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中，令人懷念的，不是洪、楊，而是石達開。歷代農民起義，不乏洪、楊一類人物，作為最高領袖，他們有的是權謀和帝王思想，能忽悠和駕馭民眾，使民眾甘願為他們獻身。他們的身影，覆蓋了整個運動；他們的話語，決定了運動的方向。但他們卻不是運動的靈魂。
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他祭的不是李自成，而是李巖，是李巖成為了明朝末年那場民眾運動的靈魂。靈魂，要有悲劇性，李巖之死，是為運動獻身，其身心之悲苦，足以感動後人。石達開更是如此，作為天王的叛逆者，他的命運，是一出更為壯麗的悲劇，是由偉大的民眾運動造就出來的深刻悲劇。石達開是當之無愧的太平天國運動之魂，正是有了石達開，我們才從這場血雨腥風的運動中，看到了真善美的存在。運動早已終結，可靈魂還在召喚未來，一本《石達開遺詩》問世，召喚了一批又一批共和國戰士，當紅軍沿著他當年西征的道路來到大渡河邊，是他的靈魂成了引導紅軍絕處逢生的先知。要讓他的靈魂在我們的共和國裡安息，要讓他的悲劇給我們一點永恆的啟示。天國悲劇，從石達開出走開始，他為什麼要出走呢？他的悲劇，是命運悲劇，也是性格悲劇，他是命中註定要與王權決裂的，不管是清王朝的王權還是天國的王權，他都要決裂，這由他的性格即自由意志所決定，這就是命。一、石達開為什麼要出走戰場上，石達開是曾國藩的苦手。本來兩人用兵，一善用正，一善出奇，各有千秋。
可曾國藩自出兵以來，遇石達開，始一敗再敗。他與石達開第一次交手，是在湖口。那時，他率湘軍水師，勢如破竹，直撲湖口。石以大船載沙石，沉堵航道，於湖口西岸扼一隘口，湘軍水師突入，被石氏堵塞隘口，分割在外江和內湖，分別擊之。曾國藩因座船被奪，文牘俱失，憤而投江，被左右救起，棹入陸營。此後，石氏已佔江西大部，曾氏被困於南昌，卻不動如山。恰於此際，東王楊秀清飛檄石達開，命其東返，謀解天京之圍。石氏奉命，班師回朝，行前仰天長嘆：放虎歸山，後患無窮矣！或曰：吾觀曾氏用兵，不過爾爾，先敗於湖口，再敗於九江，今又被困於南昌，何必多慮呢？石氏嘆曰：用兵非其所長，然其將將，無可匹者。
曾氏治軍凝然，石氏用兵瀟灑，皆一時之帥才。兩人風神各異，自不待言，然行為亦有相似，卻被人忽略了。兩人都曾負氣出走，可君臣際遇不一樣，結局當然也就不同了。比較一下兩對君臣的關係，先來看曾國藩和咸豐帝。曾國藩以丁憂，說走就走，雖曰守制，但尚未請示就放下軍機，這不是小問題。皇上沒有因此責他，反而賞了他三個月的假，示以小恩。可他一提到要實權，皇上就毫不含糊的批准他回家，給他卸了磨，卻還留著他這條驢，讓他這條驢在家守制，成全他做一頭名教之驢。
他有一肚皮官司堆積如山，可他還是忍。君臣之間心照不宣，來往的上諭和奏摺，講得都是面子上的大道理，將那些肚皮官司泡了一罈子酸菜汁，放在一邊兒發酵。他扛著名教的旗幟，要理學的面子，皇上就給他搞面子工程建設，儘量照顧他的面子，他呢，也很能體貼皇上的用心，因此，他們沒有鬧翻。他知道，湘軍是一支體制外的力量，要朝廷接納它很難，將它納入朝廷的榫卯也很難，朝廷如何接納它是皇上的事，怎樣將它納入朝廷是他的事。這就要磨合，在磨合期內，要搞面子工程建設。而石達開與洪秀全之間的關係，就不是面子問題，而是骨子問題。天王在天京濫砍濫伐，面子早已千瘡百孔，不值一提，一刀刀都砍在骨子裡。石氏出走，起初非有戰略遠圖，亦無既定政治目標，更非一時率性，如浪子遠遊。他在天京主政，可人身並不自由，以講道出了南門，立馬就走。
由銅井渡江，前往安慶。他在安慶，駐留了三個多月，看透了一切。洪秀全這才慌了，罷免兄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派人送來“義王金牌”，邀他回京主政。可石達開不信。一來不信洪秀全所謂“誠意”，二來反對洪只守天京。天王兩次調他回京，他都無條件遵命，結果葬送了他的西征。這次，他提出了折中方案：赴援江西，進取浙江，配合天京作戰。他雖然對洪不滿，但還不想與洪鬧翻，因為，他還要維護太平天國政權。此時，他已深知洪為人陰險，起義諸王，如今只剩下他倆，要麼他取代洪，否則洪必滅他。現在一切都水落石出，惟有他知根知底。那些死去的人，死到臨頭，都不知早已被洪算計，而他已知。
