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定浩 圖 / 沈煜
張定浩工作的單位在鉅鹿路675號的老花園洋房裡。
沿著老洋房的旋轉樓梯拾級而上，《收穫》、《萌芽》、《海上文壇》的白底牌子撲面而來，都是讓無數文學青年心臟咚咚作響的名頭。
二樓樓道盡頭的一間，是他和同事黃德海共用的辦公室。這裡是《上海文化》的編輯部。靠牆擺著兩張舊書桌，其餘的空間被一疊疊堆得高高的書、雜誌所佔據，擠擠挨挨一直堆到鑲有老式壁爐的牆上。向著花園一側有個小陽臺，藤蔓植物從地面一直爬滿了窗格。斜眺下去，一尊半裸的西洋女神鵰塑矗立在花園中心的噴泉上。
花園洋房原是舊上海灘一位劉姓大亨的寓所。自上世紀50年代起，這裡成了上海作家協會的所在。
我們正聊著文壇故事。每每提到某篇文章、某本書時，張定浩就從椅子裡抽出身，瘦而高的身軀埋入雜亂無章的書堆中。他總能在十來秒裡準確地抽出一本、把提到的內容翻找出來。
批評的準備
2008年踏進鉅鹿路675號，張定浩一待就是十年。
從復旦中文系碩士畢業後，他輾轉於出版社、民營文化公司，做過書籍、雜誌等，個人職業和生活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
2011年，他把在復旦讀研時睡對鋪的兄弟黃德海也拉到《上海文化》來。案牘勞形之餘，兩人照著老習慣，閒聊著各自對當下文學的種種看法。這些閒聊引起了主編吳亮的注意，有時他也加入到他們之間的爭論中來。
有著一頭標誌性長髮的吳亮是滬上知名的文學評論家，曾是80年代“文化熱”中的風頭人物。他一直對近二十多年來文學批評的“平庸”感到不滿，自《上海文化》改版後，外來約稿也讓他不甚滿意。
在這兩個寂寂無名的後輩身上，他決定“下一次注”——讓他們匿名為自家雜誌寫文學批評，不久後還為他倆專門開闢了一個欄目。
自2011年起，一枚枚重磅的批評“炸彈”一再被這本在文化界頗有分量的老牌雜誌引爆。它們把鋒芒指向當代著名作家餘華、蘇童、格非、閻連科、馬原這些文壇大佬，直擊他們新作品的軟肋與“命門”。
為了避嫌，身為雜誌編輯的張定浩化名為“張誠若”、“張江”等，寫一篇就換一個筆名。直至2012年黃德海正式加入，他才開始使用真名，保持每期一篇的頻率。
在這些批評炸彈裡，張定浩對餘華的新作《第七日》是最為毒辣的，說他擅長於“鬧劇式的敘述”，在《兄弟》之後又一次直接拿網上流傳的社會新聞和段子簡單、懶惰地拼湊，以及這懶惰背後著意迎合西方讀者的“投機”用心。
他直指蘇童的小說《黃雀記》完全不合乎日常生活的情理和邏輯，“徹頭徹尾捏造一個故事”，把沒有來由的偏執強加於小說中的每個人物，用莫名其妙的複雜情節把它推至逼真的極限，“沒有什麼比這更容易、更能迎合大眾口味的了。”
對於格非的《春盡江南》，他也沒有客氣，認為這位清華中文系教授把人物角色簡單粗暴地符號化、類別化乃至漫畫化。他引用作者自己對瀰漫於日常生活領域的“經驗的同質化趨勢”的批評，以此反問對方——“小說家和一切藝術家的任務之一”恰恰是同這種趨勢相抗衡，“而不是就此懷疑個人經驗本身的價值。”
當聽到文壇和評論界都在切切私語這些犀利尖銳、扎中名家大佬“軟肋”的批評文章，吳亮狡黠地意識到這兩個年輕人“成了”。身為伯樂，他對他們讚賞有加，不吝以“後來者居上”給予肯定。
在他看來，張定浩行文“偶有論戰色彩，不依不饒，眼光嚴苛措辭尖銳”，認為他的方法論基本建立在“偉大而廣義的傳統主義之上，將當下向悠久傳統包括現代主義傳統回溯”。與之相比，黃德海則顯得風格溫婉，娓娓道來，以邏輯縝密立論謹慎為特色。
集中寫了三年後，作為新銳“青年文學批評家”的張定浩漸漸在文學和文學評論界有了知名度和影響力。2015年，上海作協曾專門為他和黃德海等幾位青年文學批評家召開了一次專題座談會。在復旦大學的文學講座上，中文系一位學者將他們戲稱為上海文學批評界的“四小天鵝”。
身為作協機關刊物的一名編輯，如此向文學大佬們頻頻開炮，會不會很得罪人？
“我當時不認識他們，所有沒有顧忌。”張定浩說自己骨子裡是有點“隱藏的刻薄”，加上閱讀的不滿，所以顯得鋒芒畢露了，從沒有以此博出位的念頭。
