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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日本兵的戰爭體驗
翟一達
宏大敘事中充滿著激盪起伏的歷史變革，往往讓人們產生歷史發展是一個絕對與必然的錯覺。一個個抽象的對象成為了歷史的“主體”，這其中有時便缺少了活生生的人。以口述史的方法，通過呈現普通人的過往經歷重新擦拭去時光的灰塵，追溯和恢復歷史的過往，不啻於記錄歷史的一個替代性的、可供選擇的方法。日本學者小熊英二的著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為了解戰爭如何影響日本普通民眾的生活、戰時日本的社會經濟狀況、日本民眾對待戰爭的態度等問題，打開了一扇認知的窗口。
小熊英二是日本的著名歷史社會學家，寫作的主題集中於日本的民族主義、民主與愛國、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對和平憲法的論爭等。他曾在巖波書店（1927年設立、總部位於東京的出版社）工作了近十年，在東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赴慶應義塾大學任教。他這本新近出版的著作的主人公——一位在二戰即將結束前的1944年被徵召入伍、派遣至駐紮中國東北的第二航空通信聯隊，之後又遭前蘇聯軍隊俘虜至西伯利亞的赤塔地區戰俘營勞役，直到1948年才回到日本國內的普通日本兵——不是別人，正是作者的父親，小熊謙二。小熊英二從2013年開始對父親進行訪談，每兩週一次，每次進行大約三小時的談話（謙二曾因患病做過肺葉切除手術，只有一半的肺，長時間說話容易疲勞），花去大半年的時間記錄下了這段普通日本兵的戰爭記憶。
通過單一的角度或事件是無法瞭解日本民眾對待戰爭的複雜態度的。這樣的態度也不是靜止停滯的，而是流動變化的。在戰爭初期，戰時經濟拉動了軍需，日本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隨之發展。對軍工品的生產帶動了其他產業，國民經濟呈現出一幅繁榮的景象。日本國民也享受著經濟繁榮帶來的福利。謙二與外祖父母從北海道來到東京，開了一家糕點店，雖然忙碌，但是經營還能過得去。謙二的兄長也在公營市場經營一家售賣天婦羅的店鋪。當時，日本全國各地的人都逐漸湧入東京，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工薪階層的消費，從而帶動了商業的繁榮。在這一期間，對於日本普通民眾而言，對外戰爭至少沒有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更糟。
因此，在戰爭的初期，日本民眾對待戰爭的態度可以說是頗為積極。每次日軍在中國的侵略戰場上取得勝利的“捷報”傳來時，當地的町內會都會組織“提燈籠遊行大會”。每當有人被徵召入伍時，當地便會興師動眾地舉辦盛大的歡送活動（壯行會），婦人們會揮舞著國旗為其送行。我在2012年7月訪問廣島時，在原子彈爆炸受難者紀念館中看到了一張照片。照片所記錄的場景是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後，廣島市民舉行的遊行慶祝。在廣島的歡聲笑語的對面，卻是發生在南京的慘絕人寰的殺掠。這樣的慶祝活動，不僅只有在廣島，而是發生在日本的各地。也不僅僅只是慶祝活動，留存下來的史料證明，在這一時期，一般的日本民眾都被動員起來參與軍隊歡送、傷病兵士的慰問和看護救助、軍需物資的生產和後勤保障等，積極支援日本的對外侵略。有一個細節反映了當時日本在中國的侵略如何滲透和間接影響著日本社會。當時在中學讀書的謙二說：“在學校裡，當攻下南京、侵攻武漢時，就會在教室內掛著的地圖上，於該地區插上一支小旗子。可是，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戰爭總是不結束。”
日本民眾捲入、支援戰爭的景象，在謙二的戰爭記憶中只是輕描淡寫，主要是因為謙二所回憶的戰爭已到了後期，所看到的日本社會經濟狀況和民眾對待戰爭的態度已有所改變。這場“總不結束”的戰爭終於將苦果帶給了日本民眾自己。隨著海外戰事的吃緊，日本國內出現了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配給制度在全國施行。木炭、衣服、稻米、砂糖、火柴等日用品也都開始實行配給，而且戰爭的長期化令配給制度也失去了功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就算持有配給票或米穀存摺，到配給所卻無物可供配給，這樣的事情頻頻發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比起關心戰爭輸贏的新聞，人們更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謙二記憶中周圍的人們都沒有了早期那樣的“狂熱”，態度變得冷淡。“即便有鄰組或者町內會組織，也僅是傳閱一下回覽板應付一下，幾乎沒有人認真地進行什麼活動。”軍隊徵召新兵入伍，“再也沒見到穿著烹飪服的愛國婦人會揮舞‘日之丸’國旗送行的場面”。