洪秀全的算計，早在金田起義之前就已開始。那時，洪本來是去投靠馮雲山，可他卻利用馮雲山入獄，起用了蕭朝貴和楊秀清，用巫術將馮排擠。蕭最早看透了洪，難免惡言惡語，金田起義時，洪又與楊秀清合作，將蕭朝貴排擠，所以永安建制時，原來五王共和，改為皆受東王節制。馮、蕭二王，力戰而死，看似偶然，實亦欲以死明志。洪、楊合作，從表面上看，楊飛揚跋扈，佔盡上風，實則洪已陰結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握有絕對優勢，卻以忍辱蠱惑楊的野心，並煽動韋、石二人。韋與楊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殺手，洪佯裝不知，待韋殺夠了人，就以石氏來號召，再將韋殺掉，看似平民憤，其實是殺人滅口。一個文不得、武不得的傢伙，竟然一步步走向專制。
第一步，依靠楊、蕭二人，不惜以巫術確認其教權的合法性。天國初期，教權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權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權乃五王共和，馮、楊、蕭、韋、石都有自己一份實力，而洪沒有，故政教分離。因此，洪地位雖高，而實力卻有限，沒有實力，哪來實權？第二步，洪欲從教權進入政權，便拉攏楊秀清，實施政教合一，先從教權內排除蕭朝貴，使教權從三權分立，政權從五王共和，同歸於二王分治。在二王分治的格局裡，洪成了宗教領袖和國家元首，取得了名義上的最高領導權，而楊在教權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權上節制諸王。這就是為什麼太平天國政權自有平山登基之後，還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確立了三權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則以二王分治打破了這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權分立排擠了馮雲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擠了蕭朝貴，此二人者，一為洪秀全老友，一為楊秀清老友，洪楊合謀排擠了老朋友。本來，二王分治，一掌教，一執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後，權力交叉。洪執掌教權，楊卻能代天父立言；楊執掌政權，卻須奉洪為天王。兩人分庭抗禮，而天王示弱，東王用強。東王不僅在政權上將天王掛起來，在教權上，還常以天父下凡佔據上風，甚至以天父名義棍責天王。誰要天王當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賦予他的權力合法性？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從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難過，卻忍著。而動不動就拿天父來演戲的東王，其本來面目日漸暴露，此術久用必敗，何況用來作惡！天王用弱，獲得普遍同情；東王用強，日久失人心。翼王東征，安定了東南半壁，東王伸手來要最高權力——逼天王封他萬歲，連名義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經走到了盡頭，該出手時就出手！