他自己承認現在寫文學批評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犀利，並在近年刻意地轉向溫和。這裡既有前輩師長的好意提醒——“你要看到別人的好”，也有對身份的顧慮——“我現在不是獨立身份的批評家，別人會以為你是代表著作協的態度。”
近三四年，他更多轉向了對年輕一代作家的關注，路內、周嘉寧、顏歌……相比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他對這些同輩們下刀頗為溫柔。這讓他顯得有些“雙重標準”。
對於當代小說，“如果不喜歡，我就不寫。如果我寫，表達就委婉一些。距離近的，委婉一些；遠的，顧忌就很少。”
在圈子裡待久了，也因為有了名氣，他認識的作家、學者、評論家也越來越多，“開會就會碰到，有時也會在一起喝酒。但都談不上私交。”他不是天性熱情、愛社交的性格，更多時間在和書打交道，或和幾個私交很深的朋友一起喝喝酒、打打牌。“我覺得批評家和作家最好不要怎麼認識。”
世事磨礪中，他依然有著往日鋒芒。
就在幾日前，他在微信朋友圈上痛批某位著名作家吹噓自己的新作，自比《紅樓夢》，挖苦他是“只要文了身就敢自稱黑社會的龍哥”。而對滬上一位素以犀利著稱的知名學者為這位名作家所做的“背書”，他諷刺說是“一邊背書背得不到位被某爺打手板”，“一邊喪心病狂地自我批判狠鬥私字一閃念。”
事實上，他和這位知名學者不久前剛剛互相加了微信。在微信上“放炮”後，他在同一班飛機上碰到當事人——兩人都受邀出席同一個會議。“一開始是感覺有點尷尬，還好，彼此都沒有提這件事。”
他一直都沒有刪掉這條朋友圈。
“越是有名的人，你越要經受住檢驗。你自己明知道他寫得差，還要去捧他，這會帶來很壞的影響。那些寫得很差的人，自然不值得去批評；但是，像餘華、蘇童這些本身寫得不錯的作家，如果他的一些作品並不好，你們還在那裡吹捧，那你讓更年輕的讀者如何去看待文學呢？他要麼覺得文學很荒唐，覺得你們就是一幫傻叉，就不跟你們玩了，要麼覺得你們說得很對，就跟著這些壞路子去學。”
“這就是我們自己在一點點讓這個時代變得不好了，然後還推說是這個時代不好。其實，每個人都身在其中，就是你在讓這個時代變得不好。”
“並沒有什麼‘黃金時代’。你把自己和周圍這一塊地弄好，讓自己影響到一點別人，對自己寫下的每個字負責任，這是一個基本的倫理，是文學給人的一個基本道德感。文學不是教人來欺騙的，不是用來忽悠人，不是表面上來吹捧某個人，自己其實另有話說，這就是兩面都想得到，都想討好。”
“準確地接近你，誠實地表達我。”在文學評論集《職業和業餘的小說家》上，他把這句話印在封面上。
向上攀升的階梯
我喜愛一切不徹底的事物／琥珀裡的時間，微暗的火／一生都在半途而廢，一生都懷抱熱望……／我喜愛你忽然捂住我的口／教我沉默
在民謠女歌手程璧的淺吟低唱下，一首名為《我喜愛一切不徹底的事物》的詩在民謠愛好者和文藝青年圈中流傳開了。在社交媒體、筆記本，他們抄寫著這些撥動他們心事的句子。
這讓身為作者的張定浩覺得有點兒嘲諷，又是某種安慰。“這並不是我自覺滿意的一首詩。但是……也許，音樂流傳的力量確實要比詩歌自身大得多。”
雖然以寫作文學批評成名，但內心深處，張定浩的個人志業是寫詩、做一名詩人。
生於1976年的張定浩長於皖南的一個縣城。
他的母親是上海籍知青，“文革”之初插隊落戶到安徽，在縣郊山區一家水泥廠當工人，和他父親相識，結婚成家。在他眼中，母親安靜、內向，是一個沒有什麼地域優越感的非典型上海人，從不主動在家裡說上海話，結果他和妹妹都不會說上海話，成長為非典型的知青後代。
父母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卻都愛看書讀報。每次從縣城回水泥廠，都會從城裡新華書店給他帶回幾本書，“有什麼就買什麼，兒童讀物，講春秋戰國的歷史連環畫，很雜亂。”
他從小就是一個內向、安靜的孩子。水泥廠沒有幼兒園和學前班，他早早就上學唸書。每年寒暑假從縣城爺爺家回廠和父母團聚時，他就用書來打發孤單的時光，藉此逃避那個超出他年齡經驗的世界。
