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是中國革命由國內戰爭轉向抗日戰爭的重大事件。在這場事變發生後不久，就有不少人發出的疑問：身為國民黨“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怎麼會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毅然扣押國民黨最高軍事領袖蔣介石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實際上，中共中央此前已對張學良進行了耐心細緻的統戰工作，促使張學良的思想發生轉變。而1936年初張學良與周恩來、李克農在陝北的秘密會晤，無疑成為推動這種轉變的關鍵性事件。
【“龍潭三傑”接受特殊使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軍經過25000里長徵到達陝北吳起鎮，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毛澤東審時度勢，向全黨發出了《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確定反日討蔣是目前黨的主要任務，統一戰線是抗日反蔣的主要策略。隨後，張浩（林育英）攜帶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及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密電碼，從新疆、甘肅、陝西到了瓦窯堡。
12月，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會後決定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為書記，李克農為主要助手，專門負責做張學良和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同時，撤銷了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中央對外聯絡局，由李克農任局長，負責對東北軍、西北軍及白區工作的聯絡事宜。
李克農長期在上海做情報工作，與錢壯飛、胡底一起被譽為“龍潭三傑”。顧順章叛變後，他奉命撤到中央蘇區。受命負責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後，李克農立即投入對東北軍的爭取中去。
李克農將勞山、榆林橋、直羅鎮戰役中俘虜的數千名東北軍官兵集中在瓦窯堡，創辦了“解放軍官學習班”，巧妙地攻破了被俘官兵的心理防線。在榆林橋戰役中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是張學良的愛將。高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由衷地贊同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主動要求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李克農向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果斷地說：“我們已經派出了許多幹部到東北軍、十七路軍中開展工作，我贊同再派高福源去做張學良的工作，爭取讓他成為紅軍與張學良之間的‘牽線人’。”
1936年1月初，李克農帶著高福源來到甘泉城下，通過東北軍129師參謀長張文清，將高福源秘密送到城中。隨後，67軍軍長王以哲派車將高福源接到洛川。王以哲與高福源談話後，立即密電張學良，告知高福源已回洛川，據云有重要事情面陳。
此時身為“剿匪”副司令的張學良，指揮東北軍與紅軍交戰，不到3個月就被消滅了3個師。師長、團長、參謀長被擊斃或被俘，數千名官兵做了俘虜。張學良極為震驚。
而最讓張學良心情沉重的是，東北軍的損失，南京方面拒絕給予補充，軍政部長何應欽還要減發軍費，取消被消滅的兩個師的番號。張學良深切地感覺到，“剿匪”是死路一條，必須另尋出路。為此，他到上海秘密會見了同鄉好友杜重遠和李杜。兩人向他介紹了中共政策的變化，勸他接受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上海之行，張學良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回到西安後，他千方百計尋找共產黨的地下關係，但一連十多天毫無所獲。
聞聽心腹愛將高福源突然回到洛川，並聲稱有重要事情報告，張學良為之一振。第二天一早，張學良親自駕駛波音座機從西安飛到洛川。張學良、王以哲、高福源在67軍軍部整整談了一個晚上。高福源特別說明：“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完全是為國家民族著想，是非常真誠的。紅軍願意聯合東北軍，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是完全可以信賴的；共產黨眼光遠大，治軍有方，紅軍雖然生活艱苦，但軍政訓練搞得很好，士氣旺盛，英勇無敵，值得東北軍學習。”張學良命高福源作為信使，再去見李克農，邀請中共方面派代表來洛川會談。
中共中央收到張學良的口信，立即決定派李克農秘密到洛川會晤。
1月19日，一副東北軍軍官打扮的李克農和高福源到達洛川。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周恩來從瓦窯堡發來了給李克農的“萬萬火急電”，提出了與張學良談判的基本原則：第一，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我方願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於成；第二，向彼方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危險的；第三，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等。
