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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2017年數據顯示，中國全年人均 GDP 已達 8836 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同時，拼多多的爆紅，披露出的是大部分活躍用戶收入階層為 5500—12000 元人民幣之間， 摺合美元約 900—2000 美元，彷彿扯下了經濟的遮羞布。依舊龐大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中國該如何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說起斯坦福大學的羅斯高教授（Scott Rozelle），大家或許有點陌生。但說起一篇曾在網絡上瘋傳的文章：《現實是有63%的農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沒上過，怎麼辦？》，應該不陌生。這背後是羅斯高教授團隊對中國農村多年的研究成果。
（截圖自網絡）
從80年代起，羅斯高已經開始研究中國問題，如今是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利國際研究所（FSI）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學者、發展經濟學家。
（羅斯高教授在一席的演講）
農村孩子如果沒上過高中，這意味著什麼？這會給中國的產業轉型和社會發展帶來什麼問題？科技又能如何幫助這群孩子呢？密探在斯坦福中國訪問學者 2018 年學術年會上跟羅斯高教授進行了交流。
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勞動力要有高中水平
“如果你從北京去西安，350公里的高鐵，一下子就過了。高鐵代替了鄉間小路，農村問題‘看不見’了”。
回憶起農村問題，羅斯高教授說，自己80年代去中國，發現農村問題更容易看見。當時大部分人都是從農村出來的，無論去哪個地方，車子也更容易經過農村。但是現在，農村問題已經“看不見”了。
但是，看不見並不意味著不重要。相反，羅斯高教授認為，在研究中國人力資本發展跟中國未來發展的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村教育的問題。
羅斯高教授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表示，中國在當前階段，確實不需要所有孩子都進入大學，甚至無需高中畢業也能找到工作，比如裝配 iPhone。他還記得，自己初中時每到夏天會去工廠工作，因為工廠的工人夏天往往會放一週的假。當時美國工人工資高，因為沒有國際貿易，也沒有機械化。
但是，如今美國高工資的工作都需要高技能。像工地、工廠這些低技能的工人工資越來越低，稍微需要一點技能的工作，都需要高中相等學歷。
比如，羅斯高教授說，自己最近需要給車換零件，幫忙處理的工人用電腦上網訂零件，也在網上跟客戶交流。後來一問，這位工作人員是社區學院畢業的（community college，大致相當於國內的大專）。
“中國20年之內，就會出現美國過去50年的情況。”
羅斯高教授指出，中國工廠機械化水平非常快，一旦機械化，500多萬初中學歷畢業生，就可能面臨失去工作。如果中國想從中等發展收入國家邁入高等收入國家，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話，勞動力必須要有高中水平以上。
密探稍微解釋下“中等收入陷阱”困境，指的是那些過去以廉價勞動力為吸引力的國家，在其經濟邁入中等收入國家後，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那過去以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如果無法完成產業價值鏈提升，也無法進入快速增長的、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產業和勞務市場，可能面臨的是經濟增速的下降甚至經濟的倒退，導致該國家不能過渡為高收入國家。