1992年，張定浩考入位於保定的華北電力學院時，只有15週歲。他加入了學校的文學社，在刊物上寫詩寫文章，自我評價“才華並不突出，當時有很多人都寫得比我好”。對於專業，他始終提不起興趣，每到期末都有不得不補考的科目。
在這所工科學院裡，他朦朦朧朧地嚮往做一個詩人，或者寫小說，但是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實現。
大四時，張定浩談了人生第一場戀愛，對方是比他低一屆的學妹。他偷偷隱瞞了自己的真實年齡，多報了兩歲。這後來成為這段校園戀情夭折的諸多因素之一。
陷入戀愛時，他從未寫過情詩。時隔多年後，他為逝去的感情寫下了一部分詩，帶著淡淡哀傷，是輓歌風格的。“寫詩是往回看的，對過去一段記憶的整理、消化，需要時間慢慢地把過去一段生活看清楚。”
張定浩說自己通常很容易站在女性那一頭。在他的新詩評論集《取瑟而歌》中，他對林徽音的詩作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其才能“不亞於徐志摩”，尤其是《誰愛這不息的變幻》。“她是能夠理解人感情的複雜性，和感情的不可表達性。”
“詩歌就是表達那些不可表達的東西。所以，散文之外還有詩歌的存在。”
從電力學院畢業後，張定浩在安徽淮南的火力電廠當了五年檢修工程師。
這是一份工資待遇不錯的工作，在當地算是中產。但在這座民風彪悍的工業小城裡，他找不到精神上的歸屬感，同樣找不到歸屬感的是工作——一座高高的煙囪矗立在這座有著兩三千號人的熱電廠上空，每天噴吐出巨大的白煙。
眺望著白煙，他彷彿看到了未來的全部人生——檢修工程師，工程師，分廠主任，如果一切順利，做到廠長就到頭了。
他想離開此地，更不想成為一個“業餘的文學青年”，而考研是離開的一種途徑。經歷三年屢敗屢戰，他最終如願考進復旦大學中文系，攻讀現當代文學專業。
在復旦期間，他一邊在圖書館大量閱讀文學理論，一邊在校園BBS“日月光華”上灌水，寫詩，做“燕園文薈版”的版主。他的微信名waits就是那時用的ID名，來源於美國民謠歌手TomWaits。他喜歡TomWaits那一口沙啞的煙嗓，而waits裡還有等待的意味。
在BBS上和同好者的互動、切磋中，他慢慢找到了自己寫詩的語感，也認識了馬雁等一批熱愛詩歌的朋友。通過網絡，這位就讀於北大的青年女詩人告訴他：自己很喜歡他的詩，還打印出來隨身帶在上班路上的公車上看。而另一個讓她這樣做的詩人是北歐女詩人索德格朗。
這份同道中人的友誼和欣賞，讓張定浩感覺到溫暖與榮耀——在《取瑟而歌》中，他把這位早逝的同輩詩人和自己所喜歡的穆旦、顧城、海子這幾位享有盛譽的詩人並列。
寫詩，是一件無法把握的事。有時，琢磨一天也寫不出一句讓自己滿意的。
在靈感匱乏的時光裡，他通過翻譯來訓練語感，手頭正翻譯英國19世紀浪漫派詩人丁尼生的一本詩集，也把目光投向他所喜愛的那些人。
2008年，在困頓和迷茫中，張定浩去聽專治古典學術的學者張文江的課。
住復旦時，他從宿舍北區乘上沙丁魚罐頭般擁擠的537公交車出發，站到人民廣場，再換車一路輾轉到位於肇家浜的張家，聽他講《莊子》、《論語》……
張家的客廳每次總是坐得滿滿當當，有從復旦趕來聽課的許多博士生，還有張新穎、王安憶等滬上知名文人學者。在他印象中，“王老師（王安憶）非常好學，特別質樸，如果聽不懂她就會說我聽不懂”。
“張老師所教的，不是具體的某種知識，而是切身的東西——如何讓學問和你自己的生命之間發生關係，如何通過學問去滋養你自己。”
他把自己寫的幾篇論古代詩人的文章拿給張文江看。“結果，他拿著我的文章講了大半節課，他平日裡講的可都是經典文本，當然也指出我的一些問題。”
這份來自前輩學者的認可，讓張定浩獲得了某種信心——“他的鼓勵讓我找到了文體，讓我相信在詩歌小說等等之外，好的文學也可以用文章的形式來表達。”
他陸陸續續又寫了曹植、阮籍、謝朓、陶淵明、李白、曹丕等他所喜愛的詩人，這後來結集出版為《既見君子》。書名源自《詩經·鄭風》——“風雨悽悽，雞鳴喈喈。既見君子，雲胡不夷。”意喻在亂世中見到不改其度的君子，如同動盪不安的風雨裡聽聞依然守時的雞鳴，讓人內心平靜進而感到喜悅。