此時的張學良，最關心的是中共是否真有合作誠意。為此，他自己並沒有出面，而是首先派王以哲和趙鎮藩與李克農接談，以探虛實。20日晚，李克農與67軍軍長王以哲及其參謀長趙鎮藩舉行了初次會晤。會談後，王以哲將會談情況詳細向張學良作了彙報，並讚歎李克農的坦誠、機智、幽默，強調：紅軍和共產黨確有合作誠意，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23日晚8時，在洛川67軍軍部，張學良在王以哲、趙鎮藩的陪同下，與李克農進行了正式會談。李克農首先向張學良闡述了黨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表示願意與包括東北軍在內的一切抗日軍隊合作，組成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早日實現對日作戰。張學良也坦誠地說明了自己的苦悶，表示同意與紅軍在抗日基礎上合作……
雙方均有合作誠意，會談進行得非常順利。會談後，李克農與王以哲的機要參謀共同協商，確定了東北軍與紅軍聯絡的辦法，約定了電臺的呼號、波長以及密電碼，並當即作了收發演練。雙方約定，今後在會談前可先用電臺聯繫。
接著，李克農不顧疲勞連夜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電報，彙報他與張學良會晤的情況：一、與張學良會談達3小時之久，張頗有誠意，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二、約定，張於2月內到甘肅、南京做工作，爭取早日實現停火議和；三、東北軍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張者不乏其人，對蔣介石剿共態度消極，願與紅軍在抗日前提下停戰；四、張學良與其將領表示：願意各守原防，恢復蘇區與白區間的通商。具體事宜以後再詳談；五、雙方約定電訊聯絡的波長呼號。
李克農與張學良初步會晤，探明瞭張學良的合作抗日誠意，與東北軍建立了友好的聯繫，堅定了毛澤東、周恩來做通東北軍工作的信心。
【毛澤東：“李克農單槍匹馬，搞得很好”】
此時，陝北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議，決定紅軍主力東征山西。17日又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2月中旬開始東征戰役，毛澤東、彭德懷、洛甫、張浩、凱豐隨軍行動，周恩來、博古、鄧發留守蘇區，組成中央局。中共中央指示：由周恩來領導、李克農具體執行，加緊與張學良的聯繫，準備儘快與張舉行會談。
2月10日，周恩來約見李克農，佈置他再赴洛川，同張學良、王以哲舉行正式談判。此時，李克農與王以哲的電臺已開通，雙方進行秘密電訊聯絡，商定2月25日於洛川再次晤面。
2月17日，紅軍搶佔黃河渡口，一舉突破閻錫山所吹噓的“固若金湯”的黃河防線，紅軍主力進入山西作戰。20日，毛澤東、彭德懷等人電詢周恩來、李克農：東征已打響，南線東北軍動向如何——此時，南線東北軍集結在延安、洛川一線，紅一軍團主力東渡黃河後，南線空虛。若東北軍控制黃河渡口，切斷紅軍西歸退路，後果不堪設想。
2月20日，毛澤東致電李克農，對他即將赴洛川談判作指示：張學良目前的思想是同意抗日，願意同中共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因此我們的策略是：1．把張學良和蔣介石分開；2．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3．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同討伐賣國賊不可分割；4．要求停止內戰，不阻止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鋒隊；5．原則上不讓步，交涉不破裂。
2月25日上午，李克農由高福源引導到達洛川城。張學良接到王以哲的電報，決定再次以到前線“巡視”為名飛赴洛川。可正當他準備飛赴洛川時，突然收到蔣介石發來的密電，命令他火速飛往南京，有重要事情商量。
原來，紅軍東征山西后，閻錫山一面增派援軍，一面急電南京，請蔣介石速令張學良乘機進攻陝北，切斷紅軍後援，以便夾擊紅軍。蔣收到閻的電報後，電令張學良火速來南京商議。蔣在自己的官邸接見了張學良，向他介紹了紅軍東征山西的情況，命令東北軍切斷紅軍後方，封鎖黃河渡口。張學良表示：我馬上趕回西安，親赴洛川前線動員廣大官兵，佈置進攻。實際上，這只是為赴洛川密晤李克農找一個合適的藉口，以防蔣起疑心。
此時在陝北洛川，李克農正按照周恩來和中央的指示，提出3項談判條件：1.紅軍與67軍就地停火，雙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復蘇區與白區的通商；3.允許紅軍到白區採購物資，67軍負有保護之責。
早有準備的王以哲也提出了3項條件：1.67軍與紅軍各守原防；2.允許67軍到蘇區購買糧食、食鹽、柴草、牛羊等物資，紅軍有動員民眾支持和負保護之責；3.紅軍保證膚施—甘泉—鄜縣—洛川一線公路交通之安全，保證不襲擊、破壞67軍交通線。
雙方均有談判誠意，28日即達成了三條協定草案。李克農立即電告正在山西石樓前線的中央。很快，中央覆電李克農，在雙方三條協定草案基礎上，補充為更為完善的五條協定。李克農又與王以哲、趙鎮藩切磋，王以哲表示滿意。王以哲提議：為了預防萬一，不留下把柄，這個協定暫不形成文字，而是以口頭協定的形式通令雙方於3月5日同時執行。
3月4日，張學良親自駕機飛抵洛川，當晚由王以哲、趙鎮藩陪同，與李克農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談。
談判一開始，張學良就誠懇地表示：“李先生和王軍長的會談，以及達成的協議，我完全同意。我拜讀貴軍毛澤東、周恩來等先生寫的《告東北軍將士書》，完全贊成貴黨、貴軍關於聯合抗日的主張，但是我對貴黨提出的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有不同見解，望李先生賜教。”
李克農回答：“很簡單，團結一切力量共同抗日，這是全國民意，而蔣介石拼命反對抗日，與民意背道而馳……賣國得榮，愛國有罪，我們怎麼能與虎謀皮呢?”
