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國改革開放，11月9日《財經》(博客,微博)推出新的系列專題：尋回“看不見的手”：價格改革之路 | 我們的四十年。此前，《財經》先後於10月12日、19日、26日、11月1日推出有關農村改革、民營經濟、深圳特區和國家體改委的專題，社會反響良好。
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之後40年中國社會、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宏大序幕。回顧這40年的偉大曆程，在眾多改革難關當中，價格改革無疑是至關重要、難度極大的一項。因為物價關係國計民生，每一步改革都牽動全局、關乎成敗。價格改革這樣一場關涉億萬人生活的重大改革政策，是如何決策、施行的？當年的親歷者、參與者今天如何評價？
《財經》總編輯王波明先生特邀當年見證和參與了價格改革全程的張維迎、曹遠征兩位知名學者，回憶與點評價格改革的跌宕旅程，以及其間的曲折與經驗。
(左起:曹遠征、王波明、張維迎)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推進價格改革之前，中國的物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由行政力量規定，計劃價格幾乎存在於國民經濟的所有領域。在這種體制下，價格只是核算工具，而不是市場經濟下配置資源的手段和方式。與此同時，全社會無論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均長期受困於短缺現象。這導致物價看似低廉，人們卻難以購買到所需商品，衣食住行離不開布票、糧票、油票等票證。
(票證曾經是中國人購買糧油等生活必須品的重要憑證。圖/中新)
(各式票證。圖/中新)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改革的佈局已基本完成，也初步顯現出成效，改革大業要在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推進，則需要從全局改革中尋找新的進路和突破點。與此同時，城市的企業改革進展也遇到諸多難題，其中之一即為價格問題——因為行政定價的存在，導致企業缺乏定價權，無法根據生產成本和市場供求及時調整價格。
種種跡象表明，價格體系不改革，其他領域的改革也將難以深入推進。這一關必須過。
(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圖/新華)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此提法一語中的。價格改革涉及整個市場運行機制的轉變，具有相當的難度和較大風險，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整個經濟運行的混亂。有鑑於此，當時採取了一種漸進的“增量改革”方式。所謂增量改革，就是在保留原有政策不變的前提下，允許和默認“體制外”的部分新動向、新事物存在與發展——雙軌制價格改革就是一次典型的“增量改革”。
在張維迎先生看來，此前應對價格問題的策略是“價格調整”，這終歸是一條死衚衕，唯一的辦法是放開價格，但又不能貿然都放開，所以就從邊際上放開：原來的計劃產品、計劃產量，仍然執行國家價格；超計劃的產出和投入，都投入市場，由市場供求來決定。此即後來的雙軌價格——計劃一軌，市場一軌。然後再通過逐步放開，最後走向完全的市場價格。張維迎先生就此總結：雙軌制價格，嚴格地講可以理解為，把原來非法的雙軌制，變成合法的雙軌制；實行雙軌制，就是調整價格的思路沒有辦法執行，價格改革又如此迫切，唯一的辦法就是默認了市場。
曹遠征先生指出，價格雙軌制是中國改革非常有特色的一種安排，它的產生有其特定背景：在計劃經濟下，物資、商品短缺，價格放開以後，物價必然暴漲；但是調整價格的思路又行不通，最後只能逐步放開，這樣就形成了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雙軌。
(1980年代中期，廣東、香港等地生產的塑料遮陽鏡，俗稱“蛤蟆鏡”，在北方很是流行，圖為北京街頭出現的兜售“蛤蟆鏡”的小商販。圖片來源：中國攝影師協會《見證改革開放三十年》畫冊)
雙軌制實行後，也產生了一些負面作用。在生產資料相對匱乏的條件下，計劃內外兩種價格相差懸殊。孕育出一批利用制度漏洞牟利者，他們被稱為“倒爺”和“官倒”。這些人把體制內資源倒賣到體制外，賺取差價。這些腐敗現象在社會上產生了惡劣影響。但張維迎先生指出，雙軌制之前並非不存在腐敗現象，只是實行雙軌制以後生產資料等商品完全貨幣化，從而使得腐敗變得顯性了。
儘管如此，如今回望歷史，我們應當給予價格雙軌制客觀公允的評價。雙軌制下的確產生了腐敗等問題，但當時只有通過雙軌制才能推進價格改革。這一看法也得到國際經濟學界認同。至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改革道路上的價格雙軌制受到國際經濟學界重視，被公認為中國經濟轉型最具創意的戰略。
有鑑於雙軌制帶來的種種問題，以及價格改革的總體方向，中央最終決定實施“價格闖關”，推動計劃內外兩種價格的並軌。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第十次全體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這一方案計劃在未來五年左右的時間，放開絕大多數商品價格，由市場調節；同時在價格改革過程中，提高和調整工資、適當增加補貼，保證大多數職工實際生活水平不降低，並隨著生產的發展而有所改善。
但闖關的時機選擇，現在來看是有問題的。1988年上半年，經濟增長呈現加速勢頭，物價持續上漲，少數城市出現搶購，社會各階層群眾已經產生了通脹預期和恐慌心理。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於8月19日清晨發佈消息稱，中央討論並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各界群眾誤以為物價馬上就要全面放開，新一輪前所未有的大幅漲價即將開始，於是搶購和擠兌風潮應聲而起。從8月中旬開始，北京、上海、天津、重慶、西安、福建、成都等大城市先後突發搶購、擠兌，瞬間席捲全國城市和部分鄉村。人們買東西已經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保值。這導致了“價格闖關”受挫，也成為1978年改革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失控。
(1988年9月，湖北省武漢市青山友誼商店後院，人們搶購黃金首飾。一個小夥子隔著鐵門遞進一疊人民幣購買金項鍊。 圖/視覺中國)
1988年9月26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批准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和政策。至此，進入三年的“治理整頓”時期。
“治理整頓”一方面對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消極作用，另一方面對於價格改革來說，卻創造了良好條件：社會供給大於需求，有了一個比較寬鬆的經濟環境。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供求關係的變化，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額已大為縮小，個別產品還出現了市場價低於計劃價的現象。到這時，計劃價格併入市場價格，已不會再產生巨大沖擊，價格並軌時機成熟。
(1992年1月，鄧小平同志在珠海。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並提出“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等論斷。圖/中新)
但價格改革的艱難進程最終能得以重新啟動，離不開鄧小平的支持。1992年，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並提出“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等論斷。在此精神指引下，價格改革於1992年取得了長足進展，這一年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物價放開最多的一年。到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產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在中國人經濟生活中，價格迴歸到它本來的功能，“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也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一個重要基礎。
(1993年5月10日是北京開放糧油價格第一天，朝陽區西石門糧店的店員在登記註銷最後一批糧票。北京流通了幾十年的糧票、油票宣佈作廢。圖/新華)
(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上琳琅滿目的產品供人選購。圖/視覺中國)
（《我們的四十年》系列專題，由《財經》、和訊聯合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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