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下旬的通報會上，證監會發言人曾興奮地說，今年內幕交易呈現出下降趨勢。
現實似乎總喜歡與官方的“樂觀”作對。8月初，在查處的違法案件中，證監會開出了一筆56.7億元的“天價”罰單。8月中旬，在公佈的8起案件中，竟出現了多起董事長帶頭進行內幕交易的案例，主角中還不乏身價數百億的地方首富和創業明星。
北京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除2015年受“股災”影響外，2007年以來證監會進行處罰的“內幕交易”案每年都在增加。儘管2017年，中國證監會對“內幕交易案”進行了專項整治，仍然嚇不倒“利慾薰心”的內幕交易者，當年處罰的案件數量達到了60起。從8月17日證監會的通報看，2018年上半年受到處罰的內幕交易類案件已有36起，超過2017年的總量幾乎沒有懸念。
不但案發數量在逐年增加，案值和獲利總額也在增加，並且不時爆發出案值幾十億、數百億的驚天大案，如2010年的黃光裕案，2017年的徐翔、鮮言案。中國證監會通報的數據表明，2017年交易平均案值已超過3000萬元，7%的案件涉案金額突破億元，一些人通過內幕交易獲利多達數億、數十億之巨。
8月17日公佈的3起案件讓公眾更是揪心：廈門北八道公司與多家公司高管合謀，控制300多個賬戶操縱“張家港行”等多隻股票，獲利9.4億元；廣州安州控制22個基金和信託產品，操縱“節能風電”股票，獲利5057.4萬元；東莞首富何思模通過發佈“高轉送”預案操作公司股價，獲利6400萬元。雖然這三起案件都以“操縱股市”的名義被處罰，其中涉案人員大多與相關公司董高監存在內幕交易行為。為此，證監會不得不“痛下殺手”，開出了一張張“天價罰單”，罰沒北八道公司56.7億元，罰沒廣州安州1億元，罰沒何思模1.28億元。
如此天價的罰單，讓人們想起了2017年公佈的徐翔、鮮言案。廈門北八道公司56.7億元的罰沒，也唯有徐翔、鮮言案夠相比，創造了證監會2007年以來的第二高“天價罰單”。
2014年1月17日至2015年6月12日，鮮言利用3個證券賬戶、14個信託賬戶，持續操縱多倫股份，獲利5.78億元。2017年3月30日，證監會對鮮言進行了5倍的頂格處罰，共罰沒資金34.7億元。
2010年至2015年，徐翔夥同王巍、竺勇，並與13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合謀，通過高位減持套現、定向增發後高位拋售等手段操作13家上市公司股票，共獲利93.38億元。2017年1月23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徐翔有期徒刑五年半，罰金110億元。
若說獲利之多，處罰之重，徐翔可謂創造了歷史之最。然而廈門北八道公司操縱的賬戶多達300個，使用100臺電腦、10多名操盤手同時操縱張家港行、江陰銀行、和勝股份三隻次新股。雖然，目前沒有明顯證據表面北八道公司與上述三級企業存在內部交易，它也創造了集團化、隱蔽化的新“高峰”。
鮮言、徐翔案給證監會敲響了警鐘，2017年，證監會同相關部門加強了對團體作案以及私募機構與企業高管內外勾結的監控力度。同時，這兩起案件也給“貪婪者”們提供了新“警戒”，嗣後犯案的企業高管們也轉變了“思路”，內幕交易變得更加隱蔽。
在7月20日有關上半年的稽查執法工作情況通報會上，證監會發言人指出了“內幕交易”日趨隱蔽化的新趨勢，“赤膊”參與內幕交易的企業高管正急劇減少。2016年正式立案調查的89名內幕交易案涉案主題中，直接參與交易的僅31%。為掩蓋“馬腳”，他們通過親友、同學、業務夥伴或第三方委託人進行操作。在2017年新增的內幕交易案件中，近四成內幕交易的信息都通過3~4級傳播，隱蔽性更強，極大地增加了監管部門察覺和調查取證的難度。
為儘量減少“暴露”的風險和擴大收益，部分企業高管開始將內幕信息由直系血親向近親屬、朋友、同學、同事蔓延，甚至將之作為利益交換的產品與商業合作伙伴、子女就讀學校校長、企業所在地黨政幹部進行交換。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內幕交易的信息傳遞更加廣泛、參與人員更多，“窩案”“串案”日趨增多。為了躲避監管機構的偵查，董高監們可謂“腦洞大開”，妙計迭出。本刊整理了2018年證監會披露的部分處罰案例，董高監們從事內部交易的招數可謂精彩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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