張學良搖了搖頭說：“我不能贊成貴軍的意見。蔣委員長從沒說過不抵抗，但他主張先安內後抗日，我認為應當爭取他，用‘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口號取代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
儘管在這個問題有所爭論，甚至一度爭執得還很激烈，但會談的整體氣氛是友好的。張學良說：“貴黨關於抗日的設想，我是完全贊同的。但有一事請教，貴軍為何揮師東征呢？”
李克農爽快地答道：“東征抗日，是以實際行動向全國人民宣告：紅軍準備直接對日作戰，收復失地，長我中華民族的志氣。”
“你們進入山西，一定會遭到閻錫山和蔣介石的有力阻遏，恐難順利進行；此次蔣介石召我去南京，也是強令我進攻蘇區，我假裝答應。寧夏地區接近察綏抗日前線，又與外蒙的國際路線毗連，阻力小，進展比較容易，為什麼貴軍不去寧夏?”張學良疑惑地問。
“紅軍東征主要是出於政治上考慮，為了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響大，到寧夏對全國影響小。同時，到山西，還可以適當解決我軍軍需和兵源問題。”李克農誠懇地說。
張學良表示贊同，想了一會兒，問道：“紅軍與東北軍如何分別派出代表與蘇聯聯繫有關援助中國抗日的問題呢？看來，目前國際上只有蘇聯是支持我們抗日的。”
李克農說：“在國際上只有蘇聯堅決支持我們抗日，我們應當尋求蘇聯的援助。陝西地方靠近蘇聯，也比較方便。聽說新疆的盛世才是你的同鄉，可以首先聯合盛世才，打通陝西—甘肅—新疆到蘇聯的路線，待時機成熟，再打通陝北—綏遠—外蒙—蘇聯的路線，你看怎麼樣?”
“盛世才與我關係很好，我負責做通他的工作，貴黨也要儘快與蘇聯聯繫，以便早日實現西北大聯合的局面。”張學良興奮地說。
會談在坦率、誠懇的氣氛中進行。最後，張學良提議：“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貴黨可否派一位全權代表，最好能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負責人中推出一位，與我再作一次商談，會談地點定在膚施城（延安），時間由貴方決定。”
李克農答應將張學良的請求報告給中共中央。3月5日凌晨5時，談判結束。李克農一行快馬加鞭，直奔山西石樓，向中央彙報談判情況。此時的李克農，如釋重負。他感到輕鬆，感到興奮——他為數月來的辛勤工作終於有了初步成果而輕鬆。
蔣介石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剿共”副總司令，居然與共產黨的聯絡局局長成為情投意合的知心朋友；他自認為對蘇區固若金湯的封鎖線，居然被李克農巧妙地撕破了；他更不會想到，10個月後發生的西安事變的序幕，正是由這位共產黨人在洛川悄悄拉開的。
對於兩次洛川之行，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稱讚：“李克農單槍匹馬，搞得很好。”
【周恩來一行雨夜秘密進延安】
3月16日李克農到達山西石樓。這是東征紅軍司令部，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都在這裡，周恩來和博古也剛從瓦窯堡趕到這裡不久。
李克農顧不上旅途疲勞，立即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詳細彙報了他在洛川與王以哲、張學良談判的經過，並向中央轉告了張學良的要求：“由毛澤東、周恩來二人中選一位與他會談，商定大計。”毛澤東幽默地說：“看來，這位少年得志的張學良，是嫌我們克農同志的官小啊!”
