境化和沉浸化感受，是文化活化的升級版；文化業態化乃度假旅遊所需，是文化的產品化、產業化和品牌化，可以說是文化的休閒版。
從旅遊市場角度考量，文化活化的最高境界當屬原生活化，這對於旅遊體驗和沉浸尤為重要，對於旅遊休閒和度假尤為重要，因為旅遊就是一種異地化的生活方式。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幾十年前，就是因為李白的一句詩“煙花三月下揚州”，勾起了我的揚州夢。那時我還年輕，大約是晚上10點鐘的光景，我們一行4人在吃晚餐，酒過三巡，性情所致，忽然就想起這句詩，豔羨起古代揚州人的生活——那是很多人的揚州夢。上面所說的那些皇帝，隋煬帝在那做過官，且死於此；乾隆去風流過，據說還特別喜歡那兒的風味小吃；李白、杜牧、姜夔、柳永等文人騷客們去過，留下過無數風韻雅事；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逗留過幾年，據說還做過元朝的官；作為平常百姓，同樣嚮往那種浪漫風韻的生活。於是我們各自通知了家人，連夜啟程，適逢煙花三月，驅車八百公里直下揚州，日出時分在揚州的街頭，我們竟早早地qiè了早茶（吃早飯），聽到了揚州四鄉軟軟的“街上話”。
去揚州幹什麼？無非是體驗揚州的小生活、小情調、小日子。在北京，《馬可波羅遊記》同樣記載有元大都的繁華盛景，其生活場景大體是這樣描述的：什剎海、後海一帶，包括積水潭，正是當年行船漕運的終點，千帆競泊，熱鬧繁華。積水潭的碼頭不止一個，環繞積水潭兩岸都可停泊，比較大的碼頭、最熱鬧的景象應集中在離鼓樓最近的銀錠橋、菸袋斜街一帶，最盛時，積水潭舳艫蔽水，盛況空前。當時的文人雅士彙集在積水潭邊賞酒作文，食肆、勾欄等迅速發展起來。這段文字所反映的就是當年運河的風光、風貌、風俗、風情、風物和風味。
單說北京風味小吃，清代曾有一首《都門竹枝詞》，雲：“三大錢兒賣好花，切糕鬼腿鬧喳喳，清晨一碗甜漿粥，才吃茶湯又麵茶；涼果炸糕甜耳朵，吊爐燒餅艾窩窩，叉子火燒剛賣得，又聽硬麵叫餑餑；燒麥餛飩列滿盤，新添掛粉好湯圓”。此情此景此物盡是生活，幾多溫情？幾多醇厚？幾多鄉愁?這正是大運河文化活化、文化生活化的價值所在。
至此，我有必要陳述一下我在幾次論壇上發表的一些關於大運河的看法。在論壇和本文中我一直不敢妄說“開發”一詞，在北京論壇上當著在眾多學者的面尤其不敢提，儘管我是一個旅遊規劃者，沒有旅遊開發就沒有我們的飯吃。但我不得不說，談大運河開發，真的有點野蠻；我也不會說大運河保護，有點僵化和死板，但那天當著眾多學者的面斗膽真的就說了，也沒有遭到反對；我也沒說復原，有人說，大運河京津冀段要通水通航，我反對復原，理由是：大運河是過去式，漕運也是過去式，眼下的京津冀早已通快軌、通高速、通飛機，世易時移，現代社會也不需要那麼多木船，單純搞展覽、搞旅遊實在沒有必要，因為沒有市場需求，合理就是存在，不合理的東西就不應該存在。
我的觀點是：大運河關鍵不在通水，更不在通航，而在於通文——文化的貫通，大運河不在於水脈，而在於文脈。大運河是斷流了，只剩下殘存的遺址、遺蹟、遺物，但水脈不通文脈通，大運河幾千年的文化脈絡一直延續著、傳承者。因其跨越時空長、流經地域廣、歷史遺存豐、文化底蘊厚，故而文化價值珍貴。我們不能一味地、狹隘地、任性地去疏通形制上的大運河，而要挖掘、提升和活化文化上的大運河。大運河的物質文化遺產只有匹配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才是完整意義上的大運河，這才是大運河的真正價值所在。
基於此，大運河已經完成從漕運之河到文化之河的轉變，未來還要通過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融合完成從漕運之河到生態之河、生活之河與文旅之河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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