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已是熱門旅遊城市的揚州相比，相距僅幾十公里的高郵低調、平實，仍是一座能夠從容過日子的小城。它在歷史與當下、藝術與現實之間不緊不慢地踱著方步，並不刻意渲染什麼，祠堂、衙門、老街也好，古今名人軼事也好，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高郵的生活美學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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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氣與文脈
高郵是一座江北水城，周身帶著一層水霧之氣。高郵湖並不是高郵唯一的水源，還有京杭大運河自北向南流過小城的西側，運河的西堤也就是高郵湖的東堤，二者自古就是懸湖和懸河，是治理淮河流域水災的一個重點。
高郵作家汪曾祺說，自己作品裡“水味兒”，來自於家鄉的湖河。據他回憶，當年運河的河底和城牆垛子一般高，他幼時常到運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頂；縣境內有很多河道，出城到鄉鎮去大都是坐船，村子裡幾乎家家都有船。汪曾祺的老鄉——宋朝詩人秦觀，在《送孫誠之尉北海》中寫道：“吾鄉如覆盂，地據提楚脊。環以萬頃湖，粘天四無壁。”
秦始皇滅亡楚國後，在此地築了一個高臺，設了一個郵亭，這就是高郵名稱的由來，亦稱秦郵。漢高祖時期，高郵置縣，一直延續至今。位於高郵南門大街的盂城驛，建於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是目前全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驛站。京杭大運河開通之後，高郵驛站的地位更加顯著，往來的官員、商人、文人騷客都會在此停留，得天獨厚的交通優勢，使得高郵的經濟、文化迅速發展，孕育出一條至今仍然鮮活的文脈。
從盂城驛所在的南門大街往西走上幾步，就到了大運河的堤岸邊，當年的古運河航道上，仍有很多百噸貨輪穿梭往來。當年，位於運河邊的高郵逐漸發展成為頗有規模的商貿中心，商賈雲集，沿街市場林立，河中跑船，河邊辦會趕集，南門大街的青石路面上留有很多獨輪車的軲轆印，講述著昔日的繁華。
除了帶來經濟的繁榮，這段運河也見證過不少歷史興衰。南宋時期，文天祥曾兩次過高郵，第一次是德佑二年（1276年），元軍壓境，他奉旨去和談，被元軍扣押在鎮江，後來設法逃亡，經揚州到高郵，再輾轉經泰州、南通等地，逃回溫州；第二次是祥興二年（1279年），南宋滅亡後，文天祥沿大運河被押解回北京，再次途經高郵，感懷身世浮沉，寫下了《高沙道中》明志：“夫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為烈士，從容為聖賢。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尚哀痛，敢謂事已遄。”高沙也是高郵的別稱。如今在高郵還有一個以文天祥命名的廣場。
花兩塊錢，就能從南門渡口坐船前往運河中間的河心島。島上的鎮國寺唐代曾是皇家寺廟，廟裡的鎮國寺塔也被稱為“南方的大雁塔”。
清乾隆時期的《高郵州志》記載：“鎮國禪寺，在州城西南隅，寺外有斷塔。唐舉直禪師建，國朝順治丙申寺毀於火，雍正二年邑人賈國維重修。”舉直禪師便是唐僖宗那位當了和尚的弟弟，方誌上說：“唐舉直禪師，懿宗子僖宗弟也，行腳至高郵，得太平倉基地，亟請於朝。詔以其地為鎮國禪院，居之，仍賜號舉直禪師。”
鎮國寺塔是一座方形七層樓閣式磚塔，高35.36米，頂端塔剎有一尊青銅鑄的葫蘆，上書“風調雨順，國泰民安”。1956年大運河拓寬時，寶塔險被拆毀，周恩來總理下令“讓道保塔”，使它得以繼續矗立在大運河中，護佑兩岸百姓。
高郵城東有一座文遊臺，曾是蘇門學士秦觀讀書的地方。如今提起高郵，文學青年們會立即想起汪曾祺，而古時文人們到了高郵，第一個想到的肯定是秦少游，他的名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就是寫於高郵。
文遊臺上還有一座四賢祠，《高郵州志》記載：“宋蘇軾過高郵，與寓賢王鞏、郡人孫覺、秦觀載酒論文於此。時郡守以群賢畢集，顏日文遊臺。”四賢祠就是為紀念這四個人而建。文遊臺也是高郵地勢最高的地方，如果沒有現代城市建築的遮擋，從臺閣上的“山抹微雲”樓往西望去，能看到碧波浩渺的高郵湖，切實感受古人眼中“環以萬頃湖，粘天四無壁”的宏大景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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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街的文學地圖
高郵這座小城到處都有汪曾祺的印記，反過來也可以說，汪曾祺的小說裡全是高郵的味道。
東大街是高郵最有煙火氣的地方，人民路沿線的眾多小巷極為熱鬧，沿街的店鋪依舊是舊時光景，讓人想起《受戒》裡的描述：“肉鋪裡掛著成邊的豬，一個驢子在磨芝麻，滿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賣茉莉粉、梳頭油的什麼齋，賣絨花的，賣絲線的，打把式賣膏藥的，吹糖人的，耍蛇的，叫人什麼都想看看。”