東王一味用強，卻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當。東王自以為握有軍政大權，可西征以後，兵權都歸了翼王，有了翼王聲援，誰敢向天王下手？石達開與馮雲山相知，當年，他率領自家宗族起義，立馬投奔馮去，他有實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風雲際會，給太平天國運動帶來青春氣息。他一味打仗，不問政治，對天父下凡之類的鬼把戲，從來就不感興趣，卻認定馮、洪一體，馮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變，他也有預謀。可天王知道，讓他去誅殺東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講義氣，是性情中人，不喜歡這樣的陰謀。可天王有了保護者還不夠，他還需要殺手。於是，天王跟北王結成盟友，虧了天王有眼力，一眼就能看透。同在東王屋簷下，一起低過頭，陰謀，眼神就能交流，只要握一握手。韋昌輝動手了！原以為，殺個把人是小手術，沒想到是惡性腫瘤，一刀下去，癌細胞就擴散了。跟著，一刀接一刀，越殺越收不住了。
洪與韋、石單線聯繫，他既沒有制止韋的殺戮，也沒有通知韋，要讓石回來安定大局，他這樣安排，使韋、石相疑，殺戮蔓延石的家室。於是，天國將士無不以為韋氏罪大惡極，人人皆欲殺之。翼王舉兵，而天王誅之，韋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宮裡，可憐似漢獻帝，韋氏替他開了劫，他以數萬天國將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娛。此劫無他，不過想做王而已。他一開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覺，因此，他要把打劫進行到底，打出一個真“秀全”——“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來。他以韋殺楊，以石誅韋，三下五除二，原來五個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與翼王分治，還是由他專制？當然要專制，翼王成了絆腳石。不專制，做王還有什麼意思？赤手空拳，熬了這麼多年，終於熬到了這一天，他要揚眉吐氣做真王了，可偏偏還留著翼王這麼根刺。
他決定，不管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他都要拔掉。石達開當然也明白自己的處境，與洪合作，要麼等死，要麼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麼辦？唯一的辦法——走！二、石達開出走以後石達開出走以後，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流動作戰。穿州過府，飄忽不定，時而浙江報警，忽而福建告急。可他在江西，卻沒有佔到便宜，幾個基本點，都被湘軍圍定，此次來爭江西，他已落了後手，連清將福興那樣平庸的傢伙，都算準了他“必先竄回江右”。
以皖制贛，本應力爭九江，那時，九江被湘軍圍困，成了一座孤城。守將林啟榮是他的老部下，他為什麼不去救？救了，可兵至湖口就掉頭。李續宜率湘軍迎擊，他掉頭就走，既來之，何以又要走？一來，湘軍重兵在此，他的本錢不想在一次決戰中就拼掉。二來，他將大部隊都留下了，只帶了數千人馬從安慶出發，往江西去集合舊部，以數千人馬援九江，只能虛晃一槍，示形於敵，欲使湘軍北趨。而他則轉道南下。當時，他的重鎮臨江府(今樟樹市)與吉安府也被湘軍圍困，那些日夜盼望援軍的血戰將士都是他的嫡系，焉有不救之理？救此兩地，再攻南昌，則九江之圍自解，前次西征用兵，就是如此。自從臨江、吉安兩府被困，他在江西的大本營已向撫州轉移。
