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應對金融危機時，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10%。十年後，由於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大幅下降，這點是我們今天應對外部衝擊時要注意的。”11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財經》2019年會現場表示。
蔡昉認為，2010年是一大轉折點，之後中國的人口紅利開始消失。據測算，“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6.2%。當前中國經濟再度面臨外部挑戰，實際增長率目標和當下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即可，6%足矣。
潛在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經濟的實際增長能力。為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採取了持續至今的量化寬鬆政策。而中國在同期為了使經濟實際增長率不低於潛在增長率也實施了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也就是今天俗稱的“4萬億”，當時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10%左右。
蔡昉表示，中國當時的政策是對的，但也是有代價的。實施“4萬億”以後，解決了當時迴歸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問題，但接下來政策有慣性，使得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持續多年。“當時我們把產業政策、區域政策都和宏觀經濟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加以結合，形成了一個多元共振式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這個刺激政策會隨著產業政策的延續而保持長期的寬鬆。”蔡昉說。
“因此，我們的GDP這些年保持增長，復甦到正常，但是貨幣發行增長地更快。我們現在要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習慣於要用更高的槓桿、更寬鬆的貨幣、更多的貨幣發行。這種情況，是我們後來部署去產能、去槓桿、處置殭屍企業等等任務的來由。”蔡昉說。
當前，中國又面臨應對外部衝擊的挑戰，還要不要採取當年的方式？蔡昉認為，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從那年開始中國的人口紅利開始消失，勞動年齡人口下降，非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撫養比上漲。人口紅利消失的後果就是儲蓄水平、投資回報率、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都會弱化，均不利於經濟增長。
“很自然，2010年後，如果我們再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會發現潛在增長率下降了。而經濟的實際增長速度總體上是追尋著潛在增長率走的，而潛在增長率就是我們的增長能力，也就是我們的要素供給和我們所能達到的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蔡昉說。
據蔡昉估算，2010年之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總體來說在兩位數，10%左右。2010年之後，“十二五”時期估算的潛在增長率降至7.6%，最後實際增長7.8%。對“十三五”的估算，如果沒有刺激，沒有更大的改革，潛在增長率應該是6.2%。
“潛在增長率就是實際能力。我們今天應該有信心，只要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沒有低於潛在增長能力，我們就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不用擔心。哪怕是6%。因為我們整個‘十三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平均是6.2%，到“十三五”的末期到了6%，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蔡昉說。
“上一輪的刺激政策導致了一定的後遺症，但不管怎麼說，當時的目的是迴歸潛在增長率10%，因此出發點是沒有錯的。但我們把應對週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用來推動產業政策，用來實施區域政策，這是不對的。用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來補充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對的。”蔡昉說，“因此，我們以後的做法應該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現象。”
蔡昉提醒稱，“接下來，我們在投資需求上，多少會有一些刺激政策，這些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目標不再是迴歸到10%，也不要說8%，而是和今天的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也就是說，有6%或者略高一點的速度足矣，否則我們十年的教訓就白費了。”
蔡昉還強調，對外開放必須以國內加快改革為前提，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對外開放是一個做法也是一個信號，別人對這個信號做什麼反應，取決於他對你的信任，而對你的信任取決於我們國內的改革。“改革開放”從1978年就變成了一個專用詞彙，兩者是不可分的。因為對外開放意味著我們採取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兩個分開了就不可能讓這個體制是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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