在這裡經常能發現汪曾祺小說中出現過的地名，讓人在文學和現實之間有些恍惚。比如大淖巷。汪曾祺曾寫道：“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縣沒有幾個人認得這個淖字。縣境之內，也再沒有別的叫做什麼淖的地方。據說這是蒙古話。那麼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其實淖就是一片大水，說是湖泊，似是不夠，比一個池塘大得多，每至春夏水盛，頗為浩淼。沿著大淖巷走進去，盡頭處果真有一片大水，叫作‘大淖河’。”
大淖巷西邊是草巷口，可通到大淖河，汪曾祺說，這裡當年是高郵北鄉人給城裡人送蘆草時經過的，淘氣的孩子會趁挑草人不注意去耙上一把草，所以當地人把不聽話的小孩叫作“耙柴鬼子”，汪曾祺小時候也沒少淘氣。巷子裡鋪著青石板，兩側開有米行、草行、蛋行、八鮮行、水爐子鋪、剃頭店……大多是經營了幾十年的老店。
當地人把大淖巷和草堂口所在的這條大街叫“東頭街上”，當年是高郵的鬧市區，沿街各種店鋪、小攤覆蓋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一應俱全，連萬順醬園店、諸家棉花店、保全堂藥店等算是大商號，其中保全堂藥店就是汪曾祺家的產業。
一早一晚，常有老人把炭火爐子拉到街邊來，端一張板凳，搖一把芭蕉扇，一邊生爐火，一邊跟街坊領居聊天，街頭巷尾煙霧瀰漫，人們走過時好似騰雲駕霧一般。不一會兒，賣小菜的、賣鹹鴨蛋的也都加入了聊天的隊伍，散場的時候，還給每人送上幾枚鴨蛋回家嚐嚐鮮。
高郵的鹹鴨蛋極為出名，汪曾祺那篇《端午的鴨蛋》功不可沒。“我對異鄉人稱道高郵鴨蛋，是不大高興的，好像我們那窮地方就出鴨蛋似的！不過高郵的鹹鴨蛋，確實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鹹鴨蛋，我實在瞧不上。”
在東大街的很多巷子口都能看到這樣的經典場景：一個身穿老頭衫的大爺，支起一張小桌，放一個白瓷盤，上有兩枚四瓣切好的鹹鴨蛋，雙黃，蛋白膏紅，紅油從蛋黃裡淌出來，流到蛋白、淡青色的蛋殼上，在白瓷盤上聚成一汪；大爺在小酒杯裡倒上一杯洋河大麴，用筷子蘸一點蛋黃油放在嘴裡，然後咂吧一口酒，臉上洋溢著一種給個神仙也不做的得意之情；桌上的收音機裡咿咿呀呀地放著京劇《沙家浜》，那是汪曾祺參與改編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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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汪曾祺家做客
我到了高郵，直奔東大街。路口的大泡桐樹下有一個小吃攤兒，兩個老人支起兩口鍋，一口是沸油炸臭豆腐，一口是濃湯煨豆腐，豆腐很便宜，一塊錢三塊，也連帶著賣些高郵鴨蛋。排隊的人很多，還有人大老遠地開著電瓶車趕過來，人還沒到跟前，聲音先飄來了：“師傅啊，要個三塊錢的炸豆腐。”攤主點點頭，曉得這是要當下酒菜，順便在打包好的豆腐裡扔進一小袋花生米。高郵方言不像別處的江淮官話那麼硬氣，帶著一點詼諧和韻律。
攤主問我：“外鄉人，你來幹嘛啊？”我說：“來看汪曾祺。”他點點頭：“沿著這條老街走，前面那條巷子口就是了。這老頭兒，找他的人可真多啊。”我不禁笑了起來，一個人去世20年之後，還能真切地活在故鄉人的生活裡，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那條巷子就是竺家巷，巷子口的那幢二層小樓，門口掛著“汪曾祺故居”的牌子。側樓的房門開著，一個精神矍鑠的老大爺坐在藤椅上，同汪曾祺長得極像，他是汪曾祺同父異母的弟弟汪曾慶，今年八十多歲了。
屋子裡擺著一張黑色方桌，上面有一個老式鐘錶、一副檯曆、一包香菸，桌下有一沓報紙，藤椅後面的地上堆著不少酒瓶。汪大爺笑著說：“小夥子看到這兩間破房子，是不是很失望啊。”他告訴我，汪家祖上曾有兩千多畝田產、近百房屋，後來連同那幾家藥鋪都沒有了。
汪曾祺離開高郵前往昆明上大學時，汪曾慶才兩歲，一別就是40載。20世紀50年代末，他作為社會青年下了鄉，汪曾祺則作為後補右派下放到張家口，都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歲月。後來，汪曾慶回到縣城，在疾控中心工作，他的胞妹也在醫院工作，等於又做起了祖傳的舊業。妹妹一家就住在隔壁。
談起哥哥，大爺語氣平靜。我同他開玩笑：別人會不會拿你和汪曾祺比啊？他說：“這有什麼好比的嘛，他是他，我是我，我現在不是活得比他長了嘛。”說著自己也笑了。
汪曾祺一家都喜歡做菜，汪曾慶也不例外，如今他依然喜歡自己去巷子口買菜，然後親自下廚。他家平臺上有一間閣樓，“閒來可上去坐一坐，聽聽風聲，喝點兒小酒。”閣樓上有哥哥汪曾祺為他寫的一副對聯：“金罌蜜貯封缸酒，玉樹雙開遲桂花。”
離開時，大爺把我送到門口，握著我的手說：“怠慢了哦，有空再過來玩啊。”我又回頭望了一眼大門上的對聯：“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這兩句出自宋朝理學家程顥的《秋日》：“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我想，理學家口中安於本心的從容，應該就是汪曾祺的人生意境吧，同時，也應和著這個蘇北小城的生活美學。
● 圖片 清溪 龍博士 袁俊偉
已刊《中國國家旅遊》雜誌
2018年8月刊
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揚州，你早晚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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