張定浩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學者型的作家。
“我不是因為自己學養很深才去寫的。我只是好奇，譬如我對曹植這個人好奇，我就去寫關於他的文章。在這個過程，我會讀大量的書，從一本書鏈接到另外一本書。這個過程是無限伸展的，所有文史哲會向你彙集。即便是我在讀一本柏拉圖或者奧登的書，整個文學把世界聯繫在一起。在你這艘船後面會形成一條線路。當船開過去後，線路又消失了……”
在閱讀、寫作中，張定浩感受到一種向上攀升的力量——在他理解中，這就是柏拉圖所說的愛慾（eros）。“在希臘神話，eros是第三個出生的神，因為有它，天和地誕生了很多神。在柏拉圖那裡，eros是引領人向上攀升，是‘愛的階梯’，一種偏精神層面的情感。”
“一個人只有一種方式獲得擴充和滋養，那就是在愛中。去愛那些比自己更好的人，在愛中把自己交付出去，去感受另一個更好的人如何生活和寫作，然後回去，去寫出那個在這樣的感受中一點點向上生長的自己。”
“批評必須指名道姓”
人物週刊：你怎麼看待漢學家顧彬對莫言和另一位作家的批評？
張定浩：我覺得顧彬也不怎麼樣，他對中國文學一知半解，而且他的一些言辭被刻意放大了。但他畢竟是一個老外，有時候會說一些真話，但他的真話和錯誤的話夾雜在一起。
我在微信也批評過莫言，後來刪掉了。他身上有農民的聰明和狡黠。我們過去很多作家的成名都是這樣一個路子，很投機，他很清楚什麼時候做什麼，什麼好處都不會錯過的。你看他現在發在《人民文學》上的那組《七星曜我》，講他和七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交往。
在我看來，這就是一些打油詩，很俗氣。
人物週刊：在你眼裡，批評家和作家應該是一種怎麼樣的關係？
張定浩：最好就是平等的關係。在80年代，文學批評是依附於文學的，因為那時文學是鼎盛時期，批評家是按他研究的人分，我做賈平凹，你做餘華，他做畢飛宇，還有人做莫言，每個人有一個山頭。這樣的話，好像這個作家好不好，直接影響我的聲名，好像批評家和作家是一起的。
現在也是這樣，一個作家出了一本書，然後出版社組織一批人來開個座談會，給每個人發點稿費、座談費。這其實就是作家拉了一批人來評論他的作品，批評家仍舊是依附性的。
應該是平等的。你作家寫作家的，批評家寫批評家的。批評家不是教作家寫東西，這是不可能的事。他是寫給讀者看的，批評家寫一篇文章，他面對的是讀者，給讀者一種思路，而不是教一個作家怎麼寫。
人物週刊：你做文學批評，又寫詩。對你個人而言，兩種寫作區別在哪裡？
張定浩：寫詩是個完全自我的東西，是自我在面對具體的人，是一種私語型的說話。寫文章，是面對公眾在說話。你寫的是他人，第一要做到“如其所是”地理解他，理解他本人是什麼樣子，他在一個怎麼樣的序列和譜系裡，你不能用另外一個譜系去衡量他——就像你拿著托爾斯泰的譜系，去衡量卡夫卡，他們明明是在兩個不同的譜系裡。
你要理解他在哪一個序列裡，他在他那個序列裡想達到哪一個目標，那他達到沒有？是必須如其所是地、準確地理解對方。這一點達到後，第二點才是能否誠懇地表達自己，尤其是面對當代文學，批評對象都還活著、你都認識的前提下，你能不能誠懇地表達自己的態度。而不是說，這個人你認識，你就說他幾句好話，那個人你不認識，你就罵他幾句。
人物週刊：做“誠懇”的文學批評時，怎麼處理得罪人的事？
張定浩：我認為，所有的批評都應該是具體的。很多人在做批評，一到表揚人就很具體，批評人時都是指向一堆人，都是不指名道姓的。既承擔了正義感，又沒有任何損失。
布羅茨基就說過：所有的貶義詞都先得放到自己身上。或者說你要承擔貶義詞帶來的所有後果。所有的批評得有後果，批評才有力量。如果你作出一個批評，罵一個時代、罵一群人，別人不知道你在罵誰，你其實是不用承擔後果的。
這種東西就不會引起反思，你也不會很好地表達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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