從更廣闊的國家來看，羅斯高教授舉例，過去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力當中，像韓國、以色列、臺灣、香港等，10個裡面有7、8個是具有高中學歷的畢業生，這有助於完成產業升級後帶來的勞動力升級。比如70年代韓國紡織業很發達，但紡織女工們除了白天工作，晚上還上夜校進修。紡織業轉移後，曾經的紡織女工就進入了服務業，成為了辦公室坐班的會計等，順利轉工。
“中國當前10個勞動力裡，大約3個人上高中，7個人是沒有上過高中的。現在沒有問題，但是20年後，會是個大問題。”
讀不到高中？前1000天很關鍵
在羅斯高教授這番言論出來後，不少人質疑數字：我們周圍高中生的比例，不是很高嗎？
羅斯高教授指出，2005年，中國 15—17 歲年齡段的孩子有 50% 左右上高中；今天大約是 90%。從 2005 年到 2014 年，中國增加了 1000 萬的高中生，確實快速地增加。但是這屬於有城市戶口的孩子：城市戶口孩子當中，有 93% 上了高中，這個比例是非常高的。即使在美國，比例是 91%，而德國的比例，也只有92%。
但是，中國 100 個孩子裡，75% 是農村戶口，25% 才是城市戶口。雖然不少孩子住在城市，但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有城市戶口。
可見，在中國當下極高的高中教育比例當中，從更龐大的農村孩子人口來說，是不足以概括的。這也是為什麼當初羅斯高教授的結論是：有 63% 的農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沒上過。（注，這個數據已更新至 50% 左右）
為什麼這些農村孩子無法接受高中教育呢？不是他們不想，而是能力無法達到。羅斯高教授和團隊進行多年的追蹤後發現，有兩個要素很關鍵。一個是：孩子出生後1000天的認知能力培養；第二個是，小學階段學習能力。
（羅斯高教授在學術年會現場）
從孩子的認知能力來看，羅斯高教授指出，據芝加哥大學相關研究，孩子出生後1000天，對於大腦的培養是極為重要的。孩子 90% 的IQ，是這段時間發展起來的。而且，如果 IQ 基礎不好，會發展不出更好的 EQ。EQ 包括耐力、個性等多個指標，EQ 弱的話，綜合下來會導致孩子學習能力弱，導致越來越難讀到高中了。
這並不是父母不希望孩子讀高中。相反，羅斯高教授團隊在多地訪談當中，有 17% 的農村父母表示，希望孩子能夠讀到博士學位。
但是，中國極大多數農村的現狀是：農村父母不瞭解如何“刺激”孩子的大腦發育。
這並不怪父母。因為多年來農村父母在自己這一代被養育成人的過程中，其實是按照農民的目標去培養的。孩子只需要達到：健康、茁壯，日後能夠種田，幫忙幹農活即可。顯然，目標跟養育現實的差距，導致了孩子日後的成長和教育軌跡，依舊難以改變。
不過，羅斯高教授認為，根據大腦發育理論，均衡營養（nutrition）和科學養育的刺激（nurturing stimulation），可以改變大腦基因的表達。
如今中國農村孩子 0—3 歲的 IQ 發展能力如何？團隊在西安省商洛市、安康市、漢中市三個市進行調查發現，1000天的孩子，有53%認知能力低下，沒有發展好，而6個月時，有29%是認知能力低，可見是越來越“差”。
為什麼呢？原因：農民不會培養一名現代大學生，不會“刺激”孩子大腦。
羅斯高說，比如跟孩子說話、一起玩玩具，給孩子讀書，這些都是“刺激”大腦的方式。所以，團隊到農村裡培養媽媽跟孩子交流，第一個月，媽媽們可能還會覺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三個月之後，這些媽媽卻是最相信“刺激”理論的，因為她們看到孩子的反應是積極的。
第二個缺乏學習又怎麼理解呢？羅斯高團隊追蹤了八年的城鄉孩子學習能力發現，如果以四年級的數學成績來看，四年級的農村孩子其實只相當於城市孩子二年級的數學能力。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學習能力的差距？
團隊十年的調研結果顯示：27%的農村孩子貧血；33%的孩子有寄生蟲；25% 近視的孩子沒戴眼鏡；三分之二的孩子，都有或多或少的健康和營養問題，這些都導致了小學階段就開始落後。
儘管如此多的問題，羅斯高教授堅信一項項都可以解決。
比如，針對營養和健康問題，羅斯高教授已經在國內為 60 個村莊的孩子提供營養包；為 60 個村莊的家庭，每家提供兩本書，讓媽媽給孩子讀書；針對母親不會“刺激”孩子大腦的現狀，發起 26 個星期培訓母親和奶奶的計劃，讓孩子跟媽媽、奶奶一起在農村修建的養育中心玩耍。
