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3日，中國與第37個世貿組織成員國——墨西哥達成協議，結束了中國入世的雙邊市場準入談判。
從1995年開始，中國正式申請加入WTO，開始與WTO的37個成員國逐一開始拉鋸式的雙邊談判，不過，一直繞不開美國這個話題。
當時，中美之間經歷了25輪談判，最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親赴談判桌，力排眾議，拿下整個談判。
中國入世，對於當時的國人來說，大家在喜悅之於總是在強調一個概念：“狼來了，我們該如何應對挑戰？”
在2001年由秋入冬的季節裡，國門大開，我們會被溫柔對待嗎？這一點是在大多數國民心中有疑惑的。
疑惑歸疑惑，17年一路走來，如果回答入世一刻，17來，中國給出的答案是開放。
2007年,中國承諾的100個服務業分部門全都開放，並且超出承諾開放了120個。
2010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關稅總水平從2001年的15.3%降到了9.8%， 2015年，中國的貿易加權平均關稅降到4.4%。
2013年開始，中國外商投資限制性措施縮減了65%，禁止類條目只有28條。
不過，恩怨情仇總是剪不斷理還亂，現在，入世談判的最大對手美國又針對中國揮起了貿易保護的大棒，回應這些刺耳之聲，我們還是堅定給出了自己的聲音：“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
而這種開放，首先針對的就是對外資市場準入繼續放寬，而“服務業”更是著重放寬的領域。
“對於服務貿易，我們現在是逆差，進一步開放服務業會付出一些代價，但可以促進提高我們產業的競爭力。”
今年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中，李克強總理就彭博社記者所提出的關於“吸引外資和促進外貿”方面的問題時給出了明確表態。
這是句意味深長的表態。
為什麼會要付出一些代價？會付出哪些代價？這些代價又會如何提高我們產業的競爭力？
在回答這三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得建立一個大前提，那就是我們所有人都是“經濟理性”的。所謂“經濟理性”的意思是，人們只做那些有利可圖的事，換而言之，一旦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有些人可能就會選擇退出，除非他們決心改變原有的工作或行為方式，打破“路徑依賴”，且對所做出的改變有著積極樂觀的預期。
為什麼會要付出一些代價？
答：放寬市場準入→外商湧入→加劇市場競爭，瓜分市場份額→ 衝擊本土企業的業務或其產品的銷量
當政府進一步放寬對外市場準入，將吸引大量的外資企業湧入我國國內市場，畢竟誰也不想與這個有著3 億中產消費群體的市場失之交臂。因此，外資企業的加入勢必將加劇我國國內市場競爭的形勢，並瓜分原有的市場份額，再加上服務業貿易逆差的事實，意味著，我國對於服務業的進口要大於出口，說明本土服務業較國外的同行業並不具有很強的相對競爭優勢。因而，外資企業的大量流入很有可能會衝擊到本土服務行業，從而增加了我國國內企業陷入銷量減少，利潤總額下降，甚至是入不敷出等困境的風險。
會付出哪些代價？
答：本土企業受到衝擊→業務下降，銷量減少→利潤總額降低→迫使企業精簡結構，以此降低成本、維繫正常運營。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國企改制持續加碼的背景之下，外來服務業的湧入無疑將對，不論是還在適應期的初創公司，還是剛改制不久的國企來說，都會是一場不小的考驗。對於一直處於較大貿易逆差的本土服務業來說，其本身並不具備較強的相對優勢和競爭實力。這就意味著，當外來服務行業的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後，原有的市場格局和形勢將會被重新洗牌，且“被再分配”之後的市場份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將被外資企業所大量佔據。因此，在這樣的預期之下，外資服務業的湧入將會對本土企業構成威脅和衝擊，繼而導致後者在業務量，淨利潤總額等方面的下滑，迫使部分企業不得不通過精簡企業結構，優化人員和部門的資源配置，甚至是退出市場等方式來應對來自外部力量的衝擊，以此維繫自身的經濟效益。
這些代價又將會如何提高我們產業的競爭力？
答：本土企業受到外來衝擊→“倒逼”企業進行自身的內部改革→主動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方法→提高產業自身的競爭力。
當本土企業受到外來衝擊時，除了之前所講的，他們會通過精簡結構(裁員)或退出市場等方式進行被動應對之外，這些企業，特別是那些有著以包容和開放為組織文化的企業，將會視“外商湧入”為自身改革的一個契機，從而“倒逼”企業自身加強自我革新，並作出優化資源配置，消除繁文縟節，引入新興技術和先進管理方法等方面的改變，從而尋求在中長期市場競爭中的局面翻牌。若這類“主動式”的改革邏輯能夠內嵌於行業集體行為中，這無疑將會對整個服務業，不論是各類初創公司、民企，還是改制改革中的國企，都會起到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
外資服務業可能瞄準的區域會在哪裡?哪些地區又會較早受到影響？可能這些城市將是外資的“皮試場”,各位，請做好準備。
知名房產諮詢公司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曾在2015 年發佈的《中國城市60 強》(“China 60”)報告中，不僅對中國主要城市的辦公室、實體店、物流、高端酒店等“硬件”庫存與相對競爭力進行了分析，也同時對例如空氣質量、教育體系、投資貿易、開放程度等“軟件”實力進行了系統的評估，從而首次提出“1.5 線城市”的概念。
所謂“1.5 線”的意思是，在選定的評判標準中，這線城市較“超一線”的上海和北京，以及“一線”的廣州和深圳，稍顯不足，但與傳統的“二、三線”城市相比卻又綽綽有餘。這些“1.5 線”城市，包括成都、重慶、杭州、南京、瀋陽、蘇州、天津、武漢和西安等，某種程度上為對中國市場“躍躍欲試”的外商企業提供了塊心儀的試驗田。
因而，筆者將這些城市稱為“皮試城市”。換而言之，一些對中國市場頗有興趣的外資企業，可能之前對中國各個方面並不瞭解，也不知道自己的服務產品能否迎合中國市場的需求，所以如果一開始就貿然衝入“超一線”和“一線”市場的話，萬一出師不利，那失敗的代價是非常高的。因此，他們中的一些很有可能會走較為保險的路線。就像我們去醫院打青黴素，一般先得做個皮試，待確認不過敏後，再注射藥劑。
同樣，對於新進的外商來說，先從“1.5 線”城市開始展開工作和試驗，等對中國實際國情和市場有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瞭解，並確定自身服務與產品在國內市場中的定位之後，再向全國各地進行業務方面的拓展。
按照以上外商的“皮試”邏輯，再加上杭州在近些年因為舉辦“G20 峰會”以及之後的“亞運會”所積累的國際聲譽，杭州及其周邊城市很大程度上將會成為外資企業所爭相奪取的一大市場高地。因此，對於在杭或在浙發展的浙商企業來說，在更新行業認知，增強創新意識，包容開放性人才等方面的工作已刻不容緩。
本文觀點源自浙江大學/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洪煒棟，感謝對本文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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