“……克農同志的洛川會談已為這種西北大聯合的局面奠定了基礎，我主張儘快實現與張學良的再次會談。”周恩來果斷地說。
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副主席為全權代表，李克農為副手，即刻奔赴東北軍控制的延安城，與張學良繼續談判。28日，李克農與周恩來、博古、鄧發、王世英等同志，帶著一部電臺和一個警衛排，離開石樓起程，當晚渡過黃河向延安進發。
博古是回瓦窯堡負責陝北蘇區後方工作事宜的；鄧發是到西安，經新疆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共工作情況的；王世英則是轉道西安到華北去指導北方局工作的。
在路途中，周恩來、李克農和王世英共同分析了張學良與蔣介石的關係。李克農首先提出：“蔣介石與張學良的關係非同一般，‘反蔣’，張學良堅決不同意，我們此次去再談，在這個問題上估計還要引起爭論，我們能否考慮一個折中的辦法？”
長期在白區工作的王世英說：“自去年11月親日派的首腦汪精衛遇刺受傷、出國治療後，蔣介石和親英美派在南京政府中佔了優勢。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逐漸強硬，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大使的談判態度也十分強硬，這是過去所不曾有過的。從目前來看，蔣似乎也確有一些抗日的跡象。”
李克農也說：“在與張學良談判中，他談到蔣近幾個月來對日本態度強硬，同時對部下講了許多抵抗日本的訓話，並加緊構築一些國防工事。現在看來，與我們掌握的情報基本吻合。可見蔣也不是不能抗日的，但必須以停止反共為前提。張學良提出應從各方面做蔣介石的工作，我認為，如果多方聯絡，全國各界都做他的工作，逼蔣抗日，會是什麼結果呢？”
“對！逼蔣抗日。這倒是可能的，這樣一來，張學良一定會接受。在與他的談判中，我們可以再與他商議。至於改‘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關係到黨的整個方針、策略，是一個原則問題。待我們考慮成熟後再向中央正式提出。”周恩來說。
李克農認真地說：“對待蔣介石的態度問題解決了，估計與張學良談判中的主要問題就是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問題。抗日聯軍問題容易解決……可是國防政府卻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關於蘇維埃制度，上次中央在給李克農赴洛川談判的指示中作了明確的規定，原則上不讓步，不放棄蘇維埃制度。但國防政府與蘇維埃政府間畢竟有重大差別。這不僅僅是政府名稱上的差異，而且是政府組織基礎、機構，人員安排等方面的重大差異。
周恩來也判斷：“這個問題可能成為此次與張學良主要討論的問題，我們可以根據《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有關國防政府的十大政綱來制定具體的方案。我們不妨先針對張學良的態度設計幾套方案。”
28日，李克農致電王以哲和正在洛川的張學良，告知中共方面已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正在赴延安途中，可望30日前到達，請張學良和王以哲確定談判具體時間。王以哲立即回電李克農和周恩來：張學良因患喉疾，需要調治，談判推遲到4月上旬。具體日期，要看醫治情況而定，但保證3日內覆電商定。
李克農收到電報，頓感疑惑。原來商定的要在3月底談判，現在怎麼能推遲？張學良恰逢此時患病，僅僅是巧合？會不會是張學良另有打算？或者……
張學良突患喉疾，實屬巧合，並非推諉之辭。張學良雖系北方人，但對乾燥的西北氣候，也很難適應。春天是黃土高原最乾燥的季節，也是各種疾病多發季節。自從與李克農洛川會談後，張學良心情異常興奮，他以“剿共督師”為名，頻頻到前線各軍、師訓話，四處奔波，患了嚴重的喉痛，聲音嘶啞。
周恩來與李克農商議，決定先回瓦窯堡等候，並將這個情況電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4月2日，張學良通過王以哲覆電李克農，確定於4月8日晚在延安會晤。屆時，東北軍將派人秘密接周恩來、李克農入城。
4月8日下午五六點鐘，周恩來、李克農及隨行部隊按照預定時間，風塵僕僕地到達延安東北的川口村。他們從瓦窯堡出發時，天就開始變陰，等到達川口附近，天已下起大雨。
風雨交加，他們的電臺與張學良的電臺聯繫不上。李克農被迫電告毛澤東。毛澤東立即命令中央的電臺與張學良聯絡，直到9日上午才聯繫上。張學良獲知周恩來、李克農到達川口的消息後，一面發急電囑咐駐守延安的129師師長周福成準備盛情招待，一面自駕飛機，帶著王以哲、劉鼎及少數心腹侍衛飛赴延安。9日黃昏時分，張學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來和李克農。這時，周恩來和李克農均換上了便衣。周恩來穿黑色中山裝，李克農著灰布衣衫。臨行時，為了保證安全，李克農命令：戴鏡元帶著電臺人員留守川口，密切關注延安動態，警衛排封鎖延安東郊機場，在他們沒有回來前，不許任何飛機起飛。