謙二自己被徵召入伍時，所在的公司就不再舉辦送行會了，“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謙二對當年的回憶是：“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許多時間和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令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人生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是盛大的歡送活動，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瞭解這種情況，所以也不再辦什麼送行會了。”雖然是禁忌，但是在謙二被徵召入伍、離開家門時，謙二的外祖父突然放聲大哭。在當時日本社會“政治正確”的舉止應該是鼓掌歡送。這個老人據說曾經歷過各種打擊——外孫們的死亡、商店倒閉、自己中風——一貫都是堅忍著，此刻卻大聲哭了出來。
服役期間的謙二
日本的普通民眾對戰爭產生了倦怠，並不意味著他們產生了反對戰爭的念頭。到了戰爭後期，1944年11月美軍的轟炸機已經出現在東京上空時，日本普通民眾對戰爭也沒有出現懷疑，從來沒有想過“日本就要戰敗”。謙二說：“自己既沒有支持戰爭的自覺，也沒有反對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隨波逐流。”謙二對戰爭的這種態度，反映了當時日本民眾的某種普遍想法。日本人中自然有敢於反抗軍部、批評發動對外戰爭的人士，但這只是少數。消除這樣的異類並不困難，畢竟政府手上握有暴力工具，但更為關鍵的問題是質疑國家對外侵略政策的人被周圍的親人、朋友、鄰居和整個社會所孤立和打擊——因為他們的反戰被視為是“不愛國”的表現。大多數的民眾面對如此大時代的變化，往往是被一種無力感所窒息。個人在這樣的大潮面前，顯得渺小，被捲入其中，被其所吞噬。大多數的普通日本民眾都是如謙二一樣，不由自主地“隨波逐流”。結果是，每一個普通的人都或多或少被動地、間接地參與了戰爭。這就是日本民眾需要“由被害意識轉化為加害責任”的思想轉變的契機。隨波逐流在精神上就是一種半死不活的狀態。雖然令人沮喪，這卻是戰時日本社會大多數普通民眾的真實寫照。
謙二對戰時日本社會的回憶，生動地展現出要實現對國民統合，對思想和信息的控制是關鍵的舉措。學校教育和新聞媒體是戰時日本社會控制民眾思想的重要手段。1930年前後日本就開始強化“愛國教育”，往後幾年更採取了高壓方式。天皇頒佈的教育詔書在學校不斷被重複。1937年學校教育受到“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影響，“空氣中的氛圍逐漸改變”。“班級名稱由ABCD變成了‘忠孝信義’。”課堂上教師不斷重複“要對天皇竭盡忠誠之心”。學生的社團活動也遭受到重組和改編。為了鼓舞日本全民的信心，官方發佈的都是“充滿希望”的戰況消息，而這其中的許多信息是編造的謊言。即使偶有報道日軍的失利，官方公開的說法也是“玉碎”。對於普通的日本民眾來說，既沒有任何內部消息，也不知道戰況的真實情況。謙二坦誠地說：“不管是自己還是周遭的人，已經沒有能力思考這樣的狀況（日本戰敗）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種資訊，或許讓大家都不願意去想結果了吧。”
戰時日本的一小撮人在“國家利益”的掩蓋下，把人民送上戰場，去殺戮另一個國家的人民。但是如此荒誕的理由，卻在“愛國”的話語下被證明著其“正當性”。像謙二一樣的普通日本國民被徵召入伍時，說出的話都是“我會堂堂為國盡忠”。就是這樣一個要求國民無條件盡忠的國家，卻毫無憐憫地拋棄自己的國民。這樣的事實在謙二對戰爭的回憶中比比皆是。
1945年8月蘇聯軍隊進軍中國東北，此時日本的關東軍“沒有預測到蘇軍的進入，因此前線部隊也未採取該有的戰鬥態勢”。當關東軍計劃撤退至朝鮮半島邊界前時，根本未通知當地的日本僑民避難，理由是“退卻的民眾會讓蘇聯察知日軍的後退戰術”。所以，事實上“在戰鬥展開之前，就已經放棄保護日本僑民了”。當謙二及其所在的日軍部隊被俘之後，關東軍司令部為了討好蘇軍，竟然犧牲這些普通士兵，主動提議將其送往西伯利亞供蘇聯勞役。其實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在1945年8月29日對蘇聯方面提出的陳情書中，有關受俘日軍的處置一章，有這樣一節記載：“返回（日本內地）之前的時間，將極力協助貴軍之經營，敬請盡情調度使用。”這並非關東軍司令部的自作主張。在近衛文麿受天皇之命所簽訂的《和平交涉要綱》中已經決定犧牲居住於中國東北的日本軍人和軍屬，將其作為對蘇賠償的一部分。以此，日本政府希望蘇聯“能幫助日本與聯軍諸國展開和平交涉”。在所謂的“國家利益”的幌子下，每一個具體的人都變得可以捨棄。
西伯利亞的日本戰俘
謙二就這樣被帶到西伯利亞赤塔地區。像謙二一樣被捲入戰爭，後又被送往西伯利亞勞役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員（“滿鐵”職員、“滿洲國”管理、警官、軍屬等）大致有64萬人。當地生活環境異常艱苦，大量日本俘虜死去。當謙二於1948年8月回到日本後，求職的經歷也都屢屢不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曾在蘇聯接受過“紅色思想”的改造。不僅謙二，其他的“西伯利亞歸國者”都遭到了警察的監視，受到歧視，生活中面臨諸多不利的處境。像謙二一樣的無數普通的日本人和家庭所遭遇的不幸，都是因為捲入了這場戰爭，所有的痛苦和創傷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造成的。