因此，進援臨、吉二府，須先至撫州，而後救之。他在景德鎮集合舊部，大會諸將，分兵南進，自率一軍沿樂平、萬年、安仁(今餘江縣)、東鄉一路南下，在東鄉擊潰湘軍，然後進駐撫州。在撫州，他本有建設政權的想法，曾徵各縣童生應府試。他原以為湘軍用兵仍偏重在九江、安慶一線，他南下用兵，乃避實就虛，從容赴敵，不會遇到太大的阻力，誰知湘軍有備，沒給他什麼機會。曾國藩雖已丁憂回籍，但他早已在江西做好了準備，乘石氏回師，他及時出擊，搶佔戰略要地。待石氏回來，再戰江西時，就碰了硬釘子。當年，石達開乘虛而入，轉戰江西，所過州縣，無不望風披靡，而今他每據一處皆需力戰，殺人一千，自損八百，如此打下去，即使每戰都勝，他的軍隊也要被消耗殆盡，而況他遇到了勁敵，陸戰稍占上風，水戰處於劣勢。
沒有水師，要救臨江與吉安兩城，談何容易！兩城均在贛江之西，要想赴授，必須渡江，而江面有湘軍水師炮船遊弋，他在豐城搶渡不成，揮軍沿江南下，七天之中，行軍二百里，經由新幹、峽江，直到吉水，仍難如願。難救臨、吉二府，他又瞄準了浙、閩兩地。當湘軍全力防他進取臨、吉二府時，他卻一轉身，殺奔浙江而去，以江西戰閩浙，他得了先機。衢州一戰，將東南大局攪翻，以此衝擊閩浙贛，三省震撼。石達開戰衢州以牽制三省清軍，然後分兵掠浙東之地，補充財力。當湘軍於鉛山河口鎮聚齊，欲大舉援浙時，他又一轉身，率軍潛入閩地。曾國藩督師入閩，此時，其弟國荃攻克吉安府城，宣稱贛省肅清。而石達開軍卻從福建進入贛南，迫使曾國藩也從鉛山移師建昌。
就這樣，他率軍在閩浙贛一帶遊擊，戰江西雖然未佔上風，可以江西戰，卻扯住了曾國藩的後腿，將湘軍主力拖在贛南，難以向皖南出擊。這就使得陳玉成、李秀成等能從容退敵，於皖北廬州三河鎮全殲湘軍勁旅。不久，那驚天的噩耗就傳到了曾國藩的耳朵裡：李續宜胞兄李續賓戰死！他的弟弟曾國華也戰死，湘軍兵勇六千人全部戰死……三、人格的悲劇和命運的悲劇石達開本想在閩浙贛邊界建立根據地。如此，則進可以獵取江西；退可以牽制江西。
可他的願望沒能實現，原因是，天王調走了輔王楊輔清。楊輔清帶他的部隊走了，去接受天王新任命。石頓成孤軍。兵力不足，只好遊擊，可他的戰略卻很有效，把湘軍主力牽制在贛南地區。而楊輔清部，則從福建邵武出擊，越鐵牛關，揮師北上，揚長而去。楊輔清一路，攻克安仁，由萬年入饒州境，屯踞景德鎮。而石達開一路，先是遊擊於新城(今黎川)、建昌(今南城)，後又轉入贛州、南安(今大餘)，因疾疫大作，移師湘贛邊，乘虛入湘境。曾國藩急忙分兵，一路攻景德鎮，一路救湖南寶慶(今邵陽)，湘軍的戰線又被拉開了，於是，陳玉成乘勢席捲皖北，而李秀成則大舉經營江浙。
石達開孤軍遠征，充滿了悲情，他離棄了天王，卻放不下天國使命，雖自領一軍，卻未自立門戶，而是以高度想象力的運動戰，呼應天京。退出湖南，他遊擊於湘桂邊，一退再退，回到起義的原點。撫今追昔，感慨何止萬端！當年兄弟，幾人還能回來？可他回來了！也只有他能回來，回到故土，他哭！他的故土貧瘠，部隊給養成了問題，多災多難的故土，一再經受血與火的洗禮，再也擠不出乳汁餵養子弟。部隊懷念江西，很多人想回去。他不留，揮一揮手，那是無言的問候，然後分道揚鑣。
他繼續前行，到四川去，那裡是目的地，最適宜割據，可他不在意。奔他而來者，都說他有天日之表，龍風之姿，跟他打天下，值！可他不動心，抱定了起義時的宗旨，帝王算什麼東西！可天王變了，東王變了，北王也變了，一變就翻臉。唯有他還沒變，他要證明給天王看。他看透了天王，可天王卻看不懂他——用帝王的狗眼。這世上有比帝王更重要的東西，是人性，人的真性情，他要讓天王看看，什麼是人性，什麼是人的真性情。挽救天國不靠王權，要靠人性。他入川了，一支疲憊不堪的軍隊又意氣風發了，不用攻城略地，只要他往四川一站，清妖從上到下就戰慄。他堅信，只要他還在，天國就不倒。皇帝急了，要調曾國藩入川。曾國藩都到宜昌了，一想，不對啊，我為什麼要跟著他去入川？不僅我不能去，連左宗棠也不要去，回江西！
果然，石達開一入川，天京方面就發動了第二次西征。而且天京方面對於他的入川計劃，早就知道。還在入川前，太平軍佔領蘇州後不久，艾約瑟等傳教士赴蘇州謁見忠王李秀成以後，說道：
至於太平軍將來是否成功的問題，我們完全不能說什麼，一個首領曾說過，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正在征服四川，這個省實際上已在他們掌握中。這位首領，當然就是忠王李秀成了。這一說法，出自《華北捷報》第519期 1860/7/7刊載的《艾約瑟等五名傳教士赴蘇州謁見忠王的經過和觀感》