（羅斯高教授在學術年會現場）
科技能幫什麼忙？
如今這個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科技能幫上什麼嗎？ 羅斯高教授回答，當然可以。
正如前面說的，美國一名修車工人，可能都需要懂如何用電腦操作，下訂單。但中國的現實是——“數字鴻溝”依舊很大。城市家用電腦的擁有率接近80％，然而在許多農村地區，這個數字大約是 2％。部分貧困地區孩子可能從未見過電腦。因此，縮小“數字鴻溝”對農村孩子參與未來勞動力市場，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至關重要。
意識到這個問題後，羅斯高教授團隊發起了“計算機輔助學習計劃”（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以下簡稱CAL）。這是什麼計劃呢？
2011 年起，團隊重點展開了 9 項大型隨機干預試驗。團隊給每個干預學校安裝 6 到 8臺裝有數學學習軟件的電腦，學生每週會花兩到三個小時使用電腦教學。干預之前，每個年級教師需要參加為期3天的強化培訓課程。據羅斯高教授介紹，CAL 曾經在美國、印度等多個國家此前都有相關研究證實，用計算機進行輔助學習是能夠提高孩子成績的。
（圖片來自CAL計劃）
實驗發現，孩子在數學、語文、英語這三科上，都出現了顯著的成績提高。團隊還發現，數學分數的最大改進發生在經濟上處於最不利地位的學生中。可見，這足以彌補經濟因素對孩子帶來的影響。比如三年級學生的標準化數學分數提高了近0.15標準差，五年級學生提高了0.11至0.12，這一進步幅度相當可觀。
“如果按成績提高的標準差來看，美國、印度提升的標準差大約在0.1，而中國達到了0.15左右。” 這是非常顯著的改善。
成立社會企業，100萬孩子用上OCAL
儘管 CAL 的結果讓團隊振奮不已，但是過程中需要派人到學校指導，存在人力、距離，如何讓習題更加豐富等多個問題。
2016年3月起，CAL 計劃正式發展為 OCAL for 1 Million（Online-CAL for One Million），用羅斯高教授的話說，希望讓100萬個中國農村孩子都用上計算機輔助學習，改善學習成績和能力。
OCAL 跟 CAL 有什麼不同呢？首先從題目的設計上來看，是以遊戲特徵為主的網絡在線學習軟件，學生根據使用角色，像冒險島一樣的遊戲，打怪通關，獲取金幣。而那些“怪”，就是各種學習中的題目。如果答對了，可以獲取金幣，答錯了，系統會告訴學生為什麼錯。系統還會根據難度進行下一關題目的設計。
從學習效果來看，OCAL 比 CAL 變得更讓人激動：達到了 0.45 個標準差，至少是 CAL 的兩倍。羅斯高教授分析，原因可能有兩點：第一，生動、有趣的情景帶入，提高了學生的學習動力，第二，在一個在線互動的環境中，同班學生之間的互動，排位比較，帶來了競爭，提升了學生使用這款軟件的效率。
從2016年3月開始，OCAL 已經在中國 45 個學校開展了干預實驗，其中 30多所學校位於陝西，剩下的 11 所遍佈中國各地，比如福建、重慶、江西、貴州、遼寧、河北、四川等。
按照羅斯高教授希望，今年將繼續升級改進這款軟件，包括設計指導手冊，讓學生跟老師更方便使用；今年9月起，著手成立基於 OCAL 的社會企業，用企業的運作方式推動學生人數迅速走向一百萬。
“希望到2020年，項目覆蓋 100 萬個農村貧困孩子。” 這就是 OCAL 和羅斯高教授團隊的願望和目標。
跟羅斯高教授和他的研究團隊聊完，小探深深佩服羅斯高教授三十多年不遺餘力地紮根中國教育問題，還是圍繞農村教育問題的決心和行動。發現問題並不難，但難的是三十多年的堅持，圍繞問題找到眾多解決問題的辦法。密探歡迎有社會企業經驗的研究機構、公益機構、企業跟密探聯繫，密探會轉達給羅斯高教授團隊，促成 OCAL 計劃。
（對於本次採訪，感謝斯坦福中國訪問學者2018學術年會支持，本次年會由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資助，斯坦福大學中國學者聯合會學者部主辦、斯坦福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博後部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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