謙二已經徹底認識到日本這個國家的虛偽和自私，“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他對日本政府保持著不信任與憤怒，毅然決然地說：“A級戰犯的那些人，在審判上遭受那些判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發動戰爭，把父親與外祖父母的生活搞得一團混亂的傢伙，絕對不可原諒。”然而，那些與能夠發動戰爭密切相關的官僚體系與軍隊系統，在戰後仍然沒有得到清算。謙二一直對沒有追究日本統治精英的戰爭責任耿耿於懷，他說：“官僚或高階軍官們，即便戰敗，在停戰和約後仍可領取退休金。可是一般庶民工作一輩子存下來的錢，卻在戰後通貨膨脹中消失殆盡。發起愚蠢的戰爭、造成大量死亡、把父親與外祖父母的生活逼上絕境的那票人，應該要負起責任才對。”
謙二所訴說的對戰爭的體驗點出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日本政府對本國國民所負的戰爭責任。追究日本對亞洲各國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十分重要，日本政府需要對此進行認真的反省和道歉；但是，日本還欠經歷了戰爭苦難的自己的國民的一個真誠的道歉。謙二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因“戰時體制下的營養不足與生活不安定”相繼染病去世，謙二自己也禁不住想到“何時會輪到自己”。普通的日本人民遭受了戰時的短缺經濟帶來的生活困難、空襲，以及被徵召入伍，許多日本士兵都在異國他鄉的戰場上失去了生命。一個個普通人所經歷的親人逝去和家庭破碎所造成的不幸，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被掩蓋了。那些負有責任的政客和軍隊的將領卻以欺騙的語言，將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經歷了戰爭的謙二，已經把日本這個國家看透了。因為身為日本國民，所以被徵兵，被派往戰場，又被俘虜至西伯利亞遭受苦役，回國後遭到自己國家的歧視，事到如今政府卻淡淡地說一句，“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戰後日本政府對戰爭被害者採取的國家立場正是：“不賠償、不道歉、但撫慰對方。”政府設立了“和平祈願特別基金”等，通過基金會支付慰問金來應對戰爭的一些遺留問題。
日本也不願面對亞洲的戰爭受害者，設立“為了女性的亞洲和平國民基金”亦是同出一轍。日本仍對亞洲有關國家的戰爭受害者推託賠償和道歉的道義責任。對於戰爭賠償，謙二認為，“類似這種國際性的戰後賠償，應該不具時效性，請不要一直逃避責任。而且，這種負面遺產也不應該再留給下一個世代”。這番話是1997年謙二為朝鮮族中國人起訴日本政府在法庭上發表的“意見陳述書”中的一段。然而，不幸的是有關戰爭的歷史問題以及賠償，仍然是橫在日本和亞洲一些國家之間的障礙。而且這個負面遺產似乎已經被不幸地轉移給了一個又一個的“下一世代”。
謙二對戰爭的體驗還具有了超越國境的普遍性，他對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痛苦的同理心和想象力，已延展至另一個國家的國民。就是謙二這樣的再普通不過的一個人，參與到支持中國人對日本政府的一起戰爭賠償訴訟之中。雖然訴訟以失敗告終，但是代理此案的律師在訴狀中留下了對謙二的一段描述：“即便國家缺乏良知，但在無意之中，與國家的不義相對照，這個國家的國民卻仍表現出了良心。”
謙二隻是一個普通的日本人，通過他的口述生活史，為後人展現了戰爭如何影響了日本社會並改變了日本民眾的生活。但是謙二的視角畢竟只能反映某一個側面，如果完全接受謙二所描述的日本社會對戰爭的冷漠態度，便無法理解戰爭初期整個日本社會的狂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謙二作為共同原告，聲援支持朝鮮族中國人對日本政府起訴的事件，也不代表日本社會中大多數人對日本二戰歷史的看法。謙二說：“政客們反覆去靖國神社參拜，或者仍有人主張南京大屠殺純屬虛構的論調，對這些人我已經抱著放棄的心態了。但內心一直有股‘寧靜的憤怒’。看到最近一些週刊的目錄，充滿了各種排外的謾罵叫囂，深感歷史的真實性已不再受重視了。”
謙二在療養院
在一個靠投票選舉支撐的政治和市場資本主義支撐的經濟的國家，如果沒有足夠的支持力量，這些政客和書籍的出版商大概不會選擇去做這些令謙二憤怒的事情。如果僅通過謙二，我們是無法瞭解當今日本社會的完整狀況的。更為關鍵的問題是，謙二所說的在日本社會“歷史的真實性已不再受重視了”，並不是危言聳聽。像謙二這樣一個體驗了殘酷戰爭的普通日本人對戰爭的反思，在日本社會還能引起多少人的共鳴？
謙二的戰爭體驗不僅僅對日本，也對其他國家有著重要的啟示，這正是一個普通日本士兵的戰爭回憶的普遍性意義。
翟一達，學者，現居上海。曾在本刊發表《行騙的社會邏輯》《廣島：硝煙·眼淚·記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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