在高福源的引導下，周恩來、李克農在夜幕中走進了延安城，來到了清涼山下的橋兒溝天主教堂。這是當時延安城最好的建築。就是在這座天主教堂裡，周恩來、李克農與張學良等人舉行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談。
【張學良：“為了抗日，我願捐獻出家產”】
參加會談的共有5人，除周恩來、李克農、張學良外，還有王以哲和張學良剛剛結識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鼎。
開始，周恩來和張學良談到了國家的前途問題。周問：“張將軍，你看中國的前途如何？”
張學良坦率地說：“周先生，我看中國的前途有兩條，一是走共產黨的路，一是走國民黨的路。兩年前我從意大利回國，曾相信法西斯主義，總以為法西斯獨裁可以救中國，所以竭誠擁戴蔣介石做領袖，心想先統一再抗日，中國一定有救，現在看來，好像不對了。如果中國內戰不停，什麼時候才能把日寇趕出中國呢？經過幾年的實際觀察和周圍朋友對我的談話勸告，我認為我的那種想法是錯誤的。”
周恩來也直爽地說：“張將軍要是真想抗日救國的話，就一定要實現民主，走人民群眾的路線……打內戰，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讓人民遭殃，讓日本帝國主義喜歡……”
聽了周恩來這一番析理入微的話，張學良連連點頭稱許。張接著又問：“假如東北軍和紅軍能夠聯合抗日，究竟應該怎樣對待蔣介石呢？”
周恩來已聽李克農彙報過這個問題，並且專門商討過對付張學良提問的辦法，就真誠而虛心地說：“我們原來是主張反蔣抗日的，那是因為大革命失敗以來，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來鐵的事實教育了我們。不過在今天的形勢下，我們願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願意聽一聽張將軍的意見。”
“關於爭取蔣介石參加抗日陣線的問題，我和你們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經和李克農先生談過，爭得面紅耳赤，意見也未能達到一致。”張學良說著，望了望李克農。李克農笑著點了點頭，幽默地說：“這次我們還可以再爭一爭嘛。”
張學良沉思片刻，鄭重地說：“蔣介石實際上還統治著全國，掌握著南京政府的一切大權，不僅中國的大部分地方和主要軍事力量在他手裡，而且財政、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攬。我覺得聯合抗日不應當反蔣，統一戰線也應當把蔣包括在內。我們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蔣抗日，工作起來有困難。據我的接觸和觀察，蔣還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抗日的決心的。我們正想增大抗日的力量，為什麼要把他所掌握的這一股力量排除呢？目前應當設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錯誤政策扭轉過來，逼他停止內戰，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來說：“張將軍這個意見很有道理，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我已與克農專門商議過此事。蔣介石集團，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經濟上，力量確是很大的，抗日戰爭如果爭取不到這個集團參加，是個很大的損失；爭取過來，對抗日戰爭有好處。可是蔣介石目下……對日寇無恥退讓，對愛國群眾殘酷鎮壓，高叫什麼‘攘外必先安內’……只有用群眾的力量粉碎他這個反動集團，對抗日救國才有利。”
張學良耐心地聽著，沒有慍怒的神色，大大出乎李克農的意料。
上次李克農稱蔣介石為“賣國賊”，張學良便面有怒色，與自己爭辯。此時，周恩來激動罵蔣，張學良卻無動於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周恩來接著說：“如果能夠把這樣一個力量爭取過來抗日救國，也是我們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獨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眾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麼辦法才能爭取過來呢？張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談談嘛。”
張學良毫不掩飾地說：“我同蔣介石的接觸很多，關係也很密切。據我所知，蔣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給他難堪，他也發洩過牢騷，心中仇恨。但他有很錯誤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因為共產黨的一切口號、一切行動，都是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根據。”