一個月以後，該報又發表《艾約瑟等五名傳教士赴蘇州謁見幹王和忠王的經過》一文，說：據探明，翼王石達開仍舊與運動相連結。這是事實。 但他把運動與天王分開了，他忠於運動，卻不再忠於天王。
史式先生著《石達開遠征始末》系列，也強調了這一點。從江西到浙江，從福建到湖南，石達開的作戰始終屬於太平天國全局戰略的一部份。平心而論，此言甚是，可語焉未詳。他從天京出走時，並非戰略所驅使，而是被天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導之，他反專制！在安慶，他的戰略目標，指向江西，擬以江西戰湖廣，基本上還是西征時的老路子。不過，他留了一手，如戰江西不下，則以江西戰閩浙。這一戰略構想，成了天國後期戰略的框架，陳玉成、李秀成用兵，便在這一框架內進行。此二人者，皆一時名將，而均非統帥才。馳援贛西未果，即欲於閩浙贛一帶立足，而楊輔清提兵北上，他以孤軍難以自立，且軍中疾疫，故轉戰贛南，於南安決策時，始提出“謀蜀”。以飢疲之卒，無餉之師，而欲“謀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乃悲劇之英雄矣。“謀蜀”之難，難在戰線太長，無奇可用，而其妙處正在無奇之奇。
石氏用兵，改弦易轍，一改其神出之本色，一舉一動皆張聲勢，唯恐湘軍不知之，何也？欲以偏師釣湘軍，支撐安慶、天京，力挽天國頹勢。戰衢州，頓兵於城下，久戰不退，使閩浙贛三省清軍輻輳，方離去。圍寶慶、桂林也如此，看似一次又一次錯失良機，實則有意釣湘軍矣。他知道，只要他在那裡，湘軍就不能不來，湘軍一來，安慶、天京之圍自然就緩解。他就是要在那裡等湘軍來，湘軍不來不走，一來就走。就這樣，他將駱秉章釣到四川來了，連曾國藩也差點被他釣來。其他湘軍，如蕭啟江部、張運蘭部，這些江西戰場的主力，都被調來了，致使曾國藩與官文、胡林翼等所擬“四路圖皖”計劃，未能實施。於是，朝廷指示：要先除西南之患，然後全力東征。
這才是他“謀蜀”的目的。他堅信，只要他不倒，天國就不會亡。可他倒了呢？那就聽天由命吧。人算不如天算，他在大渡河邊，真的倒了。大渡河乃岷江支流，兩岸高山聳立，陡峭險峻，河道急流洶湧，險灘密佈，人稱天險。他來之前，河水還淺，洪水未至，他還有機會過河。可是，太平軍到達大渡河邊的當天夜裡，他的妻子生了兒子，高興之餘，他傳令部隊慶祝三天，沒有立即過河。沒想到，山洪突發，河水暴漲。強渡幾次，未能成功，數十萬清軍擋不住他，河水擋住了他。試想一下，如他強渡成功，進入雅安境內，控制那條著名的西南貿易通道——茶馬古道，那他就財源滾滾，何愁無餉了。此為“謀蜀”第一步。然後，取成都，握全蜀，順流而下，與下游合勢攻武昌，太輝煌！
可就差這一步，他算準了清軍動向，卻沒算到河水暴漲。就這一步之差，使他倒下，真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他自沉妻兒於大渡河中，臨江悲嘆“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他兩次西征，第一次在東南半壁，雖成功，卻不稀奇，因為兵書史冊裡不乏戰例，朱元璋就是他的先驅；而第二次西征卻遠涉西南之域，後來紅軍沿他的路線長征，稱開天闢地第一回，是以成敗論之。在軍事上，不敢說他是紅軍的導師，但他的確是紅軍的先驅。遊擊於閩浙贛和湘贛邊，試圖建立根據地，他沒能做到的，紅軍卻做到了。遠征亦如此，他以一步之差倒下，而紅軍卻跨越了這一步。
記得有位歷史學家說過，重要的歷史事件，往往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悲劇雖然失敗，但有著更高的審美價值，令人嘆息。他的悲劇，是人格悲劇，也是命運悲劇，以人格悲劇——“出走”始，以命運悲劇——“洪水”止。為了拯救將士，他一人去接受凌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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