聽了張學良的這番話，周恩來站起身來，憤慨地揭露了蔣介石竊取大革命勝利果實、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血腥鎮壓共產黨等累累罪行。張學良也激動起來。周恩來稍稍停了停，說道：“這些舊賬，我們不願意再算了……我同意張將軍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的意見，不過這是個重大的方針政策問題，我願意把張將軍這個意見帶回去，提請我們黨中央鄭重考慮後再決定。”
看到周恩來和李克農這樣重視自己的意見，張學良非常興奮：“今後採取內外夾逼的辦法，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蔣介石扭轉過來。”
會談在坦誠、熱烈的氣氛中進行。門外，張學良的貼身侍衛孫銘九負責警衛，任何人不準靠近這座教堂。中間休息時，送來了夜宵（麵條），也是由孫銘九親自從門縫中遞進，王以哲在門邊接進，連孫銘九也不得進入會談的房間。
雙方在會談中確定，停止內戰，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當談到抗日準備的問題時，周恩來指出了加強部隊抗日教育與培訓抗日干部的重要性，提出將這一項列入正式協議。張學良深受啟發，表示十分贊成。雙方決定：紅軍開辦紅軍大學（後發展為“抗大”），東北軍創辦軍官訓練團（即後來的王曲軍官訓練團）。共產黨和紅軍願意提供辦學辦法。
周恩來還提出抗日的物資貯備問題，特別強調：“通訊器材和醫藥品的貯備，是非常重要的，缺乏這兩種物資，會使部隊在將來的長期抗戰中遇到極大的困難，現在紅軍特別關注這兩個問題，東北軍也要注意這個問題。”李克農也補充說：“我們目前十分缺乏通訊器材和醫藥品，所以曾派大批同志到西安、上海採購。張將軍要利用自己的便利條件，提早準備，紅軍需要的大批這類物資，也請張將軍幫助採購。”
張學良笑著說：“沒有問題。我已有大批這樣的物資，庫存西安，可供我們雙方共用，不用發愁，由我負責。”接著又說道：“我個人還有一筆私人存款，數目相當可觀，必要時我願意拿出來作抗日公費。”
李克農詼諧地說：“抗日合作尚未實現，便先‘共’了你的產，你不會罵我們吧!”張學良堅定地說：“為了抗日，我願捐獻出我的家產。”
關於紅軍集中河北問題，張學良答應予以贊助，並表示：“如果紅軍集中通過他的防地，一概不加阻撓，通行無阻，並命令河北的東北軍萬福麟部接應；如果通過胡宗南等中央軍防區，可由我出面斡旋。”周恩來、李克農表示感謝。
由於紅軍渡河東征到了山西，蔣介石一再嚴令東北軍出兵進佔陝甘蘇區，以騷擾紅軍後方，張學良面有難色地說：“蔣介石已多次命令我進攻蘇區，用以牽制你們，我都藉口推諉。但這樣一來，恐怕會引起他對我的懷疑，暴露我們間的秘密停戰關係。”周恩來與李克農對視了一眼，笑著說：“我們理解張將軍和東北軍的處境。在張將軍沒有公開表明抗日以前，紅軍在適當時候退出某些地方，讓東北軍短時進駐，以打假仗的方式應付蔣介石。”張學良和王以哲當即表示同意。
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問題，是原來周恩來和李克農料想的談判中的棘手問題。然而出人意料，當週恩來提出此問題時，張學良表示同意紅軍的主張，認為組織抗日聯軍是中國當前的唯一出路，並說：“我願意盡力向蔣介石提出來，促成實現。”對於《八一宣言》中所提國防政府的十大政綱，他表示加以研究後再提出意見。這個問題很順利地達成了共識。
在會談中，張學良提議：“請紅軍派重要代表常駐東北軍，以便互通情報，及時商議、研究隨時出現的重大問題。”周恩來表示回去後便選派代表。
張學良對會談表示滿意，拿出2萬銀元，說是個人的錢，用以支持紅軍抗日。接著又送給周恩來、李克農20萬法幣，以作抗日軍費。
臨別，張學良拿出早已準備好的一個大盒子，說道：“我還要送給你們一份貴重的禮物。”周恩來打開一看，是一套《申報》館出版的最新中國地圖。李克農高興地說：“這可真是寶貝，對我軍指揮打仗太重要了，非常感謝張將軍的盛意。”張學良和周恩來“共誓永不毀約”，兩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延安會談，張學良的心情豁然開朗。他不僅看到了東北軍的前途，而且堅定了聯共抗日的信心，對於共產黨人也有了深入的瞭解。張曾感慨地對王以哲等部下說：“周恩來先生眼光遠大，虛懷若谷，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共產黨真是了不起！”
此次秘密會談，為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建立“三位一體”的西北反蔣聯盟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半年後的西安事變埋下了伏筆。
周恩來、李克農和張學良的英名，已深深地銘刻